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汉书·晁错传》

    汉文帝即位之初，汉文帝面临的主要矛盾，便是与功勋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冲突，不得不倚重自己从代国带来的亲信官员以及舅舅薄昭等外戚，在这种局面下，汉文帝可以容忍这些人的一些不法行为。

    然而，随着皇位的稳固，汉文帝的主要矛盾从稳固统治变成了治理天下，再加上贾谊在《治安策》中点出的礼制问题，汉文帝自此后开始有意通过维护朝廷律法、建立礼仪尊卑来加强统治权威，打击不法行为。

    汉文帝七年（前174年）十月，汉文帝诏令，“彻侯太夫人、夫人、诸侯之子及两千石以上官员，如果没有朝廷的同意，严禁擅自逮捕”。汉文帝这道诏令一下，个别彻侯和高级官员开始变得有恃无恐，各种违法乱纪事件频繁出现，而汉文帝对此却只是冷眼旁观。

    汉文帝的无动于衷，让很多权贵开始愈发胆大妄为，终于在汉文帝十年（前170年）酿成大祸，而这个闯祸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文帝的舅舅薄昭。

    薄昭作为汉文帝的舅舅，自刘恒从代地入京即位以来，便深受汉文帝倚重，皇亲国戚再加上皇帝宠臣的身份，使得薄昭在朝廷的地位极为超然，朝中大臣谁见了不给几分薄面，这便使得他多少有点飘飘然，平日里便多有违法之事，而随着彻侯和高级官员们越来越胆大妄为，薄昭也开始变得无法无天起来。

    这一年，薄昭竟然杀了朝廷派来的使者，这已经是形同谋叛了。对于这种严重违法事件，汉文帝这次没有继续选择隐忍。

    不过，碍于薄太后的关系，薄昭皇亲国戚的身份，以及薄昭多年以来的功劳，汉文帝虽已决定予以严惩，但却并未直接下令，而是让一些亲信大臣去陪他喝酒，想让他醒悟自杀，薄昭虽然看出了汉文帝的意思，但哪里肯轻易赴死，汉文帝于是又让群臣为其哭丧，薄昭见自己的这个侄子真的是要致自己于死地，这才无奈自杀。

    虽然此前汉文帝曾多次采取过“杀鸡儆猴”的方式震慑诸侯和功勋老臣，但汉文帝这次不顾在世的薄太后，而赐死舅舅的举动，却无疑是“杀猴儆鸡”，这对群臣和彻侯产生了巨大震慑，当意识到汉文帝为了维护统治权威，甚至连亲情都可不顾，这些权贵哪里还敢公然违法乱纪，而对于汉文帝也是愈加恭敬。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正月，汉文帝巡视代地后返回长安，其第四子、梁王刘揖于同年夏入京觐见汉文帝，梁太傅贾谊随同入朝。同年六月，梁王刘揖不幸坠马而死，自认没有尽到责任的贾谊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

    由于刘揖死后无子，按例梁国便要撤销，但贾谊认为如此做极为不妥，上书汉文帝说，“如今陛下能够倚为屏障和太子将来能够依仗的，只剩下了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为邻，能够自保就不错了；淮阳国又国小力微，根本无法对那些大国形成牵制。如今权力虽在陛下手中，但所封立的王国却势力太小，随时有被吞并的风险，这样怎么能行？

    臣认为，陛下应该将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部划归淮阳国，增强淮阳国实力，并为梁王册立继承人，将淮阳北部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没有可立为梁王继承人者，也可将代王改封梁王。

    如此，梁国封地起于新郪而北抵黄河，淮阳国也囊括了陈郡全境且南抵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就不敢再有二心了。梁国足以对抗齐赵，淮阳国足以制约吴楚，陛下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决定对原淮南国、淮阳国和梁国的封地予以调整，然而还没等汉文帝正式下令调整封地、改封诸侯王，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打乱了汉文帝的布置。

    前文说过，淮南王刘长之死看上去是罪有应得，实际上整个谋反事件疑点重重，再加上汉文帝即位以来的收权之举，以致民间对此事多有非议。而为了平息这些言论，汉文帝八年（前172年）夏，汉文帝下诏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刘良为彻侯。

    贾谊得知后，认为汉文帝迟早要恢复淮南国，因此上书进谏，“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赦免其死罪而只是流放，已经是仁慈了，他自己因病而死，与陛下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尊奉罪人之子，反倒会让朝廷承担毁谤之言。而且，刘安等人年岁已长，他们又怎能忘记父亲之死！春秋时楚国白公胜为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就是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非想要夺取楚王之位，不过是为了发泄怒火，杀死仇人罢了。淮南之地虽小，但英布也曾凭此起兵争夺天下，如果重新恢复淮南国，就等于给敌人送上武器来杀自己，还请陛下考虑。”

    然而，当时被负面舆论所困扰的汉文帝，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

    正如贾谊所料，汉文帝的所作所为非但没能平息民间言论，反而导致民间的非议愈演愈烈。到了汉文帝十年（前170年）时，淮南地区甚至因此衍生出了一首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直指汉文帝刘恒与淮南王刘长兄弟相残之事。

    淮南地区的民谣传至朝廷后，汉文帝感到了来自民间的巨大舆论压力，深感不安的他不由得感叹道，“难道天下人认为我处置淮南王是贪图他封国的领地吗？”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汉文帝只好放弃了扩充淮阳国，而将城阳王刘喜（刘肥之孙、刘章之子）改封为淮南王，继续统辖淮南之地，安抚淮阳百姓，通过“退还”淮南王国封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当年严惩刘长、废其封国，只是为了执行朝廷律法、维护天下大义，而不是贪图诸侯封地。与此同时，汉文帝又追尊刘长为淮南厉王。

