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一介草民,曾经历乞讨生活,饱经世间沧桑。他在战火中砥砺前行,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 1368 年建立大明王朝,并开启了长达 31 年的统治。
朱元璋在位其统治手段之严厉,对于官吏的管理严谨呀,尤其是对朝廷官员的惩治与整顿,堪称铁血无情。他所制定的律法严苛至极,规定贪污 60 两银子以上就要被剥皮实草,此等刑罚令人毛骨悚然。
开国功臣们,曾为大明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许多功臣却未能善终。蓝玉曾北征蒙古,为大明立下不朽功勋。但因其居功自傲,触怒龙颜,最终被以谋反罪处死,受牵连被诛杀者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胡惟庸,作为丞相,权倾朝野,却被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处置,牵连被杀者更是高达三万余人。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曾经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们噤若寒蝉。
朱元璋的法律不仅严厉,而且变化无常。朝令夕改,让官员们无所适从。有时,功臣们前一刻还备受尊崇,下一刻就可能身陷囹圄。
对于功臣,朱元璋似乎毫不留情,哪怕他们曾有赫赫战功,只要稍有不慎,触犯了他的底线,便会招来杀身之祸。
朱元璋维护皇权,底线是唯有将其性命除去,才能永绝后患。这种极端的手段,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损失,使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
空印案在明朝初期引发了极大震动。长久以来,在财政事务处理中存在着一种“空印”的惯常流程,即前往户部审核财政收支的官员预先携带盖有地方印章的空白文书,若账目数字有差错,可在京城直接修改填写。
众多官员并不知道这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已被视为违法,因此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辜受牵连。当时,一介书生郑士利进言,若将此认定为犯罪,应当先立法公示,让众人清楚知晓,否则如此处置便是不公。但朱元璋一意孤行,未予采纳。
据记载被杀官员数量颇为庞大。让许多无辜官员含冤而死,实在是过于严苛。
官员清正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皇权至高无上且稳定无虞的太平盛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惜以铁血手段整治官场。
朱元璋理想中的社会, 直到他离世,这个理想的社会他也没看到。尽管贪污腐败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过度的高压统治也导致了社会的紧张与压抑。
朱元璋的统治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为明朝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官员们在执行政务时过于谨小慎微,缺乏创新和担当的精神。而频繁的政治清洗,也使得人才凋零,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明朝边疆交界地带常受北元残余势力的骚扰。捕鱼儿海之战中,蓝玉率领大军直捣北元营地,大破敌军。朱元璋的这些北伐举措,有力地打击了北元的有生力量,使其难以再组织大规模的侵扰,极大地巩固了明朝的边疆防线。通过多次北伐,朱元璋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确保了明朝疆域未丢。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公元 1366 年,完工于公元 1393 年,历时达 28 年。总长约 35.267 公里。所用城砖数量难以精确计数,可谓不计其数。
南京城墙是重要的防御工事,抵御外敌入侵。朱元璋采纳了谋臣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建议,“高筑墙”即修缮和加强城墙建设,这对于巩固其根据地、稳定局势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城砖规格统一,长约 40 厘米,宽约 20 厘米,厚约 10 厘米。朱元璋对制砖和修筑城墙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他开创性地使用了责任到人的制度,城砖上刻有烧制的时间、州府名称、监造官、烧窑匠、制砖人、提调官的名字,一旦发现砖块质量处罚问题,相关人员都会受到严厉的刑罚。这一制度确保了南京明城墙的坚固和质量,使其历经600多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出典范。
在运输方面,各地烧制好的城砖通过水路和陆路相结合的方式运往南京。为了确保运输的顺利进行,设有专门的负责人和监工进行管理和调度。他们需要协调人力、物力,保障城砖能够按时、按量、安全地抵达城墙工地。
南京城墙成为着名的国内外旅游胜地。人们漫步在城墙之上,仿佛穿越时空,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沉淀。感受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南京明城墙巍峨屹立,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支令人闻风丧胆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力量——锦衣卫。
公元 1382 年,明太祖朱元璋深感皇权受到各方潜在的威胁,为了将权力牢牢握在手中,
他精心打造了锦衣卫这一令人胆寒的机构。朱元璋出身低微,历经千辛万苦才登上皇位,对权力的掌控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
功臣的势力暗中涌动,官僚集团勾心斗角,朱元璋迫切需要一支绝对忠诚、高效且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力量,来为他的皇权保驾护航,清扫一切可能的威胁。
