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良回到一楼的“保安室”，“保安室”里只有陈锋自己，那两个保安估计是去巡查了。

    余良掏出烟，先给陈锋敬了一支。都说烟酒不分家，对于男人之间，烟酒是最容易拉近感情的。

    陈锋看了看他，眼神之中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接了过去。

    余良自己也点上一支，慢慢抽了起来。虽然自己平时很少抽烟，但由于自己初入职场，有些门面还是要装得。

    “陈哥，您以前当过兵吧？”余良看似随口的问道。

    他没有再喊陈锋“陈主管”，因为从刚才发生的事情中，他隐隐感觉陈锋对“陈主管”这个词并不感冒，甚至有些反感。所以就主动把“陈主管”改成了“陈哥”，这样好像能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一些。

    “当过。”陈锋答道，冷若冰霜的脸稍稍缓和了一些。对于余良能够主动示好，他对余良的不满减少了一些。

    “看您的身手，肯定是特种兵吧？”余良接着问道。

    “是。”陈锋答道，脸色又缓和了不少。因为在部队的岁月，是他印象最深的，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

    “您上过战场吗？”余良继续问道。这是他最关心的，因为当过兵的人很多，而真正上过战场的兵却不是很多。

    “上过。”陈锋慢慢答道，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血与火的战场。

    “您能和我具体说说吗？我的父亲曾经也当过兵，也上过战场，但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这方面的事情。”余良追着问道。

    对于父亲余建国从来不提自己当过兵上过战场的事，余良很是不解。越是不解，越是好奇，越想弄明白。

    “你的父亲曾经也当过兵，也上过战场？”陈锋一听，很是惊讶，看余良的眼神也热络了许多。

    “是的。”余良回答道。见陈锋的烟快要抽完了，余良马上又给他递上一支。

    陈锋两指夹着烟，狠狠吸了两口，在烟雾缭绕中，这才缓缓说起了自己以前的军旅生涯。

    “我六十年代中期参军到了部队，由于身体条件出色，再加上会些武功的底子，新兵训练结束不久，我就被抽调到师里的特战小队，成为了一名特种兵。

    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我国和毛熊国关系日趋恶化，导致双方在边界上的冲突不断升级。

    从1967年到1969年初，在东北边境的一个小岛上，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最初的对骂到推搡，到随后的棍棒武斗，冲突越来越激烈。

    由于毛熊国军人人高马大、擅长格斗，且是蓄意而为，开始的时候，因为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我方的官兵吃了亏，虽然拼死力战，但还是有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伤，有的人甚至被打残。

    为改变这种不利情况，上级决定调我们特种兵去边境，制止毛熊国对我国发起的摩擦和挑衅。

    于是，在教官的带领下，我们二十几人的特战小队乘火车到了边境，与其他部队的特种兵汇合，组成了几百人的特战大队。

    由于我们特种兵都受过严格的格斗训练，拳脚功夫高超，因此再和毛熊国士兵打架，他们就不是个了，很快就被我们特种兵打的落花流水。

    而我那时刚成为特种兵不久，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只能凭着一腔热血去猛打猛冲。好在有教官和其他战友的掩护和精心照顾，我才每次能够全身而退。

    毛熊国那边也不傻，在接连几次败北后，感觉出我国肯定更换了精锐部队，于是也调来自己的特种兵。

    毛熊国的特种兵也是非常厉害的，个个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装备先进，训练科学，各种环境下都能战斗，很快成为了我们的劲敌。

    有一天，双方再次遭遇，战况极为激烈。我手使一根粗壮的木根，对阵一个身高一米八九、膀大腰圆的毛熊国特种兵。

    那个毛熊国特种兵手持大棒，恶狠狠对我进行攻击。刚开始，我们双方还互有攻守，但时间一长，我的体能劣势就逐渐显现出来，气喘吁吁，渐渐不支。一个没留神，被对方的大棒扫到后背，摔倒在地。

    对方一见攻击得手，欣喜若狂，狞笑着又抡起大棒，向我头部狠狠打来，欲置我于死地。

    我的教官一见情况危急，赶紧迅速逼退对手，撤身向我奔来，抡起手中的熟铜棍，几下就把那个毛熊国特种兵打翻在地，把我救了下来。

    我的教官擅长棍术，一根四五十斤的特制熟铜棍使得出神入化。在这次战斗中，他的表现尤其亮眼，不但把二十几个毛熊国特种兵打得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还救了四五个受伤的战友。于是上级领导就命令我的教官把他的棍术传授给其他战友。

    此后，我方再上阵，就人手一根长长的木棍，有的棍头上还专门包了铁皮，以增加威力。毛熊国特种兵虽然人人使大棒，但毕竟没有练过传统器械实战，也没有专门练过棍术，挥棒又慢又不专业，结果，他们往往还没有打出一棒，我们已经上上下下打了他们好几大棍，打的他们嗷嗷怪叫，抱头鼠窜。

    后来，见冷战打不赢，毛熊国恼羞成怒，开始动枪动炮，双方最终发生了热战。

    为抗击毛熊国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的轮番攻击，我们二十几人的特战小队也投入了战斗。

    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又加上我打红了眼，一时头脑发热，忘记了教官打几枪就必须换个地方的教导，很快被敌人盯上，对我所在的位置进行了连番炮击。

    我的教官为了救我，在炮弹来袭之时，把我紧紧压在了他的身下，结果我安然无恙，他却身受重伤。

    经过一段长期治疗，我的教官伤虽然好了，但却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被迫从教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后来，他转业回了地方，从此渺无音讯，再也没有消息。

    十年前，我也转业回到地方，被分配到这里的一个国营单位上班。由于我脾气暴躁，不善于和同事搞关系，再加上嫉恶如仇，对一些领导的腐败行为很是看不惯，结果得罪了领导，成了他们针对的对象。前两年，他们借着改革机构精简人员的名义，把我从单位踢了出来。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陈总收留了我，让我当了这里的保安部主管，给了我一个容身之所，让我衣食无忧。

    我活了这么大，除了我的父母，就感激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教官，他两次救了我，是我的恩人；一个是陈总，她是个好人，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了我。”

    说到这里，陈锋的眼泪夺眶而出。

    余良静静的听着，心中也很是难过。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次算是真正感受到了。

    “请问，您的那个教官名字叫什么？”余良问道。他忽然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