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入阁以后主要负责兵部的事务，前线的急递由他先看更合乎规矩，再则大伙儿都知道王化贞是叶向高的弟子门生，为了避嫌，首辅大人也不会抢着看自己学生呈奏的公文。

    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看似迂腐，却也不无道理，从客观上加强了阁臣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至少在表面上维护了决策流程的公正性。

    可惜后世没有将好的传统转变为明确的行为规范，反倒被西方文明学了去，而自己则把糟粕保留了下来，还奉之为圭臬，属实很可笑。

    比如直到今天，某些大学在评审研究生论文时仍旧不采用回避制度，让导师直接参与自己学生的论文评定，这不是在变相鼓励滋生学阀利益集团吗？

    女学生为什么心甘情愿陪导师睡觉？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女孩子不知廉耻吧。

    所以时至今日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朝代粉就不奇怪，因为在某一段时期内，文明不总是一直在进步，大开历史倒车的情况时有发生，今不如昔就是文明在衰退的直观表现。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

    孙承宗看完后将信纸递给了叶向高，苦笑道：“肖乾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哎……难办啊。”

    “呵呵，辽事何时好办过？”叶向高展开信纸也看了一遍，又交给到刘一燝手中，道：“大家一起拿个主意吧。”

    几天前朝廷收到了葛家堡大捷的军报，上至皇帝下到群臣无不欢欣鼓舞，令王化贞在朝中的声望陡升，被一众清流冠以“儒帅”的雅称。

    不过他上报的立功请赏名单却受到一小撮御史的质疑，进而引起了一番争论，给团结的局面制造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特别是首功周宁，次日便连遭三封弹劾，被几位御史称为“肆意散漫的不学无术之徒”，应查验其功绩的真实性。

    “肆意散漫”指的是带女人上前线，“不学无术”暗指没有科举功名，这两条都没乱说，是有真凭实据的。

    孙承宗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才将风波平息下去，但他原想将周宁升迁至从七品主簿的打算只能先搁置一旁，改升为从八品左清纪郎。

    左清纪郎不是常设官职，也没啥具体的工作职责，詹事府已有几十年没任命过该职务了，这样的升迁没多少实际意义，只能说聊胜于无。

    如此一来也算是给几位御史做了让步，免得再争执不休。

    其实孙承宗早已从鹿善继的书信中得知，周宁带了两个丫鬟去前线，其后他还派人去暗中调查了一番，又发现这两个丫鬟竟是李如柏的孙女，这让孙阁老不知道说什么好。

    本来一个不参与作战的文官带两个丫鬟去前线算不得什么大事，有危险也是人家自个儿承担，又没占用军队资源提供额外的保护，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可让御史言官盯上就得另说了。

    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他们想咬谁就咬谁，根本不需要证据，连皇帝都拦不住，脸皮薄的官员哪里经得起这帮喷子折腾。

    孙承宗想把周宁招至麾下慢慢培养，谁知这才刚做到九品小吏，就被御史给盯上了，那往后还不知道会遇到多少糟心事。

    御史言官都以参劾高官为荣，能参倒一名高官比升职加薪还开心，那是足以扬名立万的事迹，因而低级官员的过失一般很难进他们的法眼。

    可周宁才区区九品，严格的说还没入流，就招惹上了御史，以后要升官只怕倍加艰难，以至于让堂堂帝师都觉得有点头疼。

    而今王化贞的急递中再次出现了周宁的名字，虽然只是夹在鹿善继和徐光启之后，那也同样容易被御史找茬儿，还是改一改吧。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各衙门和地方上呈的公文一般都先送到内阁，阁臣阅览后可以在原文上添加处理意见或内阁的建议，又将改过的公文转呈司礼监。

    司礼监将公文呈给皇上御览，由皇上给出最终决定，然后秉笔太监根据皇上的意见用红笔作出批示，再将改好的公文誊抄一遍，交给掌印太监盖章生效。

    在公文上添加意见或建议的行为叫作拟票，改好的公文叫作票拟，秉笔太监加注批示的行为即是批红，之所以必须在原文上改是为了让皇帝了解具体的实情，不致遭受蒙蔽。

    不过内阁与司礼监若是相互勾结，那皇帝便看不到朝野内外的真实情况了，比如张居正和冯宝这样的组合就能办到。

    王化贞的书信在阁臣间传阅完，大伙儿开始逐一表态。

    朱国祚是无党派人士，他能入阁全靠光宗朱常洛的提拔，而今在一众阁臣中属于打酱油的角色，便率先表明态度：“若能自给自足生产红夷大炮自然是好事，不过引进葡夷的工匠是否也要封匠官？”

    封不封匠官关系到朝廷制度要不要开先例，以前只有藩属国朝鲜人能入朝做官，大明还未曾吸纳过从海上来的洋夷为官。

    朱国祚管着礼部，便从礼部的角度出发说事，别的用不着他操心，他也懒得过问。

    刘一燝道：“无妨，匠官不涉朝廷根本，封与不封都说得过去，只是筹建铸炮厂的所耗不菲呀。”

    韩爌皱着眉头附和了一句：“要建炉采矿，还要雇佣工匠，这些算下来少说也得七八万两银子，若再加上其余辅料的采购，恐怕没有十几万两银子办不成此事。”

    孙承宗微微颔首道：“十几万两银子只是开了个头，后续还需要承担一笔长期开支。不过若能守住广宁，那倒也值得。”

    朝廷每年要在辽东投入二百多万两军费开支，这还没加上杀敌的赏银和阵亡将士的抚恤金，可几座重镇却已经丢得差不多了，仅剩一个广宁能作为明军在关外的立足点。

    若广宁再被女真人夺了去，帝国的东面就会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每年要支出的军费必然也会大幅增加。

    如果再多花十几万两银子就能守住广宁，那肯定很划算。

    既然是国土之争，成本就是次要问题，一切能想到的法子都应该用上，江山社稷岂能用银子来衡量。

    问题是银子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