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州，山氏田庄，山士奇看着上半年的庄上收支账簿，只觉得愁眉苦脸，头都开始隐隐作痛了起来。

    神宗皇帝熙宁三年，即四十多年前，拗相公王安石推行变法，制定了《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保甲法。

    按照规定，凡乡村百姓，每五家组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保正。

    如晁盖，就是都保正，而山士奇，则做了个大保长。

    若按照王安石的设想，保长、大保长、都保正的人选，应该是民间有威望、能为众所服、且有斡力者担当。

    但毕竟这些基层小吏，还掌有管理户口、维护治安、训练保丁壮勇的权力，于是选拔标准很快就统一为住户中最富有者。

    山士奇能当这个大保长，靠的是祖上两代传下的家产财富，算起来他也是出身中等地主之家。

    即便名下有四百多亩田地，但山士奇家中并不比其他小地主、自耕农过得好到哪里去。

    盖因“我大宋”，租税名目实在繁多，若细细算下来，每亩土地的产出，单单各种税赋，就要缴纳收成的一半以上。

    “我大宋”的农业税，并不计量每亩土地的具体产出，统一只征收一斗收成的税。

    听起来这个税收比例相当低，但正税之外，苛捐杂税名目众多，层层累加，即便是山士奇这样的中等地主之家，也避免不了。

    比如每年百姓向官府交纳米谷时，由于储藏、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鼠雀吃啄、人为损坏等现象，要弥补这些损失，官府就要求百姓额外缴纳一部分粮食，称之为“加耗”。

    加耗的比例，是百姓每缴纳一石的米谷，就要额外再加一到两斗。

    此外又有“支移”，即官府为了节省运粮的费用，便要求缴纳公粮的百姓，自备运输工具，承担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

    王安石的变法中，将北宋百姓分为五等，户等不同，支移的路途距离也不等。百姓可以选择自己运输，或是缴纳钱或者粮，请人代替运输，称为脚钱或脚费。

    比如山士奇家属于第二户等，就要支移三百里，若缴纳脚费，则是每石米谷支付三斗五升。

    王安石的变法制度很贴心，允许百姓自由选择纳钱或者输粮，但地方官吏往往强迫百姓纳钱，从而再盘剥一手。

    而百姓家里的土地，又不完全是种植麦谷等，官府就根据种植产出的不同，要求百姓将土地产出折变为某物或者钱，同样需要缴税。

    简单来说，比如百姓种植桑麻，就要折变为绢帛，或者折变为钱，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采取灵活的征税方式，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百姓。

    然而落到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吏仍旧喜欢折变为钱，故而百姓的负担更重。

    除了“加耗”、“支移”、“折变”外，民间百姓养牛，病死或者自然老死后，宰杀时还要缴纳牛革筋角税，用以官府制作皮甲、弓弩等，被百姓称为“牛皮税”；

    王安石推行“保马法”，就变成了民养官马，要缴纳“养马钱”、“青料钱”；

    各地官府要修建义仓，本意是在水旱灾难时，用以赈济灾民，所以百姓还得缴纳一笔“义仓税”；

    百姓自家酿酒，要去官方购买酒曲，要缴纳“曲子钱”；

    酿醋，要缴纳“纳醋息钱”；

    甚至运送田亩正税入仓、运送粮食入义仓，还得交“带钞发纳钱”，也就是入仓手续费；

    此外禁军、厢军频繁调动驻屯，本地百姓还得缴纳助军米、斛面钱等。

    山士奇的家中，自他父亲去世后，家境便一年不如一年。这让山士奇也很纳闷，他也没别的爱好，除了舞枪弄棒外，又不喝花酒、又不好赌，怎地这家到了自己手中，却愈发落败了呢？

    他翻着账簿，不由得一惊，便问管家：“这‘枯骨税’是甚么来历？”

    “去年庄上老死一头耕牛，官衙说了，牛死，每年也要缴米谷四斛，这便是枯骨税！”

    山士奇不由得大怒：“耕牛已死，怎地还要缴税？难道还要收我家一辈子吗？”

    管家一脸无奈：“听说要收十年！”

    山士奇又问：“我既已是大保长，已完职役，怎地还要交一笔免役钱？”

    管家苦着脸：“拗相公在时，废除差役，各户要缴免役钱。但司马温公上任后，废了免役，又改回差役，但这钱还是要交的！”

    我大宋朝制度，百姓是要服免费徭役的，王安石变法，允许百姓交钱免役，官府出钱雇佣人手出劳役。但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仍旧要求老百姓出徭役，但免役钱却要继续收，以维系他们这样的统治阶层的高消费。

    山士奇不由得长叹：“世人都骂王安石，我看这司马光，也不是心系百姓小民的！”

    他以前只晓得国朝杂税极多，但彼时他家中富裕，还能支撑得住。万万没想到，如今连他这样的富户之家，面对各种苛捐杂税，都要支撑不下去了！

    到底是自己的经营产业手段不如祖父、父亲，还是官府的盘剥实在太苛刻了呢？

    山士奇摇了摇头，觉得厅内闷热得不透一丝凉风，走到院子时，更无半点凉爽，只觉得这大宋朝的天下，似乎都被这闷气给笼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