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勇的人生轨迹显得复杂且充满变数。他的家人至今仍深感懊悔，时常感慨地说：“倘若他当时上了大学，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仿佛那个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了定义他人生走向的关键节点。时光回溯到1999年，那时的伍勇年仅21岁，因家庭经济困境和父亲微薄的人脉资源，他选择了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应征入伍。尽管家中清贫，他们未能支付那3500元的“入门费”，但这并未能阻挡他对军旅生涯的憧憬与热情。

    伍勇的母亲罗文秀，每当提及儿子在部队的经历，都会眼中含泪。她珍藏着一封来自部队的信，那是儿子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写道：“一切都破灭了。”在罗文秀的理解中，因为未能支付那笔费用，儿子被分到了河北的高炮团，与其他一同参军的同乡们分隔两地。这让她和丈夫伍毅坚信，是部队的环境导致了儿子的后来的变故，“仅仅半年后，孩子就离队了”。

    在部队的日子里，伍勇曾给母亲写下多封信，信中的内容充满了对部队形式主义的批判、老兵对新兵的欺凌以及团队内部帮派斗争的描述。他也曾激烈地给部队首长写信，言辞之中甚至威胁要将某些军官“送上军事法庭”，并声称自己手中握有他们的“犯罪证据”。同时，他还要求军队为自己办理所谓的“退伍证明”等手续。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他所愿，最终在2000年5月，他与同伴郭小明一起选择了逃离部队。

    对于伍勇在部队的遭遇，其代理律师罗和辉曾多次询问他具体的困境，但伍勇的描述总是简洁而具体：“就是老兵让新兵做一些琐事，比如洗袜子，我看不惯这种待遇。”与此同时，罗文秀则坚定地认为：“他原本计划在部队中继续深造，考取军校，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和决心一定能够考上。”这两段话仿佛揭示了伍勇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也预示着他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2000年末，伍勇踏上了归途，回到了宜宾，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凭借着那张来之不易的退伍证，他在一家保安公司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似乎正逐步步入正轨。然而，这份宁静仅仅维持了一年光景。2001年，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在药厂担任保安期间，伍勇结识了曾科与胥良君，这两位新朋友的出现，用伍毅的话来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让他走上了歧途”。昔日那个在众人眼中乖巧懂事的少年，如今却与所谓的“社会渣滓”为伍，甚至卷入了暴力抢劫的漩涡，这样的转变令人唏嘘不已。

    回望过去，伍勇曾怀揣着崇高的理想——“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奋斗”，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年少时纯真梦想的见证。那行用毛笔尽力书写得工整有力的字迹，至今仍留在自家那破旧不堪的墙壁上，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一个关于梦想与现实碰撞的故事。对于母亲而言，那面墙承载的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儿子曾经灿烂少年时光的珍贵记忆。

    伍勇的童年，曾是一片用文字编织的梦幻之地，他笔下的后山大树，承载了他无尽的想象与赞美。然而，生活的风雨在他10岁那年悄然降临，父母的离异让他的世界开始倾斜。学习成绩的不佳与调皮捣蛋的行为，让他几乎成了学校的“难题”，多所学校都对他望而却步。但正是这段在家中的辍学时光，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的契机。

    在母亲的反复教诲下，伍勇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他深刻理解到家庭的贫困与未来的责任，那份“为生活而读书，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信念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开始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用一张张“三好学生”、“总成绩第一”、“优秀班干部”的奖状，证明了自己的转变与成长。母亲罗文秀保存着这些奖状，它们虽已泛黄，却记录着伍勇那段不凡的奋斗历程。

    然而，生活的现实总是比梦想更加残酷。尽管伍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宜宾市四中，但贫穷却如影随形。罗文秀拼尽全力，每月仅靠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儿子的学业与生活。她尽力让儿子吃饱穿暖，每周一次的肉菜成了母子间温馨的纽带。但伍勇深知，这些远远不足以支撑他在城市中的求学之路。

    在这样的环境下，伍勇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他渴望通过理想来抵御现实的冷漠与歧视，却也不得不面对贫穷带来的无奈与挫折。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对物质与现实的鄙薄，试图用文字构建起一个理想中的世界。但偶尔流露出的自杀念头，却让人窥见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挣扎。

    伍勇的《目睹四中之怪现状》不仅是对学校现状的批判，更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他批判学校的功利化教育、出题者的刁难以及学生间的势利与残忍，同时也表达了对纯真与真诚的渴望。同班同学唐正方的遭遇，更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让他不禁发出“我羡慕他，我也想成为一个疯子”的感慨。这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更是对心灵深处那份纯真与自由的向往。

