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10日晚上6点，丰台区大弯火锅城的歌厅里，6位男士和2位女士与服务员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其中一位不幸被扎伤，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就这样一命呜呼了。而那4个送伤员的人，竟然趁乱溜之大吉。医院赶紧通知了丰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刑警大队政委一个电话，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就带着民警火速赶到了医院。

    这副所长一到医院，听说情况后，立马就去了大弯火锅城展开调查。凌晨2点，他又接到了丰台刑警大队政委的电话，说是要协查一个叫\&大利子\&的人。副所长一听，立马精神抖擞，心想：\&这个大利子，我可是听说过，不就是住在丰台镇西仓库大院的那个赵某某吗？\&

    于是，副所长带着两名本所民警，和刑警大队、六里桥派出所、分局防暴队的同志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去了西仓库。到了赵某某住的五层，副所长一看，这里离\&两会\&京丰宾馆就一墙之隔，心想：\&这地方可真是敏感啊。\&

    因为是传唤证人，副所长觉得带枪去军队宿舍不太合适，就让3名防暴队员守在楼门口，自己和三名民警上楼。敲开门后，正是赵春利开的门。他一看副所长他们，就笑着说：\&我知道为什么找我，是不是歌厅打架的事？\&副所长一听，心想：\&这赵春利还挺聪明的嘛。\&

    于是，副所长推门进去说：\&你穿好衣服跟我们去派出所。\&这时，他看见北面小屋的单人床上睡着一男一女，就问道：\&他们是谁？\&赵春利回答：\&不认识，是朋友介绍来的。\&那一对男女也醒了，副所长过去盘问。二人说：\&我们是城里的，晚上跟朋友喝点酒，听会儿歌，晚了回不去了，就睡在这儿了。\&

    副所长一看那个男人的胸上、胳膊上都刺满了青龙，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疑，于是说：\&都起来，穿上衣服。\&然后对赵军和苏成才低声说：\&他俩与案子可能有关，起床后一起带回去审查。\&说完，就与六里桥派出所的民警押着赵先下楼去了。

    房中的一对男女穿衣服时，看押那一对男女的民警的bp机突然响了起来。民警低头看bp机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床上的男人从褥子底下抽出一支手枪，将女的狠命推向民警，然后冲出门去。民警一把抓住这个女人，同时高喊：\&抓住他，他有枪！\&然后追出门去。

    副所长及另一民警听到喊声，把赵交给门口的防暴队员，然后返回接应。在二楼将持枪的歹徒堵住。歹徒抬手就是一枪，二人迎着枪口扑了上去，分别扭住歹徒的左、右臂。在夺枪时，歹徒又连开两枪，先打中了民警的左肩，又向副所长的头部打了一枪。副所长中弹后仍死死地抓住歹徒的右肩不放。搏斗中，民警用那只未负伤的右臂抱住歹徒滚下楼梯，在楼梯拐弯处将歹徒压在身下。楼下的防暴队员冲上来了，另二位民警从楼上冲下来了，缴了歹徒的枪，里边还有3发子弹。

    1995年3月11日晚9点，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三科310预审室犹如一个正在上演的戏剧舞台，一场审讯大战正在上演。预审员像是一位老练的导演，严肃地问道：“你为何成了我们的‘特邀嘉宾’？”案犯赵春立一脸无奈：“哎，我不过就是跟警察玩了个‘拳击’而已。”

    预审员眉头一皱，决定深挖细节：“来，说说你的‘拳击’技巧。”赵春立，手脚被镣铐束缚，瘫坐在椅子上，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默不作声。突然，他猛地一低头，预审员眼疾手快，警觉地喝道：“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只见赵春立满嘴是血，舌头已被咬伤，痛得说不出话来，审讯被迫中断。

    就在十几个小时前，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崔大庆带领一群干警，正忙碌地传唤涉嫌在大享oK歌舞厅斗殴致死案的赵春立。正值“两会”期间，崔大庆为防意外，特意安排了3名携枪的防暴队员楼下守候，自己则带着本所干警苏成才、六里桥派出所干警甘雷、分局刑警队侦查员赵军上楼敲门。

    当崔大庆一行人到达时，发现紧挨厨房的小屋内，一男一女正沉浸在梦乡中。赵春立结结巴巴地解释：“他们只是我的普通朋友，跟斗殴案没关系。”但崔大庆的职业敏感让他决定把这一对身份不明的男女也带回所里审查。

    于是，赵春立和苏成才负责看守这一男一女，而崔大庆和甘雷则带着赵春立下楼。在小屋门口，赵春立和苏成才紧盯着那对男女的一举一动。突然，那个满身纹龙的男青年从褥子下面掏出一支手枪，猛地推向堵在门口的女警察。赵春立和苏成才被撞得趔趄，顺手抄起菜墩、铝锅抡过去，但男青年已持枪窜出了门外。

