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恩沉思一番，决定调整策略。既然现成的资源不足，唯有自力更生。他请李岩尽力搜集县内的铁质农具后，直接提出征用松江县所有相关工匠的需求。
    李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明代的工匠与军人一样，社会地位低微至极。初期的明代，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自元代。尽管废除了元代按种族划分的等级制度，但军籍和匠籍却被保留下来。明太祖朱元璋明令规定，军户和匠户需世袭其职，终身无偿服务，户籍不得轻易变动。然而，这样的重负下，许多工匠的生活举步维艰。到了明代中期，大量工匠私自逃离，迫使政府不得不改革匠户服役制度。嘉靖年间，轮班制的匠户服役终于被彻底废除，改为除坐班匠户外，其余匠户每年缴纳一定银两即可自由谋生。即便如此，匠户在官府眼中的地位依旧低于民户，且各县城匠户数量固定，易于征召。因此，李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
    因李培恩急需铁器，李岩一刻也不耽误。谈妥后，立刻派人传唤县里的捕头来处理此事。见捕头准备离开县衙，李培恩担忧他会借此欺压工匠，于是召唤两名锦衣卫随行，以防万一。实际上，李培恩并非多虑，他深知这个时代底层官员对待平民的态度。如今江浙地区富裕丰饶，年年丰收，但仍有许多农民生活艰难，主要原因就是官员们的苛刻剥削。单说每年的粮食征收，不知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两名锦衣卫跟随捕头外出后，李岩又让人拿来县衙的匠户名录供李培恩查阅。粗略浏览一遍，李培恩发现松江县虽号称大县，但匠户仅有一百四十多家。其中石匠和铁匠加起来不过四十来户，这还包括炼铁和打铁的。然而，让李培恩颇感惊喜的是，这百余家匠户中竟有一半左右是造船工匠，这对李培恩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合上手中的匠户名录，李培恩思考片刻，问道：“坐班匠户有多少户？”
    李岩摇摇头，回答：“很少，只有几户，大多数匠户都选择每年交纳银钱以替代劳役。”
    对此，李培恩并不惊讶。坐班匠户就像后世的国企职工，指的是长期在官方工坊工作的匠户。然而，正如后世许多国企常年亏损一般。
    指望那些薪水微薄，时常消极应对的工匠维持一个官方工坊，简直是痴心妄想。一旦官方发现旗下的作坊开始亏损，收支失衡，自然而然，他们会关闭这些工坊，将工匠们释放到民间自寻生计，同时根据朝廷规定，每年收取四两五的服役银。这些工匠在社会上往往能依靠手艺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因此，双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这些工匠在外赚取多少，只要他们仍是匠籍，官府一声令下，就能征召他们入伍。然而，李培恩并不打算招募一群只求混过服役时间、消极工作的工匠。于是，思考片刻后，他对李岩说：“还得麻烦李兄帮忙，先把这些县里的石匠和铁匠召集起来，我想先跟他们见个面。”“见他们？”李岩皱眉，心中疑惑，但他没有追问，爽快地答应了。商定这两件事后，李培恩告别县衙，离开。他还需在松江县的码头租赁仓库，尽快卸下船上的粮食，以便船只空出来，早日返回常州府接运更多灾民。抵达松江县外的码头，李培恩在锦衣卫去寻找仓库之际，找了个茶摊坐下，点了一碗米酒团子，慢慢品尝，权当早餐。昨天奔波一天，晚上回来已晚，他只能和陈晖他们啃些干粮。今天连早饭都没吃，这碗米酒团子正好填饱肚子。米酒团子吃得差不多时，外出打听仓库的锦衣卫带回了一个管事。管事看到李培恩，先是惊讶于他的年轻，随后迅速调整表情，恭敬地拱手问好：“吉安商号管事鲍贵见过大人。”“吉安？”李培恩好奇地问了一句，指向对面的凳子：“请坐。”“谢大人。”鲍贵道谢后，才恭敬地坐在李培恩对面。看着鲍贵的模样，李培恩不确定这位商行管事对所有人都如此谦恭，还是他已经看出了自己身份的不同寻常。不过，李培恩没有深究，此刻他更感兴趣的是管事提到的商会名字。吉安古称庐陵，位于江西，明朝初年由朱元璋改为吉安府。李培恩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在分析当前朝廷局势时发现，除了江南，江西人在朝为官的数量最多，而其中尤以吉安府最为突出。
    身处松江之地，竟偶遇一位来自吉安的商行主管，这在当今实属罕见之事。
    “您刚才提到贵商行名为吉安商行，是指江西的那个吉安吗？”
    鲍贵微微一礼，恭敬地回应：
    “大人所言不差，正是江西吉安。”
    话音刚落，未待李培恩发问，他主动详述起来：
    “小人所在的吉安商行，初创之时，是由几位吉安本地东家合力创建，为求公正，故命名为吉安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