    在伍勇的初高中时期，一位与他保持密切书信联系的老师向本刊透露：“他显得异常孤僻，仿佛置身于人群之外，鲜有真正的朋友。”伍勇的文字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独白，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进入高三后，他在完成会考后毅然放弃了高考，这一决定让老师们深感意外。据老师们回忆，伍勇原本有意报考师范或军校，因这些选择相对经济负担较轻，但恰逢学费上涨且他对教师薪资的微薄表示不满，加之认为军校需要人脉关系，最终他选择了放弃。母亲的苦劝未能改变他的决定。

    2001年，伍勇因抢劫药店老板而遭到通缉。此时，他的父亲伍毅好不容易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劝他投案自首。伍毅提出先让儿子回家拿些换洗衣物，与家人见上一面，并承诺周一早上亲自送他到派出所。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伍勇返家后不久，警察便迅速包围了他们的住所，显然对伍毅的提议持怀疑态度。混乱之中，伍勇再次逃脱，从此音讯全无，仿佛人间蒸发。

    此后的岁月里，伍勇再也没有真正回到过父母的身边。即便偶尔回来，他也对自己的行踪和所从事的活动讳莫如深，对父母的询问总是敷衍了事，匆匆离去。在历次合伙作案中，伍勇与同伴之间似乎并无深厚的交情，他甚至不屑于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理论”。在律师面前，他坦言：“我清楚他们只为钱财而来，而我，则是为了让人听见我的反抗之声。”这句话，或许正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写照。

    伍勇将自己内心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纸上，记录下那些未竟的暴力幻想，包括幻想中精神病人的极端行为，或是带领流浪者实施抢劫的“革命”壮举。他的文字，如同一部庞大的编年史，清晰地划分为入狱前后的两个阶段。入狱前的篇章，充斥着对暴力犯罪的详尽规划与自我剖析的“自述”，这些“自述”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伴侣，仿佛是一种证明，一种对未知的自我慰藉：“若我遭遇不幸，至少有人能知晓我的信念与经历。”

    在被捕的那一刻，伍勇的第一反应竟是引导警察去取那份混杂着真实与虚构的文本，它不仅是他的思想记录，更是他灵魂的寄托。面对罗和辉律师，他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渴望，希望能将重庆哨兵案的罪名揽于己身，却又担心这份勇气无法被外界所信。在伍勇的认知里，他似乎已洞察世间万物，然而，当罗律师提及曼德拉与甘地这些非暴力抗争的领袖时，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茫然，显示出他对这些理论或历史的陌生与无知。

    对于案件的审理结果，伍勇似乎并不在意，他更关心的是外界对他行为的看法与评价：“生死于我，已无足轻重，但我渴望知道，人们将如何评判我的所作所为。”这种近乎偏执的关注，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认同与理解的渴望。

    伍勇的家人多次提出希望他接受精神病鉴定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罗和辉律师回忆道：“我曾无数次尝试说服他，让他认识到精神病鉴定可能为他带来的帮助，但他总是坚定地回答我：‘如果我真的被判定为精神病，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又将有何意义？’”这番话，透露出伍勇对于自我价值与行为意义的深刻执念。

    2009年11月24日上午，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伍勇等人抢劫收费站及枪击哨兵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经过详尽的法庭调查与审理，法院确认了伍勇作为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多起严重暴力犯罪中的核心角色。案件回溯至2003年，伍勇首先被查明为内宜高速公路收费北站与南站两起白日蒙面持枪抢劫案的主谋。同年9月11日，他向宜宾市卫星观测站的哨兵张某某开枪，致其重伤，并试图射杀另一哨兵曾某某未果后逃逸。数月后的10月2日，伍勇再次现身，携带火药枪等危险物品在宜宾市政府门前守候，意图攻击政府工作人员，最终对执勤保安杨某某实施近距离射击后逃离。

    此外，法院还揭露了伍勇在2008年至2009年间参与的另两起重大抢劫案。2008年11月11日，伍勇与张自顺联手，携带火药枪、假枪及匕首闯入内宜高速宜宾北站收费亭，抢走大量现金共计1.6万余元。次年2月23日，伍勇又伙同唐德富、魏华松，持火药枪、砍刀等凶器闯入宜宾南站收费亭，再次实施抢劫，劫得现金高达4.9万余元。更令人震惊的是，伍勇还涉及杀害郭小明等多条人命案件，且对上述所有罪行均供认不讳。鉴于伍勇所犯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一审判决：伍勇因犯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对暴力犯罪的零容忍态度，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