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在古城那地方，开小煤窑确实挺容易，投资小，赚钱快，运气好的话，短时间内能挣不少钱。

    当时小煤窑的煤卖得很便宜，每吨也就四五十块钱，比大矿的价格至少便宜一半。

    尽管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不好，煤炭产大于销，很多国营煤矿被迫停产或者限产，但其实对小煤窑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价格上不去，矿主挣的钱少了点而已。

    虽然售价只有大矿的一半不到，但小煤窑的生产成本低，只有大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在大矿亏损严重、不得不停产限产的时候，小煤窑反倒迎来了一个爆发期，趁机野蛮生长，不断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

    榆树坪井田的范围大，赋存浅，又是山区，煤层露头的地方不少，是小煤窑的聚集区。

    最多的时候，榆树坪矿周围的山坡上沟岔里，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小煤窑，这些小窑的年产量，几乎撵上了榆树坪大矿的产量。

    和十年后“煤老板”一吨原煤净赚上百甚至几百元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小煤矿的矿主，每卖出一吨煤，能落到自己手里十块二十块，他们就很满足了。

    虽然单位利润不高，看起来不起眼，但架不住量大啊。

    随便一个小煤窑，年产量也是一万吨起步，老板一年赚个十万八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一些地质条件优良，产量高，煤炭质量好的小煤窑，一年的纯利润可能达到七、八十万，个别的甚至可以超过百万元。

    榆树坪煤矿矿长杨树林，是科班出身的高级采矿工程师，正县团级，工龄三十多年，当时的月基本工资不过七八百元，加上各种补贴和名目繁多的奖金，一年的总收入也不会超过两万。

    这个收入，是全矿一万多名正式工的天花板水平，至少是全矿人均收入的四倍。

    横向对比一下，就能知道当时小煤窑老板的收入，是什么样的水平。

    小煤窑能赚钱不假，但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

    小煤窑的生产条件恶劣，缺少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老板也舍不得花钱买安全装备。死人是常有的事，瓦斯煤尘爆炸，塌方冒顶、透水之类的恶性事故也时有耳闻。

    当时，国家对国营矿有百万吨死亡率的考核指标，也就是每生产一百万吨原煤，允许你死两三个人。

    死亡人数超过了这个指标，说明你们的安全工作做的不好，需要改进。

    小煤窑不在煤炭部的管辖范围内，没有人去管理考核它们。如果有统计数据的话，八九十年代，各产煤区小煤窑的百万吨死亡率，可能会惊掉很多人的下巴。

    一起大点的事故，可能会让矿主赔的倾家荡产，此生难有翻身的机会，也有可能让矿主身陷囹圄，吃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牢饭。

    虽然我拒绝了大宝合伙开小煤窑的要求，但这家伙不死心，后来还多次诱惑我。

    分一半股份给我，不用我出钱投资，还允诺我不用辞职，也不用抛头露面，只当幕后老板，只负责出谋划策，做决定，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挣的钱兄弟俩对半分。

    这样优渥的条件，也就卫大宝能给我，但我从来没动过心。

    我很热爱现在的工作，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

    钱确实是个好东西，没人不喜欢它。但说实话，我对金钱的态度一直都很淡漠，从来没有在钱的事情上费过心思，也没做过大富大贵的美梦。

    参加工作前，在老家上学的时侯，我还是个孩子，家里的事插不上手，衣食有父母操心，学杂费也由他们负责，我兜里没装过钱，也没有花钱的意识和需求。

    参加工作后，第一年的时候工资不高。每月领了工资，一半寄给父母，剩下的一半除过买饭票菜票，也没太多要花钱的地方，到月底总会有结余。

    衣服以单位发的工作服为主，看电影有工会发的电影票，理发在矿上的理发室，每月两张理发票总要剩下一张，洗澡是免费的，毛巾洗衣粉肥皂属于劳保用品，单位发的足够用。

    算来算去，除了牙膏牙刷，内衣内裤和每年买两双鞋子，也没需要花钱的地方。

    在煤校上学的两年，同学之间交往应酬多一些，每月的支出比上班的时候翻了一番，但我们是委培生，除了工资外，每天还有八毛钱的补助，我也感觉不到经济上有压力。

    毕业后进了机关工作，转了干，工资涨了两级。

    虽然学会了抽烟喝酒，但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抽烟的档次不高，喝酒的频率也不高，每月花在烟酒方面的钱不多。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一直以来，钱财在我心里没什么位置，也左右不了我的行为。

    卫大宝从小在山里长大，小学没毕业就弃学了，在家闲逛了两三年后，参加了工作，在运输队当轨道工，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怎么说呢，他的性格偏软，缺少主见，不管干什么事，总给人一种黏黏乎乎的感觉。

    我们成为好朋友后，大宝算是找到了依赖，大事小事，总会先征求我的意见。

    卫大宝的小煤窑，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能看到我的影子。

    煤窑开起来后，大宝确实挣了钱。

    钱壮怂人胆。

    有了钱的卫大宝，腰杆子慢慢挺了起来，自信心也有了，整个人的气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为兄弟的这种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两年前，我有了女儿，也当了科长，公事家事比以前多了不少，去大宝小煤窑的次数变少了。

    大宝知道我忙，找我的频率也比以前低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淡了，是因为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成熟了。

    给兄弟帮忙可以，但不能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我的底线。

    大宝对此很不满，发过很多次牢骚，也用过很多招数，总想突破我的底线。

    我结婚的时候，大宝包了两万元红包，悄悄塞给了我媳妇，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让我知道这事。

    大宝也是蠢，不想想两万元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媳妇怎敢向我隐瞒。

    我知道后，从媳妇手里要过了钱，直接去了大宝家里，当着他父母的面，从红包里掏出了一张纸币，装到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大宝说，这张是你给哥的贺礼，我收了，剩下的，我替你孝敬叔叔婶婶。

    此后的两个月，无论大宝怎么哀求，我都没理他。

    这件事让大宝知道了触碰底线的后果，从此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一年后，在我女儿的满月宴上，几个朋友起哄，说小丫头有福，摊上了个有钱的小叔，非要看大宝给侄女准备了什么大礼。

    大宝被臊的不轻，觉得丢了大脸，酒也不喝了，扔下筷子跑到门外，蹲在地上捂着脸大哭了一场。

    满肚子的委屈没办法跟人说。

    他是真想给侄女买个三两重的纯金长命锁，犹豫了好久没敢买，今天，只是和其他人一样随了二十块钱的份子。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不近人情。

    也许是性格使然，不想让兄弟之情被铜臭污染，也许是某种与生俱来的预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知道大宝手里有闲钱，只要开口，十万八万都不是问题。但我就是不想向他开口，宁愿腆着脸去求杨树林，死皮赖脸地和马科长掰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