    “大庆，大庆，他有枪！”苏成才急忙向阳台和楼下喊道。同时，他与赵军紧紧抓住女青年向楼下追去。听到楼上急促的脚步声和楼下民警的堵截声，持枪男青年在绝望中向警察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面对疯狂的歹徒，崔大庆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在殊死搏斗中，崔大庆直至牺牲还紧紧攥住歹徒的胳膊。甘雷忍着受伤左臂的剧烈疼痛，与案犯摔打到楼下，在赶来的战友们的协助下，终于制服了案犯。

    一小时后查证，这个不明身份的男青年正是在逃犯于根柱，女青年则是他的女友。上级指示此案必须从快审结。于是预审处连夜突审，把已经下班的同志都召集回来。老预审员周进平对于根柱并不陌生。在1994年5月的“严打”期间，于根柱曾因盗窃、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被多名罪犯供出为主犯。他手上沾满了数条人命，这次又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追捕他的公安干警。

    预审人员们义愤填膺，但他们深知感情不能代替法律。只有尽快查清于犯的余罪，才能使其受到法律的严惩，告慰英灵，缅怀战友。然而，审讯刚刚开始，于犯就采取了咬舌自残的手段。身背数起人命案还有悬案待查证的他咬伤舌头无法供述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是对正义审讯的一种示威。

    这是一场审讯与反审讯的战斗。于犯紧闭着溢血的嘴巴脸部因疼痛而扭曲。老周及时请来了医生为他诊治。于犯的舌头被咬裂了医生为他缝合了7针。“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面对于犯的抵触抗拒预审员们反复做工作：“事已至此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哥们儿义气就去杀害你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无辜人。到了今天还不能总结一下自己吗？”

    几个小时过去了。于犯的眼珠转动了几下终于他那颗冥顽不化的脑袋点了一下。第三天于犯已能开口讲话。他道：“我不是对你们提审有怨有仇我知道自己罪重也没什么说的只等着死啦。可回头一想你们说的也对我才30多岁就走到今天的绝路上还有什么可扛的呢？我是要下地狱的。我把你们警察打了我想你们肯定得打我一顿出出气。可你们还管我把我当人看……”

    他开始用他还不灵活的舌头交待了一桩桩一件件血案供述了过去从未供过的两起杀人案一起重大抢劫案一起重大盗窃案。虽然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但预审员们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严谨的态度确保案件的审理能够顺利进行到底。

    199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于根柱这个大酒鬼从醉梦中醒来，摸了摸口袋，发现前段时间洗劫出租车司机得来的700多元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哎，这没钱的日子真是难过啊！他捅了捅旁边的张学刚：“老张，咱们今天得再去搞点钱来花花，怎么样？”张学刚揉了揉眼睛，点了点头：“成，咱们就再去干一票！”

    于是，两人带着匕首，凌晨1点多就出门了，租了一辆皇冠车在城里瞎逛。当他们开到崇文门附近一条又黑又偏僻的死胡同里时，两人露出了凶狠的表情，让司机把一天的收入都交出来。司机王卫和是个身高180的大个子，身体强壮，他可不愿意乖乖就范，于是边夺刀边跳车大声呼救。这可把于根柱和张学刚给吓坏了，他们赶紧下车，对着王卫和的背部猛刺了几刀。王卫和肺部被刺穿，倒在了血泊中。于根柱和张学刚见状，赶紧逃之夭夭。

    于根柱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钱，需要钱。他整天梦想着天上能掉下一个大钱包，让他用不尽、花不完。但他也知道，这种好事是不存在的。为了弄钱，他可是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然后大肆挥霍享受。他是个出名的“酒腻子”、“大烟枪”，又喜爱听歌跳舞，每天的花销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多年的犯罪生涯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了小钱去冒险，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划算；要干，就干一票大的，这样才能平衡。

    1992年冬天的一个酒席上，于根柱对两个同伙说：“你们知道谁有钱吗？咱们去‘做’（杀）了他吧！”张学刚想了想，说：“我知道一个叫‘国子’的家伙挺有钱的，我早就想‘做’他了。”于根柱一听这话，兴奋得一拍桌子：“好，咱们就去把他‘做’了！”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国子”家院外观察动静。天色渐渐黑了，只见“国子”的爱人急匆匆地出门远去。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示意可以动手了。张学刚负责放哨望风，而于根柱和朱志刚则揣着自制手枪和11连发小口径步枪走近了“国子”家。“咚、咚、咚！”“国子”闻声开门，他望着两个不速之客，礼貌地问道：“你们找谁呀？”“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于根柱边说边和朱志刚走进屋里。还没坐稳，于根柱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家伙：“没别的，借点钱花。”“国子”一看这架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连声应允：“行啊。”于是他打开保险柜外门，突然抬起头冲朱志刚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于根柱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国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枪口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命令道：“转过脸去！”当“国子”刚一扭脸，“呯”的一声，就被撂倒在地。朱志刚抢上前，打开保险柜，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装着钱。于根柱怕“国子”不死，接过朱志刚的枪又朝“国子”头部打了一枪。然后他们抄起钱袋和首饰盒，扬长而去。事后，于根柱还后悔没再翻翻衣柜书橱，多抢些东西。

