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哉，难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亦感步履维艰。

    大明国库之体系，非无实乃稀薄，症结在于缺乏一统天下的中央金库。

    回溯洪武二年，朱元璋初定金陵，旋即设立内库府，下辖琳琅十二库，各司其职，然其布局虽广，却难逃内外混淆之弊。

    朱元璋，一代枭雄，其《太祖实录》中，言辞犀利，直指公私不分之弊。

    他深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理，更鉴宋太宗私藏之祸，遂毅然决然，将国库与内帑合二为一，意在天下为公，财用皆出于民，归于民。

    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

    洪武、永乐年间，尚能秉持此道，以外臣掌舵内承运库，如户部尚书夏原吉，面对朱棣征蒙之需，坚壁清野，守财有道。

    然至正统年间，风云突变，金花银制度横空出世，内承运库渐成帝王私囊，国库之责，悄然转嫁于太仓之上。

    太仓者，朱棣迁都后所建之粮仓也，初为京营之根本，后以其管理之善，竟成国帑之象征。

    然此善举亦生弊端，太仓本职乃储军粮，而朝廷开支浩大，常致军需不继，寅吃卯粮之景频现。

    更兼太仓银库之设，十库并蓄，绵丝绢布、盐课关税，凡折银之物，皆归其所有。

    太仓银之来源广泛，夏秋税银、盐钞商税、赃罚赎罪，乃至僧道度牒，无所不包。

    国帑之惑，实为大明财政紊乱之症结所在。毕自严，手持天子令箭，力挽狂澜，为国库正名。

    他非但重塑此概念，更将各部仓廪之权，悄然聚于度支司麾下，首当其冲者，乃内承运库也。

    此番举措，非为搜刮龙藏，实为从法制层面，将内库与外朝界限分明，让皇家私产远离国库纠葛。

    京官俸禄，自吏部申报，经度支司之太仓银库审批，再由吏部发放，自此，内承运库成为皇家自娱之地，不再涉足国库运作。

    毕自严之志，未止于此，他又将目光投向各部宝库，诸如太仆寺常盈之丰、工部节慎之积、光禄寺及南京户部之银库，皆欲纳入整顿之列。

    这些部门金库累累，令人咋舌，毕自严誓要一一理清，收归国有。

    然则，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虽得圣上恩准，各部却如泥鳅般滑不留手，与毕自严周旋于权术之间。

    银钱背后，权力纠葛，错综复杂。

    毕自严坐于内阁，眉头紧锁，审视着各部账册，心中盘算：强取豪夺，必遭众怒，损及根基；唯有智取，方能不动声色，达成所愿。

    正当此时，内阁文书携徐尚书漕运改革奏章急入，犹如春风化雨，为毕自严带来一线生机。

    “民运官理，分段而治，按省修缮”，徐光启之策，恰似对症下药，令毕自严眼前一亮。

    半晌深思后，毕自严与徐光启共赴西苑，面圣陈情。

    朱由校览奏，赞叹不已：“徐尚书真乃奇才！”

    他见徐光启提议沿运河设钞关，分段管理，心中已绘就一幅富国强兵之蓝图。

    运河七钞关，横贯南北，坐拥人流物流之要冲，其潜力无穷。

    朱由校笔走龙蛇，一“准”字落，便决定了大明财政之新篇章。

    “京城至通州，先试牛刀。”

    朱由校轻挥衣袖，将奏章托付于小太监之手，转而对徐光启悠然言道：“卿之智见，与朝廷革新之策，皆需精炼成章，速遣至天津袁知府可立案头，以资共鉴。”

    “陛下英明神武，微臣遵命。”

    毕自严与徐光启闻言，即刻躬身行礼，言辞中满是钦佩。

    “陛下，既已开民间商贾漕运之禁，那么漕军之未来，又将如何安置？”

    毕自严适时进言，言辞间恰到好处地引出了新的话题，恰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朕若记忆无误，漕军皆源自卫所，固若金汤之军力也。”

    言罢，朱由校目光转向毕自严，悠悠发问。

    “陛下圣明，追溯至永乐盛世，成祖睿智，令卫所之军力融入漕运，此制历久弥坚。”

    毕自严即刻回应，言辞恳切。

    “新制既立，漕军之未来，当如何筹谋？”

    朱由校续问，语含深思。

    “处置之道，实为难题，需细细考量。”言毕，他轻敲桌案，眉头紧锁，似在权衡利弊。

    大明对漕军之运用，宛若巧取豪夺，然亦非全然无报。

    卫所田产，即为他们生计之根本，裁撤之念，实难轻易付诸实践，恐生波澜。

    “朕意已决，将逐步革除参与漕运之卫所，去其军籍，编为民户，任其受雇于商行，各展所长。”

    朱由校沉声道，更言及龙通商行应优先吸纳漕军，以示皇恩浩荡。

    “此乃缓兵之计，循序渐进，以图长远。”

