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之上，有一处美丽而宁静的地方——山东省五莲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它隶属于街头镇。从五莲县人民政府驻地出发，沿着蜿蜒的道路前行 15 千米左右，便能抵达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村落。

    村庄背倚着雄伟的驮儿山，其西麓之下便是村民们世代生活的家园。一条宽阔的 222 省道穿村而过，将村子一分为二。整个村庄地势独特，东西两边高耸，中间则略显低洼，宛如一只巨大的长形簸箕。远远望去，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形成了一片独具特色的长方形聚落。

    村庄东边紧邻着于家林沟，那里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西边延伸至西徐沟，沟边芳草萋萋，野花绽放；南边依靠着北西峪，山峦起伏，景色迷人；北边连接着坊子北山，山势巍峨，给村庄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这片土地总面积达 7.42 平方千米，承载着 1975 位勤劳善良的村民在此繁衍生息。

    据历史记载，早在明朝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丁氏一族便从日照县涛雒迁徙至此，并在这里开设店铺营生。由于当时店内设有一扇宽敞大气的方门，人们便称之为“坊店”。久而久之，这个村庄也因其店名而得名为“坊子”。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孔、许、厉等姓氏的人家也相继迁居于此，但村庄的名字却一直保留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山东潍坊还有一个叫做坊子的地方，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南坊子”，以示区别。

    此外，这片富饶的土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花岗岩矿产资源，这无疑为村庄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双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厉应九，生于 1846 年，卒于 1907 年，别号“大庄客”，乃坊子村人士。时间回溯到 1898 年 11 月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时节，厉应九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成功地动员了多达两千余名满怀义愤的农民兄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浪潮。他们如汹涌澎湃的洪流一般，势不可挡地冲进了后街头教堂，一举擒获了那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

    此后，厉应九率领着这支英勇无畏的队伍，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驮儿山，并在此竖起大旗，安营扎寨，誓与前来围剿的清兵展开殊死搏斗。他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不屈的斗志，一次次击退了清兵的进攻。然而，敌我力量悬殊，经过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战斗，1903 年 5 月，山寨终被清兵攻破。但幸运的是，厉应九在广大农民群众的舍命营救下，得以化险为夷，成功脱险。

    再来说说这坊子村，它坐落在街头镇驻地西北方向约 3.6 公里之处，依偎在驼儿山西麓的怀抱之中，紧邻着 222 省道的两侧。整个村庄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座落在东西地势较高、中间相对低洼的地带，呈现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聚落形态。

    据相关考证得知，早在明朝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 1369 年的时候，丁氏家族从日照县的涛雒迁徙至此，落地生根。起初，他们以开设店铺为生，由于店中设有一扇宽阔大气的方门，因此这家店铺被称为“坊店”。后来，村子也因这店的名字而得名“坊子”。又因为在如今的潍坊市也有一个名为坊子的地方，所以这里有时也会被称作“南坊子”以示区别。随着时光的推移，孔、徐、厉等姓氏的人们也陆续迁居而来，但坊子村这个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未曾改变。

    驼儿山起义

    在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之上，有一个名为坊子村的地方，这里深藏着一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光辉岁月。早在捻军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那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便如春风般吹拂进了坊子村，点燃了农民们心中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熊熊烈火。

    坊子村里，有两位英勇无畏的农民领袖——孔广汉和徐永焕。他们挺身而出，高举“杀官清霸、为民除害”的大旗，振臂一呼，迅速集结起 30 余名志同道合的乡亲们。这群义士怀揣着正义与勇气，毅然决然地冲向那些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不法地主开设的当铺。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洗劫一空，把夺来的财物分发给穷苦大众，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与希望。不仅如此，孔广汉和徐永焕还颇具远见卓识，暗中与捻军取得联系，彼此呼应，共同对抗腐朽黑暗的清政府。

    时间来到清朝穆宗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筹备，孔广汉和徐永焕再次召集了 100 多位心怀壮志的农民兄弟，相聚于上官家沟北面的一座山上。这座山高耸入云，云雾缭绕间仿佛隐藏着无尽的神秘力量。山上矗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庙，为众人提供了暂时的栖息之所，也使得大家在吃住方面稍感轻松。

    然而，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命运的捉弄，亦或是敌人太过狡猾。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策划暴动之际，因一时疏忽，行动计划不幸泄露出去。这一意外变故犹如晴天霹雳，令整个局面瞬间陷入危机之中。官府闻讯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对孔广汉、徐永焕等首要分子下达通缉令。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兵围剿，孔广汉和徐永焕等人无奈之下只得被迫逃离家园，远走关东，以期能躲避这场灾难。至此，原本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最终还是难逃夭折的厄运。

