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功几乎无人可比。

    生于一个希腊岛屿，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土耳其士兵的幼子，他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努力奋斗，攀升至与那些出身显赫的国王和统治者平起平坐，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们。

    “在土耳其人中，尤其是在海员中，仍然受到如此崇敬，以至于从伊斯坦布尔（constantinople）出发的任何航程，

    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都必须先拜访他的墓地，在那里他们念诵《古兰经》的第一章（Fedha），以祈求成功，并在抵达和离开时以大小火器向这位功勋卓着的个体致敬，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隆重而庄严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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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51年，即海雷丁·巴巴罗萨（Kheir-ed-din barbarossa）去世五年后，他的伟大副手德拉古特，成功地将的黎波里（tripoli）堡垒从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手中夺回，进一步威胁到西班牙与西西里（Sicily）及黎凡特（Levant）之间的通讯。

    德拉古特在海上的威力与海雷丁·巴巴罗萨相当——他被形容为“地中海的活地图”——成为了的黎波里的苏丹（Sultan），他的墓地至今仍可见。

    1565年，年届八十的他在马耳他（malta）围城战中阵亡。

    但在此之前，他为土耳其军队又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

    在1560年，他与巴巴罗萨的继任者皮阿利（piali）一同，在海雷丁·巴巴罗萨的老藏身之地杰尔巴岛（djerba）附近，对西班牙海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此时，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已继承了父亲查理五世的西班牙王位，据说他一生中遭受的两次最大败仗便是对英格兰的无敌舰队（Armada）和对土耳其的杰尔巴战役。

    在随后的岁月中，巴巴罗萨的儿子哈桑（hassan）进一步确保了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的稳定。

    他驱逐了西班牙人，除了在北非唯一仍然重要的据点奥兰（oran）。

    几年后，另一位伟大的土耳其海军将领奥基阿利（ochiali）对西班牙海岸进行骚扰，积极筹备重新夺回突尼斯（tunis）。

    突尼斯及其西班牙堡垒拉古莱特（La Goletta）最终在1574年落入土耳其之手。

    海雷丁·巴巴罗萨去世后，奥斯曼海军的重大挫折当然是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Lepanto）。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唯一表现突出的海军部队是由奥基阿利指挥的阿尔及利亚舰队。

    勒班陀海战是最后一场以桨帆战船为主的大海战，对于欧洲列强而言是一次胜利。

    然而，奇怪的是，在短短几年内，地中海海权的整体格局几乎与卡海尔·阿尔丁职业生涯巅峰时期并无二致。

    几乎整个北非海岸，包括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在内，都在土耳其人手中，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战船、快速帆船和新的帆船几乎可以毫无挑战地从大西洋航行至黎凡特。

    在这些年里，动摇土耳其海权的两大事件是1565年土耳其在马耳他围城战中的失利和六年后莱班托海战中舰队的决定性失败。

    但这两次失败最终证明对奥斯曼在内海的主导地位影响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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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世纪，美国和英国在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尔及尔（Algiers）的成功才为法国征服北非铺平了道路。

    确实，正是法国在1830年7月5日实施了致命一击，当时阿尔及尔最后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流亡前往那不勒斯（Naples）。

    然而，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在《旧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中指出：

    “德拉·格拉维埃海军上将（Admiral de la Graviere）谈论‘胜利的高卢（Gallia Victrix）’时说得很好——美国人也许对此有话要说。

    事实是，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武器都未能击败这场灾难。

    若不是蒸汽的发明，巴巴里海盗或许仍会存在。”

    法国在北非的统治被证明只是暂时的。

    今天，穆斯林王国再次从东边的埃及（Egypt）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morocco）。

    海雷丁“宗教的保护者”的阴影从未离开这些海岸。

    他生活在划桨战船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这种船只自迦太基（carthaginians）时代以来主宰了地中海的海战。

    他见证了重型炮舰时代的到来，这些大型帆船使划桨战船变得过时。

    普雷韦扎战役（preveza）中，杰出的威尼斯人亚历山德罗·康达尔米耶罗（Alessandro condalmiero）展示了如何在行动中驾驭大帆船，预示着划桨战船的终结。

    尽管如此，划桨战船在地中海的海军中仍持续使用，直到19世纪。

    虽然巴巴罗萨在生前受到了法国、西班牙甚至英国编年史家的认可，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却被贬低。

    法国人尤其显着，他们努力抹黑他，因为他们对与基督教欧洲敌人结盟的历史感到不安和羞愧。

    在其他国家，历史学家往往将他简化为仅仅是一个脚注。

    欧洲人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大西洋及其与东方的新海洋贸易路线。

    相比于加勒比海（caribbean）或太平洋（pacific）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16世纪地中海的事情相对不重要。

    土耳其人从未忘记对他的感激。

    在北非的新王国中，他的名字依然受到和英格兰的纳尔逊（Nelson）或美国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同样的尊敬。

    在土耳其，他是许多儿童书籍的主题，并常出现在漫画杂志中，作为一个结合了土耳其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罗宾汉（Robin hood）的人物。

    他的永恒魅力不仅在于他的成就，还在于他是“穷小子逆袭”的最杰出例子之一。

    对于数以千计在穆斯林国家中生活贫困的人们来说，他依然是希望的象征。

    他的生活充满暴力，死去时却平静，成就非凡。

    土耳其的年鉴在1546年记录道：“海王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