此外，扶风太守邓艾上奏，表示农为国之本，民以食为天。

    他进言刘禅，说农业生产是关乎百姓生计、关乎军国征战、关乎朝廷大局的根本之事。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朝廷的任何一个官员都必须清楚农业的根本之重，这样才能懂民生，施政的时候才不会因为无知而耽误农业生产。

    刘禅很赞同，亲自批复奏折表示认可，派人赐与邓艾玉璧一对，玛瑙一双。

    毕竟孔子曾经曰过，‘足兵，足食，民信之……’

    刘禅轻易的便说服了官僚士大夫们认可此事。

    于是，此次科举，就形成了五经、算数、农业三必考。

    因为此次科举是文武分科，因此还有文综、武综两个选考的内容。

    其中三必考的分数，各自为一百五十分，总计四百五十分。

    文综、武综则是三百分，因此无论文武，总分都是七百五十分。

    最后综合判分，儒学五经的分数比重虽然依旧为重要位置，但是与之前一骑绝尘的情景完全不同。

    俨然在此次科举中无法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这让许多官僚士大夫们感到不悦。

    但是刚刚与皇帝达成了巨大的战略合作，兴奋的顿感导致他们并不觉得皇帝是在搞他们。

    或许，皇帝只是想要笼络拥有各种技能的人才而已。

    每年的察举依然照常进行，那才是历来他们士人做官的主要途径。

    这次科举只是因为朝廷扩地千里，并且收复两都，朝廷官僚队伍出现大量空缺。

    皇帝针对这样的现实需要所进行的临时起意、特事特办。

    而察举制才是大家的，朝廷的主要选官机制。

    他们是如此认为的，也是如此为皇帝的行为找补的，用看起来很合适的理由说服自己。

    因为刘禅给每个考试项目都说出了理由，也算有了交代。

    皇帝的态度已经相当好了，大家该给面子的时候就得给面子。

    因此，此次科举便确立了，文综考试包括时政策论、历史典故认知、诗赋文采、体能考核。

    武综包括军事知识考试、体能考核、武学技能考。

    策论基本上就是考察他们的政治素养，卷面上给出一个或两个当下的政治议题。

    问题也可以是皇帝或皇帝任命的出题人自己设想出来的。

    当然，偷懒点用朝廷拖延已久不能决策的政务来考试也行。

    让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动用自己的小脑袋瓜去提出解决方案。

    虽然有些难为他们但也因为考官比较熟悉真实情况而更能看出他们提出方案的可行性，然后更有理有据的打分。

    大汉不能崇文抑武，这是刘禅一直要求的。

    虽然两汉一直武运昌隆，但是东汉末年还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出现了的。

    而刘禅知道，若是不加以干涉和预防，这个趋势便会愈演愈烈。

    尤其是这一现象会随着传统科举的壮大而被加强。

    因此，刘禅需要从一开始就将科举改造成熟，同时配合上武学教育和武举取士，达到文武并重的趋势。

    当然，武人的确应该强悍，体质不强谈何栋梁。

    但刘禅并不想要自己的武进士都是些大老粗，他们是官，是武官，不是只用来冲锋陷阵的莽夫。

    应该读书识字，明事理懂兵法，熟悉天文地理，能够行军布阵尔虞我诈。

    文武教材不同，术业有专攻，没有高下之分，武学也要高学历。

    与传统的武举不同，刘禅要的武举也是取士，毕竟‘壮士’也是士。

    在刘禅的规划中，太学中有很多学院。

    其中就有一座讲武堂，以大量兵书为教材，教授军事战略知识。

    大汉对军事人才的要求很高，只有优秀的将领才能统领大汉的王师，受王命征战四方为率土之滨。

    大汉的军队，需要拥有更多具备专业军事知识的参谋人才，乃至于战阵指挥将领。

    一般的武艺方面，在军营里训练上两三年，便是普通人，也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战斗力。

    但是那些兵书兵法，军事战术乃至于战略方面，除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大多数人都得经过专业化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

    而这些知识，除了一些将门世家之外。

    便只有掌握了大量兵书典藏，以及拥有大量战场宿将的中央朝廷能够施教了。

    总之，科举取代察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举就是上层建筑。

    而背后配套的教育系统，对人才培养的人力物力投入，持续的规章制度完善则是基础。

    刘禅想要改变的事情有很多，因为他知道科举也不是公平的。

    就学费、路费经济方面，不少底层寒庶的读书人就会被淘汰掉。

    当下，进行义务教育就是痴人说梦，能一瞬间就将朝廷的财政给干废掉，然后将整个汉朝廷拖入破产。

    朝廷便是平抑全国各地地方的药堂物价，便已经付出相当大的财政支出。

    治病救人乃是大功德，刘禅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些年里也是挽救了大量婴幼儿，为人口增长做出显着贡献。

    因为朝廷亲自出手降低看病成本问题，百姓们有病就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而不再是请巫婆，求仙问药，对于朝廷提高百姓凝聚力，打击封建迷信很有帮助。

    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药价不可避免的因为供需关系的转变而涨价。

    但是朝廷也不能干看着其涨价，否则善政就会变成恶政。

    于是朝廷对于许多种药材进行了财政补贴，让药商赚到钱，并且百姓用药依旧维持低价。

    同时各地加大药材种植建设力度，扩大生产。

    并且各地官府根据人口专门划出药田份额，由各地医务官管理，这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成本。

    此外就是人才建设，例如自江陵医学院之后，成都医学院、长安医学院也陆续建立，每年为社会输送近千名能治病救人的优秀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