于是,锦衣卫应运而生。这个组织犹如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他们只听从朱元璋一人的号令,其内部架构严密,分工明确,探子遍布天下,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监控着朝野的一举一动。
最初统领锦衣卫的是毛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胡惟庸案中,毛骧率领锦衣卫的精锐,如同黑夜中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搜罗证据,深挖线索。
胡惟庸自以为他的阴谋天衣无缝,却不知锦衣卫早已在黑暗中紧紧盯住了他的一举一动。
毛骧凭将胡惟庸与朋党暗中勾结的铁证一一呈到朱元璋面前。
最终,胡惟庸及其党羽一网打尽。毛骧因杀人过多,被朱元璋当作平息众怒的棋子无情处斩。
蒋瓛接过了锦衣卫的指挥棒。指挥锦衣卫的探子巧妙地混入蓝玉府中,有的扮作家丁,有的装作仆役,甚至与蓝玉的亲信称兄道弟。
经过漫长而隐秘的潜伏与探查,终于掌握了蓝玉谋反的确凿铁证。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锦衣卫如神兵天降,将蓝玉捉拿归案,让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将军最终身败名裂。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纪纲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他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在朱棣的信任下,纪纲利用锦衣卫的权势大肆排除异己,作威作福。
他曾在奉命彻查大臣景清谋刺朱棣一案时,手段极其残酷,大肆株连无辜。纪纲的野心不断膨胀,竟敢私养亡命之徒,妄图谋反,最终被朱棣处以凌迟之刑。
明朝唯一的三公兼三孤陆炳,在嘉靖时期掌管锦衣卫。他对嘉靖帝忠心不二,曾两次舍命救主,因而深受嘉靖帝的宠信,得以升任锦衣卫指挥使。
陆炳在朝堂上与严嵩勾结,玩弄权谋,铲除了多位重臣。但他也并非完全泯灭良知,在权力的游戏中,偶尔也会尽力庇护一些忠义之士。最终,陆炳在心力交瘁中离世。
土木堡之变前的袁彬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小人物,但在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的艰难岁月里,他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鼓励着朱祁镇,甚至在朱祁镇的苦苦哀求下,从生死边缘逃过一劫。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登皇位,将袁彬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然而,袁彬后来遭门达诬陷,幸得一位小油漆工挺身而出为其伸冤,才侥幸逃过一劫,最终却被贬往南京。
朱骥是于谦的女婿,他对公正断案和洗清冤屈满怀热忱,因而被后人赞誉为“青天”。在他掌管锦衣卫期间,简化了诏狱中的残酷刑具,对每一个案件都细致审问,力求还原真相。英宗复位后,他曾被牵扯进于谦一案,好在最终沉冤昭雪。于成化年间,朱骥再次掌管锦衣卫,并对其进行了整顿。
牟斌仁厚刚正,以袁彬和朱骥为楷模。在万通任指挥使时,他还只是锦衣卫中的基层人员。明孝宗登基后,在太监怀恩的大力举荐下,牟斌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他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力求真相大白,曾勇敢地救护名士李梦阳,却因刚正不阿而两次被罢官。
正德时期,钱宁于正德八年被赐姓朱并成为锦衣卫指挥使,他狂妄自大,对外自称是皇庶子,不可一世。但他空有其名,无才无能,只把诏狱当作搜刮钱财的工具。正德十六年,因与宁王交往过密,被朱厚照抄家发配,世宗即位后被处死。
江彬原本只是为朱厚照的豹房填充美女之人,后来却怂恿朱厚照出宫寻欢作乐,逐渐取代钱宁的地位,甚至兼管东厂,一时权势滔天。然而,武宗死后,江彬被皇太后下懿旨逮捕抄家并处死。
锦衣卫的权力不断膨胀,其手段的残忍与跋扈引发了朝堂上下的恐慌与民怨。尽管其中也有部分正直之士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难以扭转整个局势。
直至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位期间,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被杀,锦衣卫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清朝也曾短暂设立过锦衣卫,但仅仅维持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朱元璋为惩治贪官功臣,专门设立了锦衣卫,严密监控,稍有风吹草动便严刑拷问,抓住把柄绝不轻饶。那些曾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臣子,在他的严苛律法下如履薄冰。
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却是无比优待。大肆分封藩王,赋予他们极大权力,让其在封地为所欲为。这些藩王们有些不仅坐享荣华富贵,还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百姓们苦不堪言,却无处伸冤。
同样是大明子民,功臣们稍有差错便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他的儿子们却能践踏百姓的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实在是有失公允,也让人对朱元璋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朱元璋一生育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女儿们也都嫁入名门望族,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朱元璋先后将他的26个儿子和1个从孙册封为藩王,并派遣他们分驻于全国各军事要地,以期“慎固边防,翼卫王室”。
这些藩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守北方边塞的“塞王”,他们肩负着防御蒙古人侵扰的重任。这些塞王兵力雄厚,如宁王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的护卫甲士更是多达十万。
而且,晋王和燕王还具备调动附近驻地军队的权力。
