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是关乎王朝兴衰的大事。君臣关系健康，国家往往强盛；反之，就会走下坡路，甚至灭亡。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方面的案例，最为着名、流传最广的当属初唐时期李世民与魏徵这对君臣了。

    唐太宗的继位方式虽说不太光彩，但任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帝王。在他执政的前十年里，朝堂上基本没有党派之争，文臣武将既和谐团结，又敢于批判，使得大唐在乱世中迅速崛起，不仅外邦臣服，而且国内轻徭薄税，百姓幸福指数爆棚。

    太宗为避免重蹈隋炀帝、以及东突厥颉利可汗的亡国覆辙，鼓励臣子谏言，指出为政过失。在他的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民生为重、敢讲真话的诤臣，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玄宗时期。而魏徵，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魏徵，字玄成，河北晋州人。早年投靠瓦岗军跟随李密，后又辅佐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归入李世民麾下。先后担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等要职。

    他相貌平平，却极富胆识与韬略，善于扭转皇帝的错误想法。有时遇到太宗震怒，他也敢于直言进谏，且神色从容，坚持己见，太宗每每为之让步。

    太宗得到一只鹞子，非常喜爱，时常放在胳膊上把玩。有次远远望见魏徵过来，急忙将鹞子揣于怀中。其实魏徵早看到了，为了避免太宗玩物丧志，他故意拉长奏事时间。等魏徵走后，鹞子早被捂死了。

    还有一次，魏徵请假探家，回来时对太宗说：“他们都说陛下要去终南山，外面都已准备齐妥您又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太宗苦笑着说：“开始朕确实有此想法，但一想到你的态度，朕就不想再去了。”

    魏徵曾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众多利国利民的好理念、好观点，对李世民的施政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形成。死后获赠司空，谥号“文贞”，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

    【01】劝阻封禅

    封禅，是我国古代帝王前往泰山祭祀天地的重大礼仪活动。是古时君臣极为重视的国家级大型典礼，通常用于昭示太平盛世。太宗之前，有信史记载的封禅帝王仅有秦始皇、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三人。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李世积击破突厥，大唐声震四方，盛世气象初显；贞观五年（631年），赵郡王李孝恭、利州都督武士彟先后奏请太宗封禅，均被太宗所拒。

    贞观六年（632年）正月，文武百官再次奏请，太宗这次虽予以拒绝，但内心却很向往。在群臣的不断怂恿下，太宗准备批准，魏徵却坚持认为不妥。

    太宗有些不高兴的问：“你不愿让朕封禅，是朕的功劳不够高？”

    魏徵答：“您功高盖世。”

    太宗问：“是朕的德行不够厚？”

    魏徵答：“您德行深厚。”

    太宗问：“是中国还未安定？”

    魏徵答：“已然安定。”

    太宗问：“是四夷还没服从？”

    魏徵答：“服从了。”

    太宗问：“是庄稼没有丰收？”

    魏徵答：“丰收了。”

    太宗问：“是符瑞还未降临？”

    魏徵答“已经降临。”

    太宗诧异的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以太宗的威严，如果换一个人，在这一连串的逼问下恐怕早已吓得说不出话了。

    魏徵却从容应答：“陛下虽已满足上述条件，但天下在隋末乱世后人口仍未恢复，仓廪仍不丰盈。您车驾东行，千军万马相随，仅保障这些人的吃穿用度，百姓就难以承受。”

    “况且陛下封禅，远方国家君长都要陪同。如今中原腹地受战乱影响，从洛阳至泰山沿途人烟稀少，很多都方草莽丛生一片荒芜，这不是把他们引入纵深窥探我们虚实吗！”

    “再说封禅路途遥远，您赏赐再多恐怕也难以做到人人满意，连年免税都未必能弥补百姓劳苦。您崇尚虚名却收获不到半分实利，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太宗无言以对。恰好遇到河南、河北数州罹患水灾，封禅随即叫停。

