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蒙为郎中将……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史记·西南夷列传》

    元光四年（前131年）四月，丞相田蚡死后，汉武帝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事务。虽说韩安国在此前廷辩时的表现，让汉武帝很是失望，不过他这种性格之人，反倒更为听话，这对汉武帝来说十分重要，何况自文景两朝以来，由御史大夫继任丞相，便已经成为了朝廷惯例。

    然而，韩安国也算时运不济，还没来得及正式被拜为丞相，便因为在给汉武帝引导车驾时，不慎从车上摔了下来，由于腿部受伤而行动不便，根本没有办法署理政务。于是，汉武帝又于同年五月任命开国功臣广平侯薛欧之孙、平棘侯薛泽为丞相。

    同年九月，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因病无法履职的情况下，汉武帝又任命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庶子张欧为御史大夫。张欧和薛泽虽为功臣之后，但却皆为老实本分之臣。

    至此，汉武帝彻底摆脱掣肘，开始真正大权独揽，而内朝的权力也就此渐渐压过外朝。

    神奇的是，就在汉武帝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后不久，韩安国的伤便好了，汉武帝便又任命其为中尉，主管京畿地区的治安。

    元光五年（前130年），巴蜀地区西部的邛人和筰人的部落酋长先后请求内附，汉武帝接到奏报十分高兴，立即命令司马相如出使西夷诸部落，毕竟这种化外部落的主动归附，乃是帝王声威远播的象征。

    关于邛人和筰人的主动归附，还得从汉武帝出兵闽越说起。

    建安六年（前136年），由于闽越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朝廷求援，汉武帝遂派王恢、韩安国率兵攻打闽越。

    期间，王恢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向南越王通报汉军的进军情况，南越君臣得知汉朝出兵大为振奋，对唐蒙热情招待，为唐蒙准备了精美的餐品，唐蒙在其中意外的发现了枸酱。

    番阳县属豫章郡，地处汉朝东南，距离越人所在并不算太远，长期在此任职的唐蒙，知道枸酱并非越人所产，便随口询问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南越人回答说，“是从西北方向经牂牁江（即北盘江）运来的”，并告诉唐蒙牂牁江很宽，从南越都城番禺城近旁流过，大船可以直接行驶到番禺城下。

    后来，唐蒙返回京师长安述职，在与来自蜀地的商人闲聊时，又想起此事，已经得知枸酱产自蜀地的他，便询问商人是否知晓枸酱为何会出现在南越。

    商人回答说，“枸酱乃是蜀地的特产，有不少商人为了获利，常常私自携带枸酱出境贩卖给夜郎等西南部落，想必南越的枸酱也是从夜郎流传过去的吧”。

    听到此话，参加过上次征讨闽越战役的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南越之所以能够长期孤悬在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距离朝廷很远，朝廷对其鞭长莫及。当时，朝廷想要出兵南越，必须绕道中原经楚地南下，由于距离太远，不仅耗时良久，而且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再加上南越在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这才让其有恃无恐。要知道当初秦始皇为了征服百越，先后两次抽调了六十万大军，又征调军民开凿灵渠，耗时数年才成功，极大损耗了国力。

    所以，如果能够打通从蜀地通往南越的道路，经牂牁江直抵南越都城番禺城下，无疑将会给朝廷出兵南越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此，唐蒙便又继续问道，“经常有蜀地的人前往夜郎经商吗？都说蜀道难行，却没想到从蜀地到南越的商道如此通畅。”

    商人笑着回答道，“您没有去过蜀地吧，蜀道确实难行，但水路却不存在问题。夜郎靠近牂牁江，那牂牁江宽一百多步，行船是毫无问题的。”

    唐蒙又问道，“南越国既然与夜郎来往如此密切，那对蜀地不会构成威胁吗？”

    商人摆了摆手，说道，“南越与夜郎的来往确实比较密切，南越国也常常想利用财物来引诱和支配夜郎，而且向西一直影响到了桐师人的居住地，不过双方虽然关系密切，但南越国力有限，尚无法让这一地区成为南越的臣属国，况且夜郎国自诩为大国，岂会对南越俯首听命。”

    唐蒙又与商人闲聊了一阵，待搞清楚了详细情况之后，这才上书汉武帝说，“南越王公然僭越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黄屋左纛，坐拥东西长达万余里的地区，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却是地方之主。朝廷若是想要征服南越，目前只有从长沙国、豫章郡出兵讨伐，然而由于水路大多淤塞断绝，恐怕难以实施，如果朝廷大军可以进入夜郎，再乘船顺牂牁江而下，经夜郎攻取南越，则不失为一条奇计。臣听说夜郎兵民总计只有十余万人，如果凭借朝廷的军威，再加上巴蜀地区富裕的经济力量，想要打通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实施统治，应该不会太过困难。”

    汉武帝虽然不太了解西南局势，但如果唐蒙的计划真的可行，便可对南方越人从西北部形成半包围之势，对于稳定东南边境，乃至于解决越人问题都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

    彼时，“马邑之围”后汉匈冲突愈演愈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朝就必须确保汉朝东南边境的稳定。鉴于这种形势，汉武帝便同意了唐蒙的建议，下诏任命唐蒙为中郎将，拨给他士兵一千余人和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夫一万余人，命其全权负责经略南夷事宜。

    当时，在四川盆地西部的青藏高原和南部的云贵高原，虽然分散着大量或大或小的部落，但受地理因素影响，自先秦以来，无论是周朝、秦朝还是汉朝，除了秦朝曾短暂将夜郎国和部分夷人部落纳入统治外，其他绝大部分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南方向的统治，始终被局限于四川盆地，再难向外扩张，无论是对于四川盆地以西的西夷，还是对于四川盆地以南的南夷，影响力都极为有限，这些地区相较于中原来说，仍属于化外之地。