    既然淮阳国的扩充已不可能，汉文帝只好将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并扩充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使得梁国成为了坐拥四十多县的大国。

    至于代王刘参，只好继续委屈他待在代地了。当初代地被一分为二，分别封给代王刘武和太原王刘参，后刘武改封淮阳王，汉文帝这才将刘参改封代王，统辖代国和太原国两国封地。好在代国虽然地处边地，但国力却也不算太弱，汉文帝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贾谊见自己长期以来的建议都难以受到皇帝的重视采纳，自己的报复始终难以施展，再加上因为刘揖之死带来的愧疚感，才华出众的贾谊最终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同年，匈奴又入寇陇西地区。由于中行说的挑拨，匈奴南下侵扰掳掠事件日益增多，鉴于这一情况，太子家令晁错有针对性的上了一道《上书言兵事》。

    晁错是颍川人，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后汉文帝下诏纳贤，晁错凭借出色的文笔入仕，担任太常掌故，晁错虽然得以为官，但却由于为人严峻刻薄、不近人情而难以受到重用。后来，汉文帝命令太常派人前往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太常便派晁错前往。晁错学成归来，多次引用《尚书》陈述治国方略，因而先后得以升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等职。

    担任博士时，晁错又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该通晓治国的方法，汉文帝对此大为赞赏，并任命其为太子家令。因晁错能言善辩，且善于分析问题，很快便取得了太子刘启的的信任，被誉为“智囊”。

    在《上书言兵事》中，晁错先是陈述了匈奴多次入侵带来的危害，并讲述了地形、士兵、武器、将领等用兵要领，继而分析了匈奴和汉廷在军备能力方面的长短优劣，他表示：匈奴在战马、骑射、环境适应能力方面略强，而汉朝则在兵种配置、武器配置、甲胄水平和步战能力等方面强于匈奴。

    因此，晁错建议应该对投降的胡人、义渠等部落善加利用，因为他们的饮食、习俗和匈奴相似，可将这些人武装起来，以名将统领，再给边郡配备良马。如此朝廷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也拥有了与匈奴类似的军队，两种军队相互配合，必然能够击败匈奴。

    汉文帝读过《上书言兵事》后极为满意，下诏对晁错予以嘉勉。晁错受此鼓励，于是又上了一道《守边劝农疏》，晁错先是分析了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和作战方式，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晁错表示：胡人打仗来去如风，这是由于游牧的习俗带来的，如今胡人屡次南犯，如果朝廷不出兵相救，那么边境百姓就会因为绝望而投敌；如果发兵相救，兵少起不到作用，兵多又难以快速赶到，赶到边境时匈奴人早跑了；如果聚集大量军队守边，朝廷费用支出又太大，等到撤军匈奴便又来了。如此年复一年的下去，只会空耗国力。

    陛下派遣将士守边，固然是为了百姓，但这些士兵每年轮换，很难真正了解胡人的作战方式，倒不如采取屯田戍边的方式，挑选一批百姓常居边塞，一边种田、一边守备。可在边疆修筑防御工事，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邑，由朝廷在这些地方建造房屋，准备种子农具，招募罪犯和免除刑罚者前去居住，如果人数还不够，就招募家丁、奴仆、赎罪之人和想要拜爵之人，让他们在边塞安家，先由朝廷提供粮食衣物，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守边，可给予他们大量优惠政策，例如允许购买爵位，朝廷出资成家，给予丰厚战功赏赐等。

    如此一来，边疆人口充足，这些人平时耕种，农闲接受训练，战时便可组建军队抵抗匈奴，而且这些军队保护的乃是自己的资产，必会拼死作战，各地守军还可相互支援，匈奴就再也难以入侵，朝廷的支出也会大大减少。

    晁错的《守边劝农疏》，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屯田戍边的建议，可谓一大创举。汉文帝看后大为欣喜，立即予以实施，招募民众前往边塞居住。

    见到汉文帝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但并未全部采纳，晁错于是又上了一道奏疏，说道，“臣听说，古代在迁徙民众前，一定要查看当地的实际情况，然后再营造城邑、修筑城池，划定闾里，分隔住宅区域，先为民众修筑房屋，配置器物，使民众到达后有房屋可以居住，有器物可以使用，这样才可以让百姓们不会留恋家乡而争先前往居住。同时，又为他们设置医生、巫师，以医治疾病，主持祭祀，如此方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安心留居边塞。

    臣还听说，古代于边地设县以防备敌人，通常以五家为伍，伍设伍长；十长为一里，里设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设假侯。皆选择有才能又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且得民心者充任，平时教授百姓射术，战时带领百姓御敌，从小一起生活，相知、相助、可共生死。如此劝以厚赏、威以重罚，百姓才能前仆后继不畏生死。如果迁徙的百姓不是身强力壮者，那么只是浪费钱财粮食，根本没什么用；如果只是百姓身强力壮，而没有良吏，那么也只是空耗其功。

    如此，陛下便可拒绝和亲以作试探，估计匈奴冬天便会南下进攻，到时我们边境大治，必能重创匈奴，匈奴也就能够降伏了。”

    晁错的这封奏疏，无疑是对前番建议的极大补充，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和实效，然而无论是《守边劝农》，还是《募民实边》，都是必须长期坚持才能取得实效的建议。可晁错在文章的结尾，却又寄希望于冬季一战便对匈奴造成沉重打击，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由此可见，晁错虽然能够揣摩上意提出合理建议，但却难以掩饰其内心的急躁心态，而这终究为其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