    他轻笑，似胸有成竹。

    “陛下此举，恐引朝野非议。”

    毕自严与徐光启闻言，面面相觑，惊愕难掩。朝廷之威严，岂容商贾染指？

    “漕运之军，已非昔日之师，各安天命，方能国泰民安。”

    朱由校语重心长，目光如炬，“运河乃南北之血脉，漕运之困，已至不破不立之境。外界纷扰，不足挂齿，当务之急，乃各尽其职。”

    二人虽心存疑虑，却也不敢再言，唯唯诺诺，领旨而去。

    临别之际，朱由校不忘叮嘱毕自严：“夏税将启，顺天府新政，卿需密切关注。”

    毕自严拱手应诺，神色凝重。

    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朱由校心中暗自盘算：“设立工商局，以明商贾之数，实为当务之急。”

    念头一闪而过，他又转向刘时敏，询问皇庄交税之事。

    “皇爷圣明，此事并无异议。”

    刘时敏连忙回答，言语间透露着对皇权的敬畏，“若有异议者，皆非忠臣，已逐出宫闱。”

    皇庄交税之事，虽在内廷引起轩然大波，但皇命难违，无人敢违抗。

    朱由校深知，此举虽艰难，却为天下表率，势在必行。

    此事于朝野上下，引发共鸣，唯余“炸裂”二字，恰如其分，封建皇权之下，此情此景，言语难尽其妙，恍若帝王自乱阵脚，颠覆常理。

    “公”与“私”界限模糊，朝廷虽姓皇，皇却自向朝廷纳贡，奇观也！

    “夏税”二字一出，毕自严寻至，董应举摇头苦笑，连叹三声“难”，袁世振更以“难于登天”喻之，直指贿政之弊，根深蒂固，回天乏术。

    董应举面色一沉，似觉能力受疑。

    袁世振轻描淡写提及“鱼鳞册”、“黄册”已备，难点何在？答曰：“民变”二字，力透纸背。

    士绅豪强，擅长以民乱为盾，转移税负，迫使朝廷束手无策，百姓走投无路，或落草为寇，或入海为盗，朝廷加税之举，形同虚设。

    地方官吏欲按册征税，必与士绅妥协，上演“剿匪捐资”之戏码，实则大户免单，百姓分摊，此风日盛，恶性循环。

    大户愈富，兼并愈烈，百姓终至无立锥之地，除反抗无他途。

    于是，士绅豪强引领民众，抗税拒征，朝廷权威扫地，一地鸡毛。

    毕自严目光如炬，质问袁世振：“岂非你授人以柄？”

    意指其先前助力陛下设乡警、讨兵器之举，意在今日之局。

    袁世振闻言，苦笑化去伪装，对毕自严谦逊一番，转而问董应举：“知府大人，可曾手刃过人？”

    董应举答：“虽未亲刃，然监斩已十数回。”

    言辞间，透露出官场风霜，亦暗含对即将来临风暴的预感。

    闻此言，董应举即刻昂首挺胸，正气凛然。

    顺天府内，奸商与捣乱新政之徒，皆已遭其铁腕镇压，签字一掷，性命即殒，尽显其雷霆手段。

    相较于往昔，董应举性情中更添几分凛冽寒风，宛若脱胎换骨。

    袁世振目睹此景，满意之色溢于言表，轻点其首，赞道：“儒雅之气尽褪，壮士之姿已现。”

    “可还记得，我于两淮如何行事？”

    袁世振问得深沉，“民众齐心，盐丁巡防，地痞无赖，皆以私盐论处，斩之不赦。”

    董应举应声而答，声音坚定。

    随即，袁世振话锋一转，谈及寺庙田亩之事：“陛下令下，寺庙道观献田，何以如此顺从？皆因陛下雷霆之怒，上四卫、锦衣卫双剑合璧，谁敢不从？”

    言毕，袁世振霍然起身，语气中满是豪迈：“太祖开国，吊民伐罪，鞑靼远遁，凭的便是民心这把无坚不摧之剑。而今，民变频发，非天灾所致，实乃人祸之祸。士绅豪强，逃税逼反，百姓无奈，方举义旗。”

    “二百五十年风雨，朝廷之剑渐钝，需吾辈重铸。你董应举，当以乡警为基，组织壮丁，为朝廷，为万民，再铸利剑！”

    “西苑龙庭之上，亿兆子民之眼，皆聚焦于你。董应举，你肩上之责，重于泰山。”

    袁世振一番话，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听得董应举热血沸腾，感激涕零：“下官铭记袁公教诲，定不负所望。”言罢，躬身行大礼。

    毕自严亦随之行礼，赞叹道：“袁尚书之言，乃安邦定国之策，字字珠玑，直击要害。”

    “吊民伐罪，唯有一字——杀！”

    袁世振掷地有声，道出了大明之根本，亦道出了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