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河北邢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没落官僚出身，远祖宋弁曾做出北魏吏部尚书。

    他自小天资聪颖又学习刻苦，年仅十七岁就进士及第，成为大唐官员。历任县尉、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等职。任内执法刚正，不畏权贵，受到武则天赏识，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中宗时期，他已步入领导岗位，曾担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要职。因与权臣武三思不和，外调为州刺史。

    睿宗李旦上任，他从洛州长史任上与姚崇一同回朝出任宰相，把朝政打理的井然有序。又因拒不攀附太平公主一党，再次外调为刺史。

    此后辗转多地任职，直至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才又重新担任宰相。

    多舛的仕途不仅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反倒历练了他的施政能力，让他见识了民间的苦乐悲欢。

    与出身兵部、机变百出、断事如流的姚崇相比，宋璟长期就职于御史台，专司弹劾检举，又曾以一把手身份在多地主政，养成了守法持正、善于用人，按规矩、按程序办事的行为习惯。

    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继续放到昏君当道、奸佞横行的年代，必然会成为打压排挤的对象，所幸他遇到了一心求治的唐玄宗。

    执政早期的唐玄宗，除了带兵打仗无法与曾祖李世民相比，其他方面都不遑多让。继任四年多，他重用姚崇，抑制权贵，修明吏治，整肃军队，一扫中宗、睿宗以来的颓势，无论内政亦或外交，都呈现一派盎然景象。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年过半百的宋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一展抱负！

    【01】功劳都是领导的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带领群臣巡幸东都洛阳。大唐设有长安、洛阳两座都城，为减轻民众负担，君臣会定期在东、西两都之间轮流居住、办公。

    途经函谷关时，玄宗因道路险峻难行且没有整修利落，把河南尹及负责出行保障的知顿使抓了起来，想要撤掉他们。

    宋璟劝玄宗：“陛下如果因为这点事怪罪二人，那么将来不管您走到哪里，地方官员因担心受到责罚，都会奴役民众修桥铺路。此风一开，恐怕天下百姓再也没有安逸之时了。”

    玄宗稍一琢磨，感觉在理，当即就要释放他们。宋璟赶忙劝阻：“陛下您因臣的一句话就赦免他们，他们会把恩德记在臣的身上。请将他们交付朝堂审议，然后再正式下令赦免。”

    宋璟这一做法，既反映了他的人品境界，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许多在官场混了很久的人就是参悟不透这一点，总认为领导采纳了自己意见，功劳就是自己的，从而到处显摆炫耀。殊不知你的意见再好，如果领导不听也只能沦为空谈。

    过分拔高自己去与领导抢功，无异自毁前途！长此以往，领导还能信任你吗！

    【02】推行公开奏事

    贞观年间，政风质朴，朝政公开透明。

    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有事向皇帝奏报，朝廷都会安排谏官、史官随行旁听，以便及时匡正过失、记录言行；其他各部官员奏事，均在朝堂公开陈述；就连御史弹劾官员，也需头戴獬豸冠，当众宣读弹劾文书。

    这样的做法，使得高官权贵无法单独与皇上密议，小官近臣也没机会私下里进献谗言。

    高宗晚期，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主管朝政。两人品行不端，所想所做竟是些如何构陷他人的阴谋诡计。这些事情见不得光，自然不能在朝堂上公开禀明。于是，密报私议逐渐取代了公开奏事。

    在两人影响带动下，百官纷纷仿效。奏事时，往往先请求把左右大臣屏退，前行到皇帝御座前秘密进言。谏官、御史远远站在下面，根本听不清他们商谈的是什么！

    武后继位初期，用严刑酷法治理臣下，大力倡导和鼓励告密。谏官、御史弹劾官员，根本用不着搜集罪证，仅凭风闻即可举报。所告属实，升官；不属实，也绝不追究。御史与群臣还可互相检举，搞的朝堂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讲话，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宋璟一心恢复贞观年间的公开奏事制度，在经过近一年准备，并征得玄宗同意后，他给百官立下规矩：“从今天起，除非所奏事务涉及皇室隐私或是重大机密军情，其他政务均应在朝堂公开陈述，史官按贞观年间做法如实记录存档。”