    太宗认真思考了魏徵的话，终其一生也没再提过封禅，而是把留名青史的机会，让给了后世子孙唐高宗、唐玄宗。

    【02】推行善政良法

    贞观二年（628年），交州（今越南境内）都督李寿因贪污被治罪撤职。太宗因瀛州（河北沧州河间）刺史卢祖尚文武兼备且官声较好，将他征召入朝，告诉他说：“交趾这地方地域广大，长期缺乏贤人治理，需要你这样人才前往镇抚。”

    卢祖尚一开始很高兴，答应下来。谁知不久就反悔了，推说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应那里气候。太宗很不高兴，让杜如晦他谈话，告诫他：“匹夫尚且重视承诺，你怎能答应了朕又要反悔。”卢祖尚也不知抽了哪根筋，就是不同意。

    太宗再次召见他亲自做工作，卢祖尚仍不同意。太宗怒斥他说：“我堂堂一国之君，如果连安排个人都安排不动，还怎么治理天下。”盛怒之下，直接在朝堂上处死了卢祖尚。

    事情过后，太宗有些后悔，在与侍臣闲聊时问：“齐文宣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征伐着称于世，执政后期酗酒无度，滥杀无辜，是史上出名的暴君。

    魏徵见太宗突然问及文宣帝，知道他心生悔意，便委婉的说：“文宣帝虽然狂悖，但在与人争论时，如果理屈也会顺从。他的青州长史魏恺出使南梁返回，被改任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文宣帝责骂魏恺，魏恺却振振有词的说‘臣在大州（古时以人口多少、地盘大小区分大、小州，青州辖地、户口均远超光州）当长史，奉命出使南梁，有功无过却被打发到小州任职，臣不服。’文宣帝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魏恺说得有理，便赦免了他。这是他的长处。”

    太宗感叹道：“你说得对。卢祖尚虽然有失人臣节操，但罪不至死，朕做的有些过分了。这么看来，朕还不如文宣帝！”随即恢复了卢祖尚官爵。

    还有一次，有个叫李好德的官员精神出了点问题，说了不少自己能当天子的疯话，太宗诏令有司调查。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张蕴古审讯后如实奏报：“张好德精神不正常，按律不应治罪。”

    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曾在相州任职，那时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是相州刺史，做过张蕴古领导，他这是有意徇私包庇，所奏情况与事实不符。

    张蕴古曾因呈献《大宝箴》，分析朝政得失，得到太宗赏识，被太宗直接从基层提拔为大理丞。

    听了权万纪汇报太宗不禁大怒，认为张蕴古有负他的期望，当即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不久太宗心生悔意，颁下诏书强调说“从今以后，但凡死罪，即便立即执行，也需奏告三次方可行刑。”

    权万纪与另外一名御史李仁发，均靠揭发检举他人得到太宗信任，满朝文武对两人恨之入骨。

    魏徵看到太宗这纸诏书，趁机劝说太宗：“权万纪和李仁发是阴暗小人，专门把诬告他人当作公直，把进献谗言当成忠心。陛下您并非看不清这点，只是想利用他们来警示鞭策群臣罢了。他们却打着您的旗号胡作非为，由他们所弹劾的官员，大多并非真的有罪。陛下您纵然不能任用贤良改变风气，也不能重用奸邪自毁形象啊！”

    太宗沉默良久，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以示嘉许。不久，权万纪、李仁发罪行暴露，被依法处置。

    魏徵的话对太宗震动很大，被他处死的这两名大臣，均是朝中贤良，只因轻微过失就横遭惨死。特别是张蕴古，明明是阐述事实，太宗却轻信诬告，斩杀了这名忠直敢言的大法官，忘记了魏徵曾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魏徵劝说提示下，太宗痛定思痛，把“死刑需三次奏告”的诏旨写进律法，明确“凡判决死刑的，于执行前两日内，需两次奏告核准；执行前一天再经过三次奏告核准方可实行。行刑当天，宫中分管膳食的部门不得安排酒肉宴饮，内教坊、太常寺不得演奏乐器。门下省负责检查监督。同时，有依法当死，但情有可原的，应如实加以奏报。”