    话说回来，其实当时选择的那座山地理位置极佳，周围山峦起伏，峰岭相连。山上植被繁茂，绿树成荫，为义军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掩护。而且，山间道路崎岖复杂，有利于义军与清兵周旋作战。只可惜，这支义军成员大多来自街头一带，乡土情结深厚，对于远离家乡一事始终心存顾虑，难以割舍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最终，走投无路的厉应九不得不带领着两千多名满怀义愤的义军登上了高耸入云的驼儿山顶，并在此处安下营帐、扎起寨子。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辛勤地囤积粮草，日夜不停地加强军事操练，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此拉开序幕。这支义军被命名为“驼儿山义军”，而其秉持的宗旨则是“坚决消灭那些作恶多端的洋鬼子，让同胞们不再遭受洋人的欺凌与压迫！”

    在那个时候，饱受洋教徒欺压之苦的百姓们早已心怀不满，如今看到有人带头起义，大家更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而厉应九因其崇高的威望以及果断勇敢的行事作风，成为众人心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一声令下，众人便毫不犹豫地响应执行。平日里，义军成员各自在家中耕种田地以维持生计，但每隔五日都会聚集起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需要集合，只需敲响位于驼儿山前那座宏伟庙宇中的一口大钟即可。这口大钟声音洪亮，能够传播至方圆十几里之外，因此召集人员变得极为便捷高效。

    与此同时，驼儿山义军还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由于资金有限，无法统一购置精良的武器装备，于是每个人都自行准备趁手的兵器；每次集合的时候，也都是各自携带干粮饭菜。此外，周边一些思想开明的乡绅们，或是公开表示支持，或是暗中提供钱财和粮食等物资援助。而厉应九在商界和武术界所结识的众多好友，有的毅然决然地前来投靠加入义军队伍，有的慷慨解囊出资相助，在这些力量的汇聚之下，驼儿山义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话说那“驼儿山义军”占据山头安营扎寨，消息传到山东巡抚周馥耳中，他不禁大惊失色。这还了得！竟有人敢公然造反？周馥心急如焚，当即便火速下令让沂州知府胡建枢率领三千精兵强将，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前去攻打。

    胡建枢领命之后不敢有丝毫怠慢，很快就指挥着大军将驼儿山围了个水泄不通，犹如铁桶一般。紧接着，他们又派出当地德高望重的士绅和年高德劭的老人上山去劝说义军投降。这些人带着周馥的劝谕书以及“释械归农、一概免究”的告示，满怀希望地上山而去。

    然而，面对官兵们的威逼利诱，义军首领厉应九却丝毫不为所动。只见他一脸坚毅之色，义正言辞地断然拒绝道：“我们既然举旗起义，就绝不会轻易向你们这群贪官污吏低头！想要我们投降，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其态度之坚决，令人为之动容。

    见劝降无望，官兵们终于按捺不住性子，决定强行攻山。时间来到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这天，随着一声令下，官兵们如潮水般涌向驼儿山。而此时的起义军虽然人数远远少于官兵，但他们并未因此胆怯退缩。相反，凭借对山中地形的熟悉，义军巧妙地利用山上的雷木滚石等天然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击退了官兵的猛烈进攻。

    这场激烈的战斗场景，在山东巡抚周馥呈递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详细的描述。据奏折所述，当时厉应九亲自坐镇山寨，指挥义军奋勇抵抗。他们不仅枪炮齐发，火力凶猛，而且还不断朝山下乱扔石块，打得官兵们狼狈不堪。短短片刻之间，已有十余名官兵受伤倒地，损失惨重。

    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激烈的战斗之后，义军的指挥所——那座位于山前的宏伟庙宇最终还是被如狼似虎的官兵们给攻破了。起义军不得不且战且退，一直撤到了山上。他们占据着从南天门到北大光崖这一带的险要地势，居高临下地与官兵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而且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也远远不如官兵精良，尽管他们英勇无畏地抵抗，但终究还是无法扭转战局。终于，在八日清晨的时候，起义军的防线被官兵彻底击溃。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起义军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于是，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官兵难以行走的山顶路径，一路狂奔到了山北头，并成功地从北鞍口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当厉应九撤退到北头大光崖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绝路，前方再也没有可以前进的道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身手敏捷地骑在了手中紧紧握着的花枪腊杆子上，然后双脚用力地紧踏着陡峭的光崖，就这样顺着光滑的崖壁飞速地滑落了下去。令人惊奇的是，他恰好落在了一个堆满了松软沙子的冲水坑里，竟然毫发无损。随后，他迅速地藏身于周围丛生的茂密荆棘之中，躲过了一劫。

    待官兵如潮水般撤离之后，厉应九趁着如墨的夜色，像幽灵一般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危机四伏之地，消失在了茫茫黑夜的深处。

    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结束后，战场上呈现出一幅如修罗地狱般凄惨悲凉的景象。到处都是被俘获的义军战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整个山野，仿佛是被收割的麦穗，鲜血汇聚成猩红的河流一般流淌不息。那些不幸被俘的义军更是遭受了官兵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其痛苦之状犹如被千万只毒虫啃噬，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厉应九一家如丧家之犬般讨饭到了诸城，隐姓埋名才勉强保住性命，尔后如浮萍般流亡到烟台、吉林等地，事件平息三年后才如惊弓之鸟般潜回家乡，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在贫病交加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