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风起云涌

    公元1351年，南中国的大地硝烟滚滚，装备着步枪与大炮的共合军如同狂风扫落叶一般，将盘踞数十年的蒙元势力一扫而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少量原始火器的元军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他们依赖的刀枪和弓箭，在拥有工业体系支撑的近代化军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工业国”这个词开始在共和的报纸上出现，并迅速传遍了江南。原本有些底气的方家军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如同婴儿般脆弱。

    与南中国的一边倒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中国的大地上却是血战正酣。大炮的重击在人体上炸开一片血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冷兵器之间的激烈碰撞。双方都在招兵买马，北方的红巾军已经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追随者多达七十万。然而，红巾军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已经无法再从共和那里获得物资支援了。

    苏星云已经依照协定将规定的援助物资交付给了红巾军，但现在他不再打算继续提供。尽管共和随着吕宋领地的开发，已经有了一定的余粮，并且能够供应北方红巾军足够的铁器，但苏星云不愿承担这个日益沉重的包袱。而且，即便共和承担了这部分后勤支持，红巾军也不会心存感激，反而可能认为这是共和别有用心。苏星云深知“是米恩斗米仇”的道理。

    苏星云交货后与红巾军形同陌路的态度，让明教众人焦急万分。此时，明教已经聚集了四十万之众，却严重缺乏铠甲、兵器和粮食。尽管抢夺的金银堆积如山，但共和却不收这些贵重金属。在这个战乱时期，粮食才是硬通货。不仅是共和，就连方家军也停止了粮食出口，可惜方家军的执行力不足，仍有部分粮食流入了北方。

    共和政府与红巾军的交易冷淡期仅持续了两个月便宣告结束。打破这一僵局的，是共和外贸组的一名叫柯斌的成员。柯斌曾是一名煤矿工人，离开矿场后加入了外贸组。自从淮北大煤矿被发现后，他便对探寻其他未知煤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除了淮南的大矿外，其他地区的煤矿储量寥寥无几，似乎只有淮南这片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矿藏。于是，柯斌将目光投向了淮河对岸元军控制的地区。

    外贸组对他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适度的支持。随着钢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共和越来越多地采用机械力替代畜力和水力，煤矿的需求日益增长。共和不再仅仅依赖境内的煤矿产量，开始考虑从外地购买煤炭。然而，周边的势力都不产煤，方家军也曾试图在自己的领地寻找煤矿，但始终一无所获，他们的炼铁业目前仍依赖木材。

    元朝淮北地方政府默许了柯斌在淮河以北地区的探矿活动，因为共和已经提前打了招呼，找到矿藏可以卖给共和，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元朝的地方官员对这种探矿行为既未表示反对，也未提供协助，一切都由柯斌带着少数几个人四处奔波。

    不久之后，红巾军四起，柯斌一度与共和失去了联系。但随着红巾军与共和后续的接触，柯斌终于重新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外贸组与红巾军再次就淮北探矿事宜达成了共识。后来，随着红巾军与共和之间交易的冷淡，急需物资的红巾军想到了这个探矿小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和与共和的关系，并且希望能够真正找到矿脉，作为自己的财源。于是，红巾军为这个探矿小组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支持，当然，这些人的伙食需要由共和负责。外贸组也不会亏待这些辛勤工作的人，不仅提供伙食，还让柯斌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价，并据此发放报酬。

    在一个多月的紧张勘探后，这支人数达到一千多的探矿队终于确定了淮北存在一个与淮南煤矿相媲美的大型煤矿。这一发现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红巾军在探矿队中安插的眼线也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红巾军立即增派人手进行开采，最终发现了淮北大煤矿。

    矿藏的发现为双方继续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利益基础。这批煤矿主要分布在苏州附近，距离共和在淮河北岸的领土仅有大约六十公里的距离。对于占据这片煤矿的红巾军来说，他们对共和突然展现出的热情既感到欣喜又心生警惕。欣喜的是这片煤矿对他们来说价值连城；警惕的是共和这个强大的邻邦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怀璧其罪”的境地，甚至派兵强行夺取。

    目前，共和暂时没有向北方出兵的打算。整个共和的基础干部已经严重匮乏，原本扩编的共和军又一次面临被迫裁军的局面。大量士兵被调往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参与地方秩序的重建以及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如今，整个共和在中央领地上的机动兵力仅剩八个师，约五万人。因此，共和对淮北地区的控制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双方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修建一条通往宿州的铁路。对此，持有戒心的红巾军有自己的谋士，他们向高层讲述了春秋时期蜀王因贪图秦王假意赠送的石牛粪金而派人修通与秦国的道路，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

