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余玠（字义夫）处斩了王夔收伏其将士之后，面对蒙古将军汪德臣部队的侵掠，围攻嘉定（今四川乐山）。余玠率领部下士兵力战，再次打退了蒙古军队。汪德臣军队在返回途中，经过左锦、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了宋军截击，奉力而战才侥幸逃回。蜀地一带的军队在余玠的领导之下，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

    余玠抗战获胜，宋朝廷宰相谢方叔见余玠连获战功，心中嫉妒，害怕余玠会威胁到自己宰相的地位，为此计划设法迫害余玠。

    谢方叔是在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的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到了嘉佑十一年（1251年），宋理宗授与谢方叔“知枢密院事兼参政知事”，辅佐宋理宗掌管军事机密、边防事务，与宰相同议朝政。接着宋理宗又拜谢方叔为左丞相，同时授予枢密院最高长官—枢密使一职，担任起了负责大宋军国大事的重任。谢方叔上任虽然关心庶民百姓，但是却善妒贤嫉能，想要自己一家独大，故而对同僚内宦施压争斗。

    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余玠的政治偏见。

    宝佑元年（1252年）正月某日，左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人在朝堂之上，在宋理宗的面前出言攻击余玠说他拥兵自重，要求宋理宗对其出其不意招余玠回朝。

    宋理宗是由权臣史弥远扶持当的皇帝，哪怕最后史弥远死了以后，他的内心还是惶惶不安的。虽然宋理宗是昏庸没有自信的皇帝，但是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理智的，毕竟蒙古面对大宋朝廷那是大敌当前，余玠是护国有功。故而听其言却不回应。

    可向来碌碌无为的宋理宗又怎么能招架得住几个奸人源源不断的挑拨离间呢？

    此时此刻，左相谢方叔又进谗言道：“陛下莫非是考虑余玠手握大权，诏之不至乎？”

    然后又说：“臣度余玠肯定是素来失去士心，必然不敢回来。”

    徐清叟接着附和谢方叔之言，对皇帝说：“余玠坐负险固，轻视朝廷，抗天子之令，吐不臣之言。”

    虽说蒙古军队让宋理宗不安，但毕竟离得自己远。他担心的不是黎民百姓的安全，而是担心自己的江山会被人夺去，会被人造反。

    如此一激，宋理宗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连忙下了诏书要余玠返回临安。

    当时从临安到蜀渝之地最快也要半个多月的时间。

    自原右相兼枢密使的赵葵被排挤而辞去相位之后，余玠深知自己的处境，接到当今皇帝宋理宗的圣旨之后压力巨大。

    余玠料想自己回到临安是四面楚歌，方叔等奸人对其虎视眈眈，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但是自己不回临安的话又有抗旨之罪。

    此时此刻，余玠想起了抗金英雄岳飞。当初的岳飞和如今的自己不正是一样的处境吗？

    于是余玠只好回报说自己病重。大宋朝廷又收到了急报：余玠病重。

    宋理宗和那些小人自然是不信的。更加逼迫余玠快快返回临安。

    余玠自此郁郁寡欢，忧愤成疾，于宝佑元年（1253年）五月十八日，服毒自尽，死在蜀地。享年五十四岁。

    余玠死后，当时整个四川之地都深深地笼罩着凄风苦雨，蜀地的军民皆含泪相告，悲痛至极，莫不悲戚，如同死了自家父母。

    余玠死后，宋理宗见百姓如此悲伤，于是为之辍朝，特赠五官。

    谢方叔等那些愚昧狠毒的权臣又怎么甘心承认自己诬告余玠，便开始各种污蔑余玠。

    次年六月，侍御史吴燧等在宰相谢方叔等指使下奏陈余玠“聚敛罔利”的七罪，理宗下诏查抄余玠家财。之后又称他镇抚四川无方，劳军困民，命其家运钱“犒师振民”。

    十月，再经监察御史陈大方诬告，说余玠给儿子取名余如孙明显就是有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野心。余如孙没办法，只好改名余师忠。宋理宗遂削去余玠资政殿学士等一切官职，并迫害其家属和亲信。

    余玠的亲将王惟忠抗击蒙军，在阆州失守，被当地的奸臣余晦、丁大全等人诬告作“潜通蒙古”。王惟忠于是被削了官职，没收了财产，下了大理狱，全家老小被押至临安。王惟忠被安罪名，问斩，尸体被弃于街市。

    大宋朝廷为了掩盖冤杀余玠的事实，继续诋毁余玠，而余玠的部属是敢怒不敢言。

    余玠之死，对宋朝廷造成严重后果。四川战局逆转，宋军防线日渐恶化，将士寒心，士气低落。

    自此以后南宋加快了灭亡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