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西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展开“联合恢剿”之际，其情形相较于之前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之时已然发生了显着变化。

    想当初，大顺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联手之际，他们并无属于自身的稳固根据地可言。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大顺军余部皆处在一种被招安安抚的附庸状态，只能无奈地顺从于永历小朝廷。这种处境使得大顺军余部在诸多决策和行动上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充分施展自身实力。

    然而，如今大西军余部在与永历小朝廷就“联合恢剿”一事进行谈判之时，他们已在云南和贵州等地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因如此，在双方的联合谈判进程当中，乃至达成联合之后，大西军余部均能够成功保住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意味着大西军余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制定战略方针，调配资源，从而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同时，拥有独立地位也让大西军余部在与永历小朝廷的合作关系中具备更多话语权，得以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并为抗击清军贡献更大力量。

    其次，大顺军所遗留下来的部分军队展开的联合南明政权共同抵抗清军的行动，最终却因为永历朝廷中的君臣一开始就对其加以利用并心生猜忌，接着又采取排斥、打压甚至是分化瓦解等手段而以失败告终。

    起初，大顺军余部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南明政权合作，希望能够借助双方的力量抵御清军的入侵，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永历君臣并非真心实意地接纳他们，而是将他们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这种被利用的感觉让大顺军余部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历君臣不仅没有给予大顺军余部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反而对他们百般猜疑和防范。在军事决策方面，永历君臣常常忽视大顺军余部的意见和建议，导致多次作战失利。此外，永历君臣还试图削弱大顺军余部的实力，通过各种手段剥夺他们的兵权和资源。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顺军余部逐渐意识到，如果继续依附于永历小朝廷，他们将永远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清军。于是，他们毅然决定摆脱永历小朝廷的束缚，先后离开南明政权，辗转前往荆襄一带，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抗清斗争。

    大顺军余部因失去主动权而导致联明抗清失败的惨痛教训，给后来的大西军余部敲响了警钟。大西军余部从中吸取经验，明白了在与其他势力合作时，必须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权，不能轻易被他人利用和摆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抗清斗争的胜利。

    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局势之下，继大顺军余部联手南明政权共同抗击清军却遭受挫折之后，大西军余部再次站出来，提出要与永历小朝廷携手合作，一同对抗清军。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究竟是会像大顺军余部那样重蹈覆辙？还是能够汲取前人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始终坚守联合的自主性呢？这个问题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时刻威胁着大西军余部的未来命运。

    不得不说，永历政权在众多民众的心目当中确实成功地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抗清大旗。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拥有这样崇高的声望，永历政权却未能真正掌握联合阵线的领导大权。倘若永历君臣能够如愿以偿地获取到联合阵线里实实在在而并非徒有虚名的领导地位，那么他们不仅将掌控住湘、桂、粤等部分地区，还能牢牢把握云、贵两省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区域内日后的财产以及权力如何重新分配，也将由他们说了算。

    可反过来讲，如果大西军余部在这场联合行动中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无法获得实际的主导权力，那无异于拱手让出了他们在云贵一带历经千辛万苦才赢得的胜利果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等待着大西军余部的恐怕只有覆灭一途。所以，对于大西军余部而言，如何在这次联合抗清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扞卫自己的权益，将直接决定其最终的结局。

    自孙可望派遣代表前往永历小朝廷商议“联合恢剿”事宜起，直至 1651 年 4 月期间，永历小朝廷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认可孙可望的秦王封号。在此段漫长的时光里，孙可望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以及大西军领导集团务必掌控全军权力这两项要求，视作谈判能够继续推进的前提条件。

    乍看之下，于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孙可望似乎的确是以能否获取永历小朝廷赐予的“秦王”封号来决定自身态度及行动方向的。然而，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执意要求获得秦封，并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私欲，而是有着更深层次且合理的考量。其一，此举旨在让南明政权正式承认张献忠领导起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其二，则是希望通过确保大西军在联合阵线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好地组织力量抵御清兵入侵，收复失去的领土。

    面对如此情形，永历君臣曾绞尽脑汁，先后谋划册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平辽王”以及“冀王”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名号皆未能入得了孙可望之眼，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这种行为一方面展现出他为达成个人目标时那股近乎执拗的顽强劲儿，但另一方面，也充分彰显了他在面对南明君臣时毫不退缩、分毫必争的不屈斗争精神。