    因此，无论共和如何阐述开通铁路后将带来的煤炭销售经济效益，红巾军方面始终不同意。最终，红巾军的使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贵方乃是虎狼之国，我们绝不能像蜀王那样愚蠢。”此言被传达给了苏星云，他对此感到哭笑不得。

    尽管他本人对修建这条铁路并无恶意，纯粹是为了迅速获取资源，但也不至于为了打仗而修路。毕竟，共合军只需一天时间便可抵达宿州，而淮河北岸乃是平坦的沿江平原，并非当年蜀道那般艰险难行。

    面对红巾军的戒备心态，共和方面感到十分无奈。尽管苏星云领导的共和政府地处楚地，但周边的势力却将其比作秦国。共和以其严格的法制、强大的军队以及为利益不惜翻脸的外交手段而闻名。

    在共和以外的地方，苏星云被冠以“秦王”的称号。他既继承了秦王霸道的治国方式，又延续了秦王为利益不择手段的影响。战国时期的秦王曾为了争夺一块和氏璧而公然耍赖，其谋臣张仪也曾为了离间楚齐之间的关系而先是谎称五百里地，事后又无耻地改口为五里地。

    尽管苏星云并未做过这些事情，但他强迫绅缙们分田地、挑起宗族间的内斗以及宣布地主对抛荒多年的土地无产权等措施，无疑比昔日的秦王更为“无耻”。

    正是这些不良声誉，使得其他势力在与共和打交道时都保持了警惕。面对固执己见的红巾军，共和只好采取了适应他们的策略。红巾军提供劳动力，共和则提供机器设备和少量指导人员协助开矿。

    双方约定以每吨煤矿换取五十公斤稻谷的基本价格进行交易，当然，根据不同品质的煤矿，价格还会有所调整。至于矿工的工资，则由红巾军自行决定，不过共和建议不要设定得过低，以免影响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在与共和达成这笔重要交易后，红巾军的士气大为提振，无数矿洞被迅速开挖。第一个月便产出了五千吨煤炭，这些煤炭随后被四轮马车运送到淮河北岸进行粮食交换。

    这一物资交换方式的确立，使得红巾军在战场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向河南和山东地区推进。与此同时，淮河以南的钢铁厂、机器厂等重工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南方的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铁矿资源，本地及北方运来的煤炭，加上北方逃难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淮南工业基地逐渐具备了与马鞍山工业区相抗衡的实力。

    到了公元1352年，共和已经结束了战斗，开始专注于整合内部资源。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由于共和占领了荆州，明教人士明玉珍带领骨干力量进入四川起义，利用川东复杂的地形牵制元军。

    同时，他们还与大理段氏的段功展开了激战，段功正是段誉的不知多少代孙子。此时，段家已被元朝分封为十代大理总管，成为了元朝的忠实拥趸。段功的妻子竟是梁王的女儿，而梁王正是汝阳王的父亲，赵敏还得称呼段功一声姑父。

    在江苏泰州，也就是共和如皋领地的邻界，张士诚也率领众人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诛杀贪官污吏，并未直接将矛头指向元朝的最高统治层。

    至于方家军，他们依然按照火枪兵与长枪兵一比三的比例组建方阵部队，并且扩编成了四个师，再次向北方的杭州进发。这一次，共和军并未进行阻拦，因为在未来两年内，共和实在没有余力在大陆上进行进一步的扩张。然而，共和并未示弱。

    公元1352年四月，当放假军再次攻打杭州时，共合军的台湾舰队驶至台州附近海域展示武力。在带领方家军的使者观摩了高爆弹的试射之后，陆海拿出地图，在太湖西南划了一条红线，明确禁止方家军跨越。这一威胁无疑是霸道的。但对于依赖海洋资源的方家军而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条件。

    如今，方家军上下都明白，自己的实力仍不足以抗衡四年前共合军远征大都时的那股强大攻势。宋濂作为方家军的谈判代表，曾多次试图据理力争，但在弱国无外交的现实面前，无奈只能接受。这一事件在浙江士林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所有士人都开始猛烈抨击共和的不仁不义之举。

    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弱势的一方骂得最凶。例如，当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时，全国上下义愤填膺，而美国那边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一下，找点借口指责中国包庇被打击的目标，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九十年代的美国处于鼎盛时期，自然不会把一个穷国的意见放在眼里。

    然而到了2008年后，美国人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报纸上频繁地找中国的茬。这种言辞的增多，实际上反映了他们自身的衰弱。这一点在日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如日本时，他们的言辞还算中肯；但随着中国逐渐超越了他们，他们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

    此时的浙江，恰恰就是这种弱国无奈心态的典型体现。而共和的民众在国外办事时，语气中透露出一种自豪感，但对于别人的批评也能坦然接受，这正是大国国民的风范。这份底气，来源于年产三十万吨钢铁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