另一类则是驻守内地的藩王,他们手中的护卫甲士相对较少,军权有限。在分封制度上,明朝初期参照了元朝旧制,诸王虽受封各地,拥有世袭爵位,但“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也就是说,他们无权干预当地的民政事务,没有属民和封地,其收入主要来自朝廷发放的“宗禄”。
朱元璋实施这一封藩制度,本意是保证朱氏天下不被外姓侵夺,使皇室成员拥有累世权力。各王府配备三护卫,约一万六千人。他将儿子们分封至边塞重镇及内地重要城市,让众子“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并赋予他们节制王府所在地方驻军的权力,致使边境九王皆手握重兵,内地诸王亦“部兵跃武,并列内郡”。
规定亲王冕服为九章九旎,车骑邸第仅比天子低一等,天子之臣,即便贵至太师、垂相、公侯,也不得与亲王讲分礼,必须伏而拜谒。
亲王的子孙后代中,嫡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降等袭爵,例如亲王子的嫡长子仍为亲王,其余诸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爵仍为郡王,其余诸子则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朱元璋强调“眷亲支之厚”,给予了藩王们优厚待遇。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其宫室造作、婚丧嫁娶等费用亦由政府承担,王府官员同样按规定由政府支给禄俸。
如此一来,在明洪武时期,除太子之外,藩王成为了封建等级中最具权势的阶层。他们不仅掌控着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还握有相当的军权,以及对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一定控制权,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旨在维护自家天下,却也因此开启了“藩衅”的隐患。尽管他在晚年意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其遗诏中已将各地藩王的部分军政大权收归国有,下令“诸玉临国中,无得至京。
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但这一隐患最终还是在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爆发。建文帝迫不及待地实施削藩政策,废周王为庶人并将其家属抓至京师,安排人手接管北平布防并监视燕王,还羁留齐王、逮捕代王、废岷王等,一系列举措逼反了燕王朱棣,引发了“靖难之役”。
朱棣登基后,接过削藩大旗,继续推行削藩举措。他首先改变藩王们骄横贪婪的心理情绪,对不合理要求坚决制止,如拒绝宁王以杭州封予的请求,改封其于南昌;
训斥代王朱桂奏请封女户徐忠的行为;拒绝肃王朱楧奏请药材、书籍的要求等。同时,朱棣大封靖难功臣以加强中央力量,并对有不轨行为的王府加强军事监视。他还对违法干纪的藩王予以坚决打击,并借机增立藩禁,如岷王与西平侯沐晟交恶,朱棣虽表面对沐晟严加戒谕,实则剥夺了岷王的权势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
此外,朱棣收缴王府护卫军,欢迎王府主动献还,永乐一朝,被收缴护卫军的王府已占半数。
经建文、永乐两朝的削夺,明朝朝廷全面收回了王府的军政权力,分封制度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解除了王国对王室的威胁,也使王国失去了拱卫王室的作用。
此后,明朝后世皇帝秉承“裁削精神”,对宗室藩王的限制愈发严苛,甚至达到了“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无罪固一城,被之以虚名,而实之以庶人”“箝制之者无不至”的近乎囚徒的待遇。
于是,这些无法登上皇位的藩王们,只能困守王府,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以寻欢作乐为务,极尽奢靡铺张之能事,朱元璋所期望的藩屏王室的作用彻底消失。
但朱元璋定下的“眷亲支之厚”、国家厚养宗室的政策始终未变。在国家供养下,宗室藩王们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据相关资料记载,洪武时宗室人口共计 58 人。正德年间,增至 2945 人。嘉靖八年,“宗室载属籍者 8203 人”。嘉靖四十三年,“盖四万有奇”。隆庆五年,不计郡县主君及仪宾,玉牒现存者共
位。万历二年,“载玉牒者四万,而见存者可三万有奇”。至万历四十年,据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疏称“万历三十二年,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余万位,比之弘、正间,不啻百倍”。
明朝在嘉靖年间,拖欠宗室俸禄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嘉靖八年二月,詹事霍韬上疏称“宗室日广,禄费不给”。同年四月,礼部尚书梁封也表示“若不早为议处,委难善图其后”。宗禄的急剧增长使国家财政陷入绝境,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祖制难改,且宗室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一旦触动其利益,恐生内乱,大明朝廷只能勉力维持供给。
明朝的宗室藩王及其子孙后代,在朱元璋制定的分封政策下,成为了坐享厚禄却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
而后世虽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宗室的权力持续削裁,但在经济领域并未触及。最终,宗室的庞大开支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倘若能将宗禄的一部分用于兵饷、安抚流民等,明朝或许不会在流寇和满清的夹击之下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
公元 1398 年,朱元璋驾崩,享年七十一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但随后不久,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自己登上了皇位,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永乐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