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断学业，离开家乡，到几百公里外的榆树坪煤矿当工人，是因为家族里死了一个人。

    父母生活的村子叫张寨村，林家在村里是小姓，只有五六户人家，三十多口人。

    十三年前，族里一个堂叔从部队复员后，去了古城榆树坪矿当工人，上班刚一年，就因井下发生事故丢了性命。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工亡职工的家属子女，只要符合条件，可以接替离世亲人的工作，这种情况，就是人们过去常说的“接班”的一种形式。

    堂叔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堂婶，一只手有残疾，不符合接班条件。

    堂叔堂婶没有儿子，只生养三个女儿，最大的当时十岁，正在上小学三年级。

    家族里的长辈，不舍得浪费亲人用生命换来的，可以端上铁饭碗的机会，决定在家族范围内另选一个人，接族叔的班。

    林氏的人丁不旺，长辈们挑来选去，发现只有我林子龙是唯一合适的人选。

    当时，我刚参加完县一中的招生考试，在家里等待考试结果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一中是县里最好的高中，是省级重点学校。按平时的学习成绩，结合这次考试后的估分结果，我考上一中应该不成问题。

    得知族里的长辈想让我接堂叔的班，到煤矿上班的消息，我十分抗拒，明确告诉父母，我想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坚决不当矿工。

    父母是农民，没什么文化，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诱惑，怎么可能放弃能让儿子成为公家人，端一辈子铁饭碗的机会。

    这可是磕头烧香都求不来的大好事啊，父母根本不理会我的抗拒，在族里长辈的主持下，很快和堂婶达成了协议。

    我以养子的身份，接堂叔的班，交换条件是，我上班后，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拿钱给堂婶，前三年每个月二十元，三年后每年增加两元，一直到堂婶离世。

    长辈们办事的效率很高，两三天就办好了盖着县乡民政部门大印，有诸多见证人签字的“领养协议”，协议的落款日期是十年前的某天。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在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也被改了

    还有两个月才过十六岁生日的林子龙，出生日期被提前了两年多，一夜间变成了十八岁的成年人，成了有选举权的共和国公民。

    这种随意修改户籍信息的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甚至不需要派出所所长出面，给户籍警送两条烟两瓶酒就能办妥。

    后来我曾想过，如果不是自己和堂婶的年龄差只有十七八岁，说不定族里人还能省点事，不用办“收养协议”，直接给堂婶换个户口本，把我的名字加上去，我就能以堂叔儿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接替因公死亡“父亲”的班。

    当爸爸把“招工体检表”放到我面前，让我明天早点起床，起床后不准吃饭喝水，跟他去县医院体检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反抗已经没了意义，也就放弃了挣扎和努力。

    在父母的眼里，我是没有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一个铁饭碗对农民家的子弟来说，是多么金贵的东西。

    于是，懵懵懂懂的我，以工亡子女的身份，成了榆树岭煤矿的正式职工，并因为这个身份受到了特殊关照，没有被分配到危险程度最高的采掘一线，而是成了井下运输队的一名轨道工。

    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至少比其他行业要高两级，我刚上班，月工资就是四十二元，一年后涨到了五十四元。

    上班前两年，每个月开工资后，把自己当月的生活费留下，剩下的钱我会在第一时间寄给父母，父母从中拿出二十元交给堂婶，余下的用以贴补家用。

    后来，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慢慢多了，我不再每月去邮局，而是两三个月才给父母寄一次钱，每次的数额都不会少。

    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亲手给过堂婶一次钱，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对自己来说，是耻辱，是伤害，是埋在心底的痛。

    父母很淳朴，知道感恩，我每次回家，他们明知我不情愿，还是要替我准备好礼物，催促并监督我去看看堂婶。

    把礼物给婶婶放下，陪她说了几句闲话，前后不到五分钟，我就找了个借口告辞。

    这是我的一贯做法，婶婶不以为忤，高高兴兴把我送到门口，明知我不会来，还像以前每次一样，叫我晌午到她家吃饭，她给我包萝卜豆腐馅饺子。

    离家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对父母的感情也淡了。

    长时间不回家，想家乡想父母，可每次回老家后，兴奋的情绪总是维持不了太久，不太想听父母的家长里短，也不想知道村里发生的奇闻异事。

    结婚前，每年有探亲假，能老老实实在家里住十天半个月，帮父母干点农活，找儿时的玩伴叙叙旧，喝点小酒。

    三年多前结了婚，探亲假几年才有一次，加上工作忙，很快又有了孩子，我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回家，每次最多也只是小住三两天。

    从婶婶家出来，我不想马上回家，信马由缰地转到了村外。

    田里的小麦正在拔节，葱茏翠绿，空气里是甜甜的青草味，不由得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思绪飞回到昨天才离开的遥远的小山沟。

    虽然那里的视野佝促，目之所及皆是黄褐色的山峦，到处是黑乎乎的煤尘，空气里一年四季都有呛人的煤烟味，但和眼前一望无际的麦浪比起来，我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山沟里的生活。

    “是子龙吗，啥时候回来的？”

    一声招呼，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

    转过身去，眼前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藏蓝色的中山装虽然已经褪色泛白，但连领口的风扣都系得整整齐齐，白白的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全是醒目的老年斑，年龄亦然不小，腰板却挺的笔直。

    这打扮，这架势，肯定不是普通的老农。

    “哦，杨……，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嘴里呜呜呜啊啊，算是给了对方回应。

    来人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杨纯，是我在家乡最不想见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