    这一善法的实施，保全了许多无辜生命！

    说实话，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皇帝的话就是法，随便杀几个大臣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魏徵没有去做正面工作，而是任由太宗因岔滥杀，也就不会有这条善法的出台。

    【03】君正臣直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女儿长乐公主出嫁。长乐公主由长孙皇后所生，太宗对她宠爱异常。爱女出嫁，当老爸的自然要豪横一把。太宗当即安排有司，拿出高祖女儿永嘉长公主出嫁时一倍的彩礼赏赐女儿。

    魏徵对这一做法很不认可，谏阻说：“当年汉明帝加封皇子，专门交代办事大臣，给自己孩子所定待遇千万不可超出先帝之子标准。而您给自己女儿的彩礼却是长公主的一倍，与汉明帝相比，您在尊重长辈上差距有些大吧！”

    太宗觉得有理，就进入后宫将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由衷感叹说：“妾以前总是听陛下说魏徵贤良，原本不知什么缘由，但从今天来看，他不愧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每次与您说话都须察言观色，生怕触犯到您。而他作为与您无亲无故的臣子，竟敢如此劝您，他的话陛下不可不听！”

    事后，长孙皇后专门派人赏赐魏徵四百缗钱、四百匹绢，并捎话给他：“听说您为人忠直，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希望您能一直这样，不要有所改变。”

    一次，太宗在丹霄殿设宴招待朝中高官。君臣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长孙无忌感慨的对太宗说：“当初，王珪、魏徵都曾辅佐李建成与您为敌，没想到今天竟能欢聚一堂。”

    太宗说：“王珪、魏徵能够尽心办事，所以我才重用。然而魏徵每次进谏，一旦朕没有采纳，他就不再理睬我了，这是为什么？”

    魏徵答：“臣认为您做得不对，所以才劝谏。陛下您不采纳，而臣还满口应承，那就是默认错事可以实施，所以臣才不敢理您！”

    太宗说：“你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劝谏啊。”

    魏徵答：“舜帝当年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非议’。臣明明知道您错了，却还违心答应，不就违背圣人教诲了。”

    太宗大笑：“人们都说你举止轻狂，我却看你更觉妩媚，正是因为你敢说实话啊！”

    魏徵起立，正色拜谢说：“陛下您允许我们说话，臣才能畅所欲言；陛下若是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敢屡次冒犯！”

    以现在的视角来审视，初唐时期君臣关系之所以健康和谐，抛开太宗个人修为方面的因素不谈，君臣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从乱世中诞生的大唐，太宗君臣都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深知和平时代来之不易。让国家强盛起来、使子孙后代都能得享太平，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期盼。有了这种共识，君臣之间也就容易达成齐心协力的氛围。

    随着大唐国力日益雄厚，繁华日子过得久了，也就不可避免的生出安逸享乐的心。而此时的魏徵还像贞观初年一样，奉劝太宗居安思危。太宗表面上虽仍很客气，但内心已不再如当初那般心悦诚服，君臣之间也就慢慢生出矛盾。

    由此可见，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对君臣双方的德行修为、胸怀度量等综合因素都有极高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以天下为重、以事业为重的情怀。

    在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中，臣子是弱势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君王的作用尤为重要。作为君王，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好恶放在第一位，又怎会爱听臣子的真话与实话，长此以往正直的人势必都会缄默远离，身边也只能剩下那些所谓高情商的“小人”，又怎会不身败名裂。而君王一死，那些依附于他的臣子们，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论在哪个年代，也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担任何种职务，只要符合良知，顺应民意，祛除私心，就一定会得享福报。

    循正而行，自与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