    这次行动让他们三人平分了“国子”的8.9万元人民币，每人还戴上了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

    于根柱，一个令京城百姓闻风丧胆的名字。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电影。他手持利刃，先后夺走了 8 条鲜活的生命，每一滴鲜血都见证了他的罪恶。

    于根柱从小就失去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病故，母亲患有精神病。贫困的家境让他心生不满，孤僻、蛮横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高中毕业后，他因盗窃被劳教两年。1981 年 7 月，他又因携带火枪、铁棍等凶器抢劫被判刑 9 年。1990 年刑满释放回京后，他本想安安分分做点生意，挣点钱过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向昨天要教训，向今天要成果。他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他做的买卖中，却没给家里挣一分钱。看到人家 20 出头就赚了大钱，自己 30 多岁还这样穷困潦倒，他陷入了一片迷惘。

    刚回来时的那点自信消失了，他变得整天浑浑噩噩，喝酒抽烟打发时光，成了吃闲饭的人。正在这时，曾与他同在青海服刑的王铁民为躲避通缉找到了他。哥儿们找来了，当然要管；加上自己正不愿在家里吃闲饭，丢人现眼，他从家里不辞而别，和王浪迹社会，寻机作案，等待发迹。

    从此，在“哥儿们”当中，他担当了“老大”的角色，今天为这个撑腰，明日为那个出气。他心黑手毒，“打人不尿血就不叫打人”，到处打、砸、抢、偷，杀人越货，作恶多端。

    一次，和青海一帮服过刑的“难兄难弟”在歌厅里听歌，一个“难弟”跳舞和邻桌口角互殴打伤，跑来找到“难兄”于根柱帮报仇。于二话没说，带着七八个弟兄冲到舞厅。老板娘见这阵势，不停地陪着小心。于眼珠带血地问道：“这儿你做得了主吗？”老板娘话没出口，于上去就是一脚，把她踹出好几米远。接着，他抡起大刀向电视机狠命砍去。旁边一个小伙子轻声说了句：“干吗呀！”于回手就是一刀。

    别看他逞凶发狂，其实用着杀人抢劫来的钱财，日子过得也不踏实。他爱唱歌，抢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背上血案后，他忍痛放弃听歌唱歌的念头，这两年都不敢轻易去歌厅。走在大街上，他不敢随便回头，怕人家盯上他。他从不乘坐地铁，怕盘查时给堵着；即使坐出租车，中途也要换乘几次。为了壮胆，他枪不离身，子弹上膛；白天别在腰里，晚上压在枕下；夏天出去放在手包里拎着，冬天出门别在后腰上。

    一次他在河北涿州杀人越货后心惊肉跳，怕在路上被捕，放弃了一切交通工具，硬是整整走了一夜从涿州步行逃回北京。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发案，必死无疑，故而时刻警觉，甚至对同伙也怀疑三分。

    那年秋天，与他一起溜撬盗窃 20 余起的同伙李健找到他，说自己因别的案情被公安机关通缉，想来避避风头。李见于不大情愿，威胁道：“一根线上拴着两只蚂蚱，我顶了‘雷’你也跑不了。”于笑道：“好啊，咱们都顶‘雷’”。过了几天，他便找到与李有过口角的王铁民：“咱们把李健‘做’（杀）了吧。”二人一拍即合，酒后来到李家中，三下五除二就把李连带他妻子杀掉。于顺手抄起一只雪梨，坐在李尸体上大嚼大咽起来，边吃边说：“铁民，你把他们脸上的肉剜下来。”当他看到王在一旁筛糠似地抖动时，骂了一声：“废物，我来。”便抄起刀割下李健夫妇的脸和手指，仍进厕所冲走。

    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审讯中提到他的家人时，他竟然流出泪来，凶残野蛮后面的脆弱暴露无遗。他没给困难的家庭挣回荣华富贵，却惹来一桩桩的祸。他惦念病中的母亲，却不敢回家看看。他坦白：“流亡的日子不好过！我穿着昂贵的西服，兜里可能只装有 20 块钱。整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真过够了。若有来生，打死我也再不这么活啦。”

    就在他流露出内心深处对家人的一丝愧疚时，他是否想到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妻儿老小！

    经侦查核实，于根柱先后盗窃数 10 起，仅起获小部分赃物价值就有 30 余万元，抢劫杀害 8 人，重伤 4 人。审讯结束时，预审员再次问：“你为什么要向警察开枪？”

    “我知道我犯的罪不能饶了我，我想跑。可是那些警察，上边的往下冲，下边的往上跑，堵住我的路。我先开了一枪，告诉他们这是真枪，可没有一个躲的。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不怕死的，觉得那是假的，这回可撞着真的了。我就是为了求生。可他们每月挣三五百的，干吗这么玩命，值吗？”

    预审员义正辞严：“谁不珍惜生命？人民警察的生命更是金不换！敢用生命和鲜血扞卫正义，换取社会安宁，值得！这一点，恐怕你永远不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