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内篇》说到儒道二者的分工:
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明本)
他是把祭祀以祈福这种宗教性活动划在儒者的职责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在神道设教的意义上,葛洪是毫不含糊的儒教中人。所以,我仍然认为:葛洪既不是道教组织的成员,也不是道教思想的同情者」,而後来的道教徒牵强附会地把葛洪引作同道先哲,不过是借重葛洪的博学能文以壮本教声势。
葛洪称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抱朴子内篇遐览》。似乎在葛洪眼中,师傅郑隐也和自己一样,是儒道兼修的儒教中人。我仍然认为,葛洪「本志是要申道义昌儒教而兼济天下,只是因为处境不顺,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术以独善其身。所以《抱朴子》裏没有谈到过与儒教神灵体系不同的另一个神灵体系、另一个最高神格。如果说他心目中有一个最高神格,恐怕还应该是儒教那个介於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天,其人格化的象徵就是皇帝才有权祭祀的天帝。
至於葛巢甫,他尊奉的应该是新灵宝经建构的新神格。他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原本已无从得见,《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大致即是。此经假托为元始天尊授予太上大道君,其中主要尊奉的神格是五方五老,及其上位神「元始」。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
其三,上述诸位所实践的道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都努力实践长生成仙之术。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说,他们因传授金丹仙经而形成几代师徒关系。《抱朴子内篇黄白》还说:郑君言,曾与左君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後汉书左慈传》载左慈擅长变化之术,该传注引曹丕《典论》,则说左慈擅长补导养生之术。《抱朴子内篇释滞》载葛玄能闭气胎息,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郑隐则注重三皇派敕使鬼神之术。葛洪得传众多方术,但最注重的只是金丹术。
而葛巢甫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强调五篇真文作为符咒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归纳为四:一是人可以成神仙,二是可以使天的运行正常,三是可制治死者世界(罗酆山)的鬼魔(六天),四是在洪水之际免於淹死。显然葛巢甫对金丹术等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缺乏兴趣。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重在自力,是以自身的努力为基础的,而五篇真文的符咒成仙之术则重在他力,以对外在神力的依傍为基础,两者趣向相反。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道术实践的目的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而葛巢甫道术实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超乎自身个人范围,涉及全社会。後来在五篇真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灵宝派经书,接受大乘佛教影响,更加提倡无量度人,贬称个人解脱之道为小乘。例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曰:宗三洞玄经,谓之大乘之士。先度人,後度身,坐起卧息,常慈心一切。同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称赤乌三年(240)葛玄於劳盛山向一批道士开示他们未得天仙之由,是因他们:
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介,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盛,故得地仙之道。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实践特定仙术。
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属於同一个道派。所谓有一个葛氏道流派的判断,不能成立。
三、所谓葛氏道教世家辨析
即使证明了葛氏道流派说不能成立,也还不等於证明「葛氏道教世家」说不能成立,因为道教世家的流派属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进一步的辨析还是需要的。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道教是不是东吴两晋丹阳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
《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有葛洪家世资料:
洪曩祖为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於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於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文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於累世无居之者。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仁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待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於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