    话说那孙可望在云南称王之后，行事作风可谓独树一帜。其所铸之印，依旧沿袭张献忠之时的样式，全然不顾及永历小朝廷的印信，直接将其废弃。待到正式受册封成为“秦王”之际，更是大展宏图，设立起六部以及翰林院等机构，并着手筹备编修国史之事，摆出一副要自立一国的架势。

    且说这大西军，向来自成一套体系，即便如今孙可望获封王位，也绝无可能舍弃大西军一贯秉持的独立自主原则。非但如此，孙可望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与地位，竟将永历小朝廷强行迁至贵州安龙一带，并实施严密监控。但凡有大小战事，或是诛杀、斩立决之类的事宜，乃至封赏上奏，皆是先斩后奏，丝毫不给永历小朝廷留半点余地。

    更令人咋舌的是，孙可望与其麾下的大西军将士们，竟公然称呼永历帝为“皇帝一口”，此等称谓之中，饱含着对那至高无上、尊贵无比的封建帝王的深深蔑视与挑衅意味。他们不单在言语上这般不敬，更是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多个层面，向永历帝施加压力，逼迫其让出皇位，同时还积极筹谋建立一个不再由朱家子孙担任皇帝的所谓“后明”王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可望极力维护大西军独立性的这一举动，竟如同导火索一般，引发了大西军内部激烈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裂的隐患早就在张献忠逝世之后便已悄然埋下，尤其是在那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之上。

    在当时，大西军内部诸多将领对于未来的发展道路各持己见，而其中尤以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分歧最为显着且深刻。他们两人在对待永历帝的态度方面，可谓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存在宛如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永历小朝廷和大西军余部的目光。它就像是一种神奇的润滑剂，巧妙地改变了这两股原本势如水火、相互对立的力量的运动轨迹以及作用方向。在共同对抗强大的清王朝这一目标面前，双方不得不暂时放下彼此间的嫌隙与争斗，携手合作，形成了联合抗清的崭新局面。

    永历小朝廷妄图借助强大的大西军力量来重新构建那个已被明末汹涌澎湃的农民战争所推翻的朱明王朝。可是，此时的永历小朝廷已然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先说政治方面，其内部吏治极度腐败，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百姓怨声载道。而朝堂之上更是党派纷争不断，各方势力相互倾轧，使得整个朝政混乱无序，国家治理陷入瘫痪状态，如此这般，可谓是衰弱到了极致。

    再看经济状况，简直是惨不忍睹。据记载：“凡永历及随行文武支粮食俱报可望，开销仅可以活。”这意味着小朝廷连最基本的财政收入都无法保障，更别提去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就如同人体失去了血液供应一样，任何机构想要正常运转都是天方夜谭。

    至于军事力量，那就更加薄弱了。自从何腾蛟、李成栋等率领的明军相继战败溃散之后，“自扈从以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也就是说，除了皇帝身边那点微不足道的护卫力量之外，整个小朝廷几乎已经没有可用之兵，也没有愿意拥护他们的子民。在这种情况下，永历小朝廷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受孙可望挟制和操控的一个傀儡政权。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行将就木的小朝廷却依旧高高在上地占据着所谓的“正统”地位，并且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将前来联合的大西军余部视为需要招安的“流贼”。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竟然把大西军中孙、李之间存在的矛盾巧妙地利用起来，当作自己党内斗争的工具，企图从中谋取私利。殊不知，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

    大西军心怀壮志，他们渴望借助永历小朝廷那所谓的“正统”之名号，以此来强化自身于联明抗清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之中的主导地位。如此一来，便能进一步巩固并拓展其在云、贵地区已然斩获的辉煌战果。他们立志要击败清军这一劲敌，从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后明”王朝，成就一番千秋霸业。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自大西军着手经营云、贵根据地伊始，内部便显露出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身为第一领袖的孙可望与才华横溢且实力雄厚的第二领袖李定国之间那种相互争夺霸主地位的激烈争斗。两人都志存高远，皆欲掌控全局，这种权力欲望的碰撞使得彼此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而孙可望一心谋求称帝之举以及他那封建家长式的统御部下将领之法，更是犹如火上浇油一般，极大地加剧了大西军内部的离心倾向。许多将领对孙可望的专权行为心生不满，纷纷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原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大西军逐渐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困境，这无疑给他们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