    政务公开与否，是政体是否先进、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象征。既然为国为民，既然至公无私，又有什么不能公开谈论的！少数几个人神神秘秘、鼓鼓捣捣的私下运作，无非是想避开公众视野，谋取个人私利。

    【03】狠刹阿谀奉承之风

    宋璟曾做过广州都督，在当地名声不错。他走后，当地一些官员和民众出于尊重为他立遗爱碑。这是当时百姓对官员施政行为的一种肯定，与清朝的万民伞、现代的表扬信相类似。

    但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名声，引起朝廷关注，暗中唆使所属民众为自己立碑，好事变成了矫情！

    宋璟对此很反感，他面见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什么特殊功绩，只因臣现在位居宰辅，得到陛下信任，才给了这些人以谄谀拍马的机会。这种风气不好，请从臣开始，禁绝此风！”

    玄宗叹服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一经颁布，各地都不敢再随意立碑，曾经风行一时的奸佞谄谀之徒彻底没了市场！

    【04】用人用其所长

    宋璟长于识人、善于用人，对朝中官员的优缺点了解的非常清楚，能够根据他们的禀赋特长，将其放到合适岗位上发挥作用。

    他曾在一次中高级官员调整中提出意见，认为：“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有才略、善文词，原则性稍弱，喜欢变通。如果提拔过快，容易使他们犯下过失；如果长期不用，又可惜了两人才华，建议任命为州刺史。”

    “大理卿元行冲口碑很好，刚上任表现尚可，掌权后很不称职，建议外调为左散骑常侍，由李朝隐接替大理卿。”

    “陆象先精通政务，为人宽和，缺点是容不下非议，建议用为河南尹。”

    与当世能臣姚崇、张说相比，宋璟在能力上未必比他们强多少，甚至在军事谋略方面还略逊一筹。但是他的至公无私，却远优于二人。很多人讨厌宋璟，是嫌他铁面无私。可不管是谁，甚至是受他弹劾处理的官员，都对他敬畏有加，这大概就是人格的力量！

    【05】按规矩来

    宋璟为人处事极重规矩，对于与程序和规矩不相符的事，他必竭力反对。

    隐士范知璿因才学受到推荐，宋璟读了他的《良宰论》，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我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感觉奉承话太多，有拍马屁的嫌疑。作为隐士应直指朝政过失，怎可一味迎合，取悦于人！如果真有本事，就去参加科举，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仕途。”

    开元七年（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病故，其子王守一请求将坟头修成五丈二尺高，得到了玄宗批准。

    坟头修的多高，在过去是有严格标准的，超出了就是逾制，要遭到弹劾。唐时一品官的坟头高一丈九尺，五丈二显然超出太多。

    命令下到宰相府，宋璟、苏颋就此事与玄宗展开争论，宋璟直言不讳的说：“您因皇后父亲的原因，想把他的坟修的高些，这对您来说不是难事！臣等之所以冒着不尊重您的风险再三劝谏，只是为了成就皇后美德，不让世人因此讥讽她。况且您今天违背制度、坏了规矩，后代子孙都会效仿，口子一开再难刹住，怎么可以不慎重！”玄宗想想也是，收回成命，重重奖励了两人。

    玄宗因岐山县令王仁琛是他做藩王时的老部下，没有走正常程序，直接授予其五品官职。

    宋璟委婉劝说玄宗：“提拔老部下是您的私情，但我唐在升任官职上有制度，要看他的资历如何。王仁琛因为您的原因，已经排在前面了，如果再破格晋升，对其他官员来讲太不公平。况且他是王皇后的族人，更要防止舆情非议。请您将对他的任命交付吏部研究，假如没有过失，再按资历优先录用。”

    玄宗的大哥宋王李成器（此时已改名李宪），请求将候选官薛嗣先提前弄个小官做。玄宗批给了中书、门下，让他们拿意见。

    宋璟知道玄宗对大哥历来敬重，担心他碍不过情面坏了规矩。专门奏告玄宗：“薛嗣先曾两次参与选任，虽不在必须留任使用的范围里，但因他与宋王有亲，理应授予官职。”

    “中宗年间，皇帝时常私下授官，被称为斜封官。自从您上位，这事便已禁绝。赏一人、任命一官，必须看他的功劳与才能，并经过中书、门下办理。”

