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王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既是西汉末年的权臣,也是新朝的开国皇帝。他以改革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来挽救西汉末年的危机,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成为历史上着名的“篡位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王莽的传奇人生,探索他背后的故事。
早年经历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字巨君,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他的父亲王曼是西汉新都侯,母亲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妹妹。在王莽少年时,他的父亲和兄长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然而,王莽却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仪礼》。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对外结纳贤士。王莽就是这个大族中的另类,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声名远播。
扶摇直上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开始进入中枢为官。他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尤其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前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同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来,他的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30岁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务。而他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在汉成帝时期,王氏家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尽管身居高位,王莽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他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淳于长曾是他的竞争对手。淳于长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的信任,很快升为卫尉(九卿之一),掌管皇宫的禁卫。当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为了扳倒这个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王莽秘密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并趁机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大司马之位已做好了准备,还涉及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王莽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并查清了他的罪行,最终在狱中将他杀死。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汉哀帝的祖母定陶王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地新都,闭门不出,安分谨慎。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罚了他,并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大权在握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
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着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自己。他不顾太后的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代汉建新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的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过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48岁的王莽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的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重,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改元居摄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崇发难,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崇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王莽遂有称帝之心。
西汉自武帝以后,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时年54岁。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托古改制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要恢复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必须回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因此,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的初衷是良好的,他希望通过恢复井田制、禁止奴婢买卖、改革币制、官制等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秩序。然而,由于这些政策过于理想化,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再加上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在土地改革方面,王莽宣布将天下田改为王田,禁止土地买卖,试图恢复井田制。然而,这一政策遭到了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导致改革难以推行。同时,由于土地重新分配需要大量的行政资源和人力,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相当困难的。
在奴婢制度方面,王莽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这一政策虽然体现了王莽对奴婢的同情和关怀,但在实际执行中却难以奏效。因为奴婢在当时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劳动力资源,禁止买卖会导致奴婢市场的混乱和奴婢身份的模糊。
在币制改革方面,王莽多次改变币制,试图通过货币改革来稳定经济。然而,频繁的币制变动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民众生活更加艰难。新币的流通受到限制,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短缺,商人们的交易受到影响,经济活力下降。
在官制改革方面,王莽对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更名官职、官名,并大封五等诸侯。这些改革虽然体现了王莽重构社会秩序的决心,但实际效果有限,甚至造成了行政上的混乱。新封的诸侯大多没有实际权力,只是虚名而已,而官职的更名也导致了许多官员的不适应和混乱。
此外,王莽还推行了五均六筦制度,试图通过政府介入经济来平衡市场和控制物价。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官员贪污腐败、市场管理不善等,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王莽改制虽然初衷良好,但由于政策过于理想化、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以及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王莽的新政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为新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反莽浪潮与亡国被杀
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反莽浪潮逐渐兴起。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王莽的统治,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起彼伏。
在王莽掌权之初,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但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如新都相孔休就拒绝了王莽的征召,大司空彭宣、王崇等人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这些反对者大多对王莽的专权和改制持批评态度。
随着王莽改制的深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反莽活动逐渐升级。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城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十余万反抗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未遂。这些反莽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表明了王莽统治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更加频繁和猛烈。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起义反抗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王莽的统治。其中最为着名的两支起义军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绿林军起源于荆州地区的饥民起义,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赤眉军则是由青州、徐州地区的流民组成的一支起义军队伍。这两支起义军在反抗王莽统治的过程中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对王莽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在最后的战斗中,王莽被起义军战士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斩下了王莽的首级。新朝就此覆灭,王莽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王莽的死标志着新朝的终结和西汉末年社会动荡的结束。然而,王莽改制失败的历史教训却深深地烙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后世改革者必须汲取的宝贵经验。
结语
王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话题。他作为西汉末年的权臣和新朝的开国皇帝,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来挽救西汉末年的危机,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王莽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了改革的不易和艰难,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从王莽的改革中汲取教训和经验,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