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科准备提拔一名副科长，分管生产的副矿长和这个干部不熟，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喝多少？

    该同志诚惶诚恐地回答：一般，一般，能喝一点。

    领导说，我分管部门的科长副科长，达不到一斤以上的量，统统不予考虑，你自己掂量掂量给我个答案，咱们还要不要谈？

    这不是杜撰，是当事人亲口对我说的。

    第二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前年年底，我当行政科科长没多久，杨树林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说大年三十那天，矿上要开个新春团拜会，参加人员是全矿副科级以上干部和生产区队的队长书记，大概两百人左右。

    团拜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聚餐，地点就放在招待所的大餐厅，你林子龙给我好好安排，档次不能低，要让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的肚圆，喝的尽兴。

    领导的要求让我有点挠头。

    钱不是问题，领导没有给标准，意味着没有上限。

    问题是，当时正在严厉整治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要求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接待，必须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标准。

    超标的后果很严重，不但参与者要自掏腰包补上餐费差额，还要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我和招待所所长、餐厅的大厨们商量了好几次，才确定了菜谱。

    一桌十人，想让食客们甩开腮帮子随便造，份量必须得足。

    盛菜的盘子选的是直径四十公分的茶盘。这东西现在不多见，当年可是居家生活的必备品，几乎每家都有。

    “四菜”分别是清蒸老母鸡，每盘盛三个。红烧猪肘，每盘也是三个，单个重量不低于两斤半，第三个菜是红烧鲤鱼，每盘三条三斤左右的野生黄河大鲤鱼。

    前三道都是大荤，最后一道必须是素菜，菜名暂不确定，取决于到时侯能买到什么南方运来的新鲜蔬菜，什么贵上什么。

    “一汤”是乌龟汤，汤盆是普通的搪瓷洗脸盆，每盆两只三斤以上的野生甲鱼。

    莱和汤都是我们在当地能找到的最好的食材，酒自然不能差。

    我亲自出马，在汽车队要了一辆解放141卡车，带了一个在汾酒厂有关系的职工，跑到杏花村拉了三十瓮汾酒原浆，每瓮十五升。

    领导说不仅要让大家大块吃肉，还要大口喝酒，用普通的酒杯肯定不行，用喝啤酒的玻璃杯也不合适，体现不出领导想要表达的豪迈气势。

    我让招待所买了几百个粗瓷碗，就是影视剧里武松在景阳冈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用的那种碗，每碗能盛三两多酒。

    菜盘子太大，酒罐子太重，招待所的服务员都是小姑娘，担当不起传菜添酒的重任。我让行政科机关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全部穿上白大褂，充当这场盛宴的服务员。

    团拜会是十一点结束的，十一点半宴会开始，矿长和书记端着粗瓷碗挨桌给大家敬酒，他们身后，各跟着一个抱着酒坛子的男服务员。

    领导莅临之处，无不是“干”声豪迈，个个都是气冲宵汉，能喝的不能喝的，没有一个怂包软蛋。

    这是我见过的气氛最热烈的一场酒会，历经三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三点才结束。

    作为操盘手，我那天没敢多喝，散场后马上清点了战果。

    摆了十一桌，下场二百零六人，总共喝了二十一坛五十二度汾酒原浆，包括浪费的部分在内，人均整好三斤。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喝的有点迷糊，其中有二十多人被当场撂翻，被招待所长带人抬去了提前准备好的客房。

    餐厅主管向我诉苦，两毛五一个的粗瓷碗，被摔碎了三十二个，这笔费用得记到成本里。

    杨树林对这场盛宴很满意，说林子龙这小子是个人才，别看蔫里巴啦的不爱说话，鬼点子还挺多，让大家吃好了也喝好了，还不用担心超标挨罚。

    杨树林是个老煤矿人，深谙酒文化的精髓，爱喝也能喝。

    他给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下属们宣布过一条纪律，在酒场上，你们谁也别跟我谈工作，也别让我签字，老子在酒桌上签的字一律无效，绝对不会认账，谁也孬想钻空子占我的便宜。

    在这种酒意盎然的环境中熏陶了几年，我的酒量也有了快速提高，从刚上班时闻到酒味就脸红，慢慢发展到二两、半斤，一斤，现在，状态好的话，一斤半五十二度的高梁烧灌下去，基本上没啥感觉。

    其实我不贪酒，但因为年轻好胜，爱在酒场上逞强，在机关上班的七八年里，出现了好几次醉酒的情况。

    我从行政科副科长提拔为科长那天，科里的同事闹着要我请客，不好拂了大家的美意，我在街道上的饭店摆了两桌。

    行政科管着矿上的后勤，三个职工食堂和招待所的餐厅都是行政科的下属单位，条件也都不错，但我不想在这些地方宴请同事。

    瓜田李下，就算我足额付了餐费，也不一定能堵住别人的嘴。

    行政科科长在自己管辖的食堂里吃顿饭，还会掏自己的腰包，这话说出去没几个人相信。

    与其无法自证清白，不如躲的远远的。

    那天我确实高兴，同事们也闹的很凶，排着队轮番敬酒，我只抵挡了两轮，便放弃了抵抗，彻底放开了，最终不出意外地被就地正法，完全失去了意识。

    同事有些害怕，借用矿调度室的值班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摇摇晃晃的下了病床。

    事后不久，有次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郭民选书记似乎无意中提到这茬，说年轻就是好啊，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被人灌下去三斤多烧酒，怎么也得躺两三天才能下地，一个礼拜内，很难好好工作。

    郭书记这话看似开玩笑，其实我知道领导是在委婉的批评，说我年轻，不知道节制，分不清孰轻孰重。

    书记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暗地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干这种蠢事。

    人在煤矿，身不由己，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自制，严格把握尺度界限。

    从那以后，我学老实了，无论在什么样的酒场上，绝不逞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总量绝不超斤半。

    有一次，地方上的领导来矿交流，杨树林点名让我陪他接待，一开始地矿双方把酒言欢，桌子上的气氛很友好。

    古城县的干部知道煤矿的酒风强悍，他们自知实力不济，一般都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

    那天是个例外，客人中有个以前不认识山东大汉，三巡过后，和杨树林飚上了，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来回，竟然没有分出高下。

    杨树林有些顶不住，让我替他抵挡一阵子。

    我当时已经陪其他领导喝了不少，快要达到自定的量限，只好硬着装怂，说我的胃最近不好，再喝恐怕要吐血了，请领导饶了我吧。

    杨树林很不高兴，但我把求饶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挽起袖子重新上阵，继续和对方厮杀。

    后来，再遇到重要的接待任务，杨树林再也不叫我上桌了，我这个行政科长，只有当服务员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