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嘉穗在苏州姑苏府忙得不可开交。

    两浙路改为浙江行省、江南东路改为江南行省，尚书省做了一些府县管辖的调整，于是除了江宁府，东南最繁华的苏州姑苏府、杭州余杭府，都隶属于浙江行省。

    王伦是很想将两个大府分开的，但在京官员多有浙江行省籍贯的，拿出前宋历年来两浙路各州县的赋税清单，表示我大浙江乃是天下一等一的财赋重地，怎么能轻易拆分？

    王伦很想说缴税多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啊，把苏州姑苏府拆给江南行省，分担一下压力不好么？

    但浙江行省官员不同意，表示为国纳税是光荣的事情，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王伦知道浙江行省的官员为何反对，因为新朝改革了行路税，凡商队跨越行省府县，除了按照路程远近收取阶梯税外，跨行省也要收一笔税，用于官道的维护。

    苏、杭二府市民经济繁荣发达，两地多有商队往来，若都留在一省内，就可以少交一笔跨行省的税，这对于二府的商人百姓而言都是有利的。

    浙江、江南两行省，改州为府后，行政区划少有变动，因为江南人口众多，故而许多府相比其他行省辖区小，地盘小，但尚书省也并没有强行变动调整。

    而且新朝在明州设立了市舶司，苏州姑苏府的丝绸、苏绣可是海贸的重点产品，眼下长江出海口淤积的岛屿还未形成，江北沿海又多盐碱地、滩涂，也不适合重新修建一座大港，再分设一个市舶司。

    王伦他觉得苏、杭还是得分开，毕竟一个行省之内，有两个大的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将来肯定会产生诸多矛盾的。

    为了争取朝廷政策，在不可能一直保持一碗水端平的情况下，王伦可以预见，或许几十年后，成都重庆分家的事情就会在二府之间再现。

    所以浙江行省的三司衙门，都设在了杭州，萧嘉穗却被王伦给了个新任务，在长江出海口寻找一处适合修建港口的地方，最好在姑苏府境内。

    同时在苏州设立了姑苏都督府，又在明州设立了宁波都督府，将宁波水师拆了一支，前往苏州、通州之间被改为崇明岛的岛屿驻扎，称为姑苏水师。

    萧嘉穗也赞同苏杭分在二行省，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江宁府未来要与姑苏府相争，他觉得这件事必须提前，因为宁波府也慢慢发展了起来。

    等到宁波府发展到一定规模，浙江行省内就出现三个经济强府，三府鼎立，对行省官员和朝廷是个大考验，想一想都觉得刺激。

    王伦也不是不讲理的皇帝，干脆将百官召集，对比了三个府的人口、辖区、户籍、田亩、赋税情况，便问一直反对的浙江行省官员们：“若由尔等治理该行省，该如此处置？”

    这可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啊！

    都知道钱财往一处使的道理，江南市民经济发达，一个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是巨大的，起码在这个时代，利远远大于弊。

    浙江行省本就可耕地少，故而朝廷的均田，并不严格遵从北方许多府县的分田数，而且淮西、淮南、江西多有商人百姓在这三个府定居，外来人口众多。

    最终原两浙路的苏、常、润三州被划给了江南行省，但朝廷也不让浙江行省吃亏，又在杭州设了余杭市舶司，并减免了数项杂税。

    新朝的市舶司，每两个月会在各行省之间进行一次外贸价格沟通，从而对海外来中原的商人们收购的瓷器、丝绸、工艺品等进行及时的价格调整。

    原则上而言，这个价格是只会上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原百姓的利益。

    大宋朝以来，一个城市从事某行业的商人百姓，往往自发组织为“某行”，制定行规，彼此约定成员遵守行规行事。

    新朝建立后，行当商会也归户部、市舶司管辖，纳入到朝廷的正规管理当中，并且新朝规定海外商人必须通过市舶司进行贸易，浙江行省有宁波府、余杭府两个市舶司，让淮北行省的官员羡慕嫉妒得眼睛都红了。

    淮北行省包括部分原京东两路南部、淮南东路北部的州县，这里的产出大多是北运到日照港进行外贸的，日照港又属于蓬莱府市舶司管理。

    这也是无奈之举，淮水入海，淮北行省沿海同样多盐碱地和滩涂，也无法支撑起一个足够规模的大港口，王伦倒是记得有个连云港，但派人调查后发现，那里就是曾经被宋江占据过一段时间的海州东海县。

    倒是可以充当一个小军港，但若是修建成为蓬莱港、日照港或者宁波港那样的大港，就得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尚书省做过预算，但门下省并没有通过，因为户部没钱。

    这就是王伦接手赵佶留下的烂摊子，淮河要修，黄河也得修，连都江堰都得修，秦桧在关中还要修缮白渠、郑国渠、泾渠等，因为这些引水渠上一次大规模修缮，要追溯到宋哲宗时的四十多年前了。

    王伦特批同意的水利修缮资金只有两笔，一笔是治淮，因为涉及到东京城的漕运，一笔就是都江堰。

    甚至他连修缮从梁山泊通行的广济河等漕渠，都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让本地官员们挑选淤积最严重的河道，暂时修缮一番。

    为此王伦不得不再次派出柴进，允许他奉旨请客吃喝玩乐，挑选那些民间富豪之家，募集钱财，协助官府修缮河道、官道等。

    柴进也有些为难，这些事情可不像是劝学修建学堂，或者修书，耗费是巨大的。故而他在淮北行省与一些大商人会面后，转达了商人们的要求：希望朝廷开荫官，并给不世袭的民爵。

    王伦与许贯忠等朝廷重臣讨论了许久，都觉得这个口子一开，新朝又会像前宋一样出现冗官现象，绝不可取。

    而这种事也不是朝廷重臣们写书绘画赠送，或者刻字留碑纪念就能够让大富商们心甘情愿掏钱的。

    于是一个折中的诏令下达：朝廷挑选了第一批十八条水渠，凡民间百姓愿意捐赠者，视所捐额度，免除灌溉、通行费用税务若干年。

    同时留碑纪念，并在《民报》刊登捐款人员的名单，传扬天下以作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