    “薛嗣先的事，容臣等再商量一下，然后交付吏部研究。请您不要直接任命。”玄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宋璟不仅敢于犯上劝谏，对自己亲人同样不徇私情。

    有个叫宋元超的候选官在吏部自称是宋璟叔父，希望得到优先任用。

    宋璟听说了，给吏部发去一纸函文：“宋元超是我远房堂叔，居住在洛阳，我与他来往不多。我既不敢隐瞒他是长辈这个事实，也不愿因私情坏了规矩。如果他没说破这一层，还可依程序办理。现在既已如此，请将他外调降职使用。”

    【06】劝谏也要讲艺术

    宋璟能得到玄宗信任，除了讲原则，还与他善于劝谏，而不是一味说教有关。

    开元八年（720年）五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日食与月食，在古时都是重大灾难的预兆。

    玄宗在继位后的第一次日食前表现的多少有些紧张，不仅脱掉龙袍换上素服，停止音乐减免膳食，坐在宫中静等灾变。还多次颁布诏令，让中书、门下官员视察囚犯，赈济贫困，督导农耕。

    宋璟看到这种情形，上奏安慰玄宗：“陛下您能体恤民众，这是苍生福分。日食时修养德行，月食时修明刑法。所谓修德，无非是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不听谗言而已。君子最怕说了不做，倘若至诚在心，上天自会体谅，何须屡下制书。”

    【07】遭嫉被免

    宋璟在姚崇打下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规范秩序。

    大唐经过两任贤相治理，朝政更为清明。内政的强大，也让边疆各部族纷纷臣服。吐蕃、后突厥也相继与大唐签订了和平盟约。

    但宋璟过于刚直的作风，让他得罪了不少权贵。特别是废止旧币、推行新币的做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元六年（716年），朝廷下令废止旧币，颁行新币。原因是旧币多为粗制滥造，且份量不足。要求各地回收旧币，统一交到朝廷，由少府熔铸成不低于二铢四分（17.94克）的新币予以流通。

    命令下达后，引发京城骚动，市场交易一度停滞。

    宋璟、苏颋奏请拨钱两万缗，分置于南、北市场，用平价购买百姓无法售出、对官府有用的物品；准许长安、洛阳两京官员预借俸禄，以便新币流通。同时通知长安周边府县，拿出十万石米出售，用以回收旧币。

    各地对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似乎并不怎么上心，官员热情不高、随意应付，特别是富庶繁华的江、淮一带，旧币仍旧泛滥。宋璟安排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督导旧币回收。

    宋璟嫉恶如仇，非常反感有了罪仍在不断申诉的人，但凡遇到这类人，他会把他们拘押到御史台。什么时候承诺不再乱告状了，再予以释放，由此惹来骂声一片。

    从开元七年（720年）年底至翌年正月，长安多日未见雨雪，闹起了旱灾。旱灾是人间遇有重大冤情的征兆，有些对宋璟心怀不满的人开始利用这个做文章。

    一天，玄宗出巡。街市上有个唱戏的伶人，打扮成旱魃模样，来到玄宗面前。

    玄宗问：“你因何而来？”

    旱魃答：“宋公把三百多名身怀冤情的人关押起来，旱魃不得不出啊！”

    玄宗心有所感，默然无语，对宋璟有了看法。

    恰在此时，宋璟派往江淮督导旧币回收的萧隐之出事了，因其方法过于简单粗暴，搞得民怨沸腾，遭到多地官员民众联名举报，被免官问责，事情也牵连到了宋璟。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下诏，免去宋璟、苏颋的宰相职务。授予宋璟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苏颋出任礼部尚书。

    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接替了他们，成为开元年间第三任宰辅！

    源乾曜曾与姚崇搭过几天班子，为人谨慎；张嘉贞出自兵部，施政严肃。两人都知道宋、苏免相的原因所在，上任后谁也不再去触碰推行新币这事，两年多的努力付之东流，旧币泛滥如故。

    不论姚崇还是宋璟，都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应有贡献。姚崇善于把混乱无序的政务用最短时间处理妥当，宋璟适合在治世中立起规矩、维护秩序，让大唐的官僚体系在既定程序下各安其所、有序运行。

    玄宗从两名贤相身上学习领悟到了许多为政之道，治国理政变得愈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