    西南夷所处的云贵高原地区，地形极为复杂，不仅多为丘陵山地，而且海拔起伏极大，这种崎岖的地形不仅使得汉朝无法有效辐射这一地区，而且严重限制了当地部落的发展，以至于汉朝时期该地区发展水平普遍较差，即便是环境相对较好的滇国和夜郎国，仍然保持着半游牧和半渔猎的生产方式，至于更加偏远，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夷人部落，生产方式则更为落后。

    唐蒙领命之后，便率领士兵和民夫，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开启了寻找夜郎和西南夷各部落的艰难旅程，经过艰难跋涉，唐蒙这才率领队伍经筰关进入了夜郎境内，见到了夜郎侯多同。

    出发之前，唐蒙已经向蜀地官民详细打听了夜郎国及其周边部落的情形，在得知这片地区生活的百姓十分困苦后，唐蒙携带了大量丝绸等珍贵礼物。抵达夜郎之后，唐蒙将这些物品以朝廷赏赐的名义，送给了夜郎侯和周边小部落的首领，同时向他们广泛宣传汉朝的广阔和强大，借机提出由朝廷在当地任命官吏，并让多同之子担任县令的建议。

    夜郎虽然与西汉素有来往，但更多只是民间商业层面的来往，双方在国家层面并无太多交集。无论是夜郎侯多同，还是夜郎国的官员，对于幅员辽阔的西汉实际上全都知之甚少，根本无法理解西汉的强大和富庶，自然也就对西汉没有所谓的敬畏感。

    不过，生活在西南边陲，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他们，对于唐蒙带来的各种物品却是极度的痴迷，尤其是那摸上去柔软丝滑、看上去绚烂高贵的丝绸，让他们无比向往。

    夜郎贵族们在得知了唐蒙的来意后，认为夜郎与西汉之间山高路远、道路险阻，即便汉朝再强大，也不可能彻底占有这片地区，而自己却可以借此得到许多此前都不敢奢望的财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多同与那些夜郎贵族商议之后，在财富的驱使下，立即便同意了唐蒙的提议。

    说服了夜郎贵族的唐蒙，返京向汉武帝汇报，汉武帝大为高兴，立即下令在夜郎设立犍为郡，同时征发巴、蜀两郡士卒修筑南夷道。

    早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嬴稷派兵夺取巴蜀之地，此后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使得巴蜀地区迅速富庶了起来，后来为了讨伐楚国，打通向长江中下游输送粮食的航道，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原始办法，开山凿岩，沿着岷江修筑了从成都到宜宾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作为基建狂魔的他，又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命令将军常頞出使夜郎，在夜郎设置夜郎、汉阳二县，将该地区纳入秦国统治，同时又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对今宜宾经毕节至曲靖一段的道路进行了改造，这便是着名的“五尺道”。

    汉武帝下令修筑的南夷道，也称唐蒙道，即修筑一条从四川宜宾通往夜郎境内牂牁江的通道，该条道路前半段为秦朝从宜宾到大关县已经几近荒废的五尺道，在对其进行拓宽翻修之后，再从大关县向南修筑新的道路，一直到达牂牁江。

    相较于秦朝的五尺道，汉武帝下令修筑的南夷道不仅绵延一千多里，而且考虑到军队通过的原因，修筑质量要求极高。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道路修筑本就困难，朝廷虽然调集了数万人参与道路修筑，但由于工期太紧，再加上官员逼迫太甚，导致大量士卒役夫死亡，剩余的士卒民夫也纷纷因不堪驱使而逃亡。

    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为了确保道路修筑完成，防止士卒役夫继续逃亡，采取暴力手段予以镇压，以战时的法令制度诛杀了逃亡士卒的头目，结果引发巴蜀地区的急剧动荡。

    汉武帝得知消息，立即命巴蜀出身、已经担任郎官数年的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地区，借助司马相如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力安抚民心，同时对唐蒙严加训斥。司马相如抵达巴蜀后，以朝廷名义发布了《喻巴蜀檄》，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这才使得巴蜀地区重新趋于稳定。

    同年夏，司马相如完成安抚巴蜀工作后，返回京城向汉武帝汇报处置情况。

    恰在这时，邛人和筰人的部落酋长听说了南夷和汉朝结交，得到很多赏赐的消息，这才上书表示愿意归附汉朝，请求朝廷仿照统治南夷的模式，也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任命官吏。

    由于司马相如刚刚从巴蜀返回，汉武帝遂就此事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表示，“邛、笮、冉駹等部落距离蜀郡较近，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便已经开通道路，在那里设置过郡县，直到汉朝以来才罢废。如果现在真的能够重新开通，在那里设置郡县，将胜过夜郎等南夷地区”，并向汉武帝提出了趁机开通西夷道的建议。

    汉武帝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皇帝符节出使西夷。司马相如遂奉诏和副使王然等人乘坐驿车，利用巴蜀两郡的财物收买西夷各部落，使得邛、筰、冉駹、斯榆等部落酋长纷纷归附，作为汉朝的臣民。

    汉武帝闻讯大喜，下诏命令司马相如征调士卒和役夫，拆除原有旧关隘，新设立的关隘向外扩展，西部到达沫水、若水，南至柯江为界，于此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全部归于蜀郡。同时，对已经废弛的滇蜀原有商道进行修整，重新打通了从蜀郡治所（今成都）至邛筰（今四川西昌）的零关道。

    虽然由于此后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朝廷对于西南夷的开发时断时续，但经过唐蒙和司马相如的努力，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初见雏形，朝廷对于西南地区的辐射和影响力得到了显着加强，不仅有效经略了西南地区，同时也间接确保了东南越人地区的稳定，这无疑给朝廷对匈奴用兵提供了坚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