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时间和萧处楠踏上了一段神秘而刺激的旅程。他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来到了遥远的两晋时代。这个时期充满了战乱与纷争，但也孕育着无数的英雄豪杰。
时间和萧处楠身处乱世之中，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物，他们必须迅速适应并生存下去。他们开始探索这个时代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逐渐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和萧处楠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经历了许多冒险和挑战。
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守护百姓的安宁生活，让他们免受战乱之苦。每一场激烈的战斗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但他们始终坚守阵地，不屈不挠地对抗着敌人。
他们还一同踏上了探索古老遗迹的征程，穿越茂密的森林、险峻的山脉和神秘的洞穴。在这些古老的地方，他们发现了无数失落的宝藏，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同时也遭遇了各种危险和挑战。但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队精神，一次次克服困难，继续前行。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敌人总是试图破坏他们的努力，破坏社会的和平与秩序。然而，他们毫不退缩，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揭露敌人的阴谋，扞卫正义与和平。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们都展现出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危机之中。一个邪恶势力正在崛起，威胁着整个两晋时代的安宁。时间和萧处楠决定挺身而出，与邪恶势力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在这场决战中，时间和萧处楠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他们凭借着智慧和力量，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成功击败了邪恶势力，拯救了两晋时代。
经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时间和萧处楠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他们深知，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最后，他们带着对两晋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重新回到了现代社会。
政治上，两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渡。西晋时期，由于皇权的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导致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发生了多次内乱。东晋时期，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发动北伐，但朝廷大多消极支持。
经济方面，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占据较大比例，江南地区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的密集开发下，经济全面发展，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文化上，两晋时期虽然是中国文化中衰的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晋朝的书法、绘画艺术尤为突出，出现了许多着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如王羲之、顾恺之等。
两晋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变化体现在北方的战乱与南方的开发上。北方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得到了开发和发展。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着的进步，为后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关于两晋时期，您提到的“时间和萧处楠”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是明确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两晋时期（265年-420年），包括西晋和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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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时间和萧处楠”是虚构的，那么我们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构想一个有趣的故事，让他们在两晋时期有一段精彩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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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平行的历史时空中，两晋时期的中国存在着两位传奇人物，时间和萧处楠。
**时间**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年轻科学家，专注于天文学与数学领域。他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勤奋，成功地发明了一种能够精确预测天气和自然灾害的仪器。这项发明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
时间这个名字并非偶然，而是象征着他对天文周期和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他深信时间的流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更是宇宙运行的核心力量。通过深入研究天体运动和气候变化，他发现了一些关键的规律，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仪器设计之中。
时间的仪器结合了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和复杂的数学模型，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几天甚至几周的天气情况。它还能检测到可能引发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地球内部活动迹象。这种独特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然而，时间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继续努力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发明，希望能够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与其他顶尖科学家共同探索未知的领域。
萧处楠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其家族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天赋，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更是远超同龄人。成年后，萧处楠成为一名着名的剑客和诗人，备受世人推崇。他的剑术高超，被誉为“剑仙”；其诗作风格独特，意境深远，令人赞叹不已。
萧处楠的书法造诣极高，字迹飘逸洒脱、独具匠心，犹如龙飞凤舞般美妙绝伦。他的剑术更是举世无双，剑法凌厉，招式精妙绝伦，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无论是挥剑杀敌还是舞剑作乐，都给人一种极致的美感享受。此外，他还擅长弹奏乐器，其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动听，让人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萧处楠的诗作同样引人入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这些诗句既富有哲理又充满诗意，常常引发读者共鸣并带给他们深深的启迪。与此同时，萧处楠为人正直善良、品德高尚，对待朋友真诚热情、重情重义。因此，他深得民众喜爱，并在江湖上享有盛誉。
总之，萧处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剑客和诗人，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征服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人们心目中敬仰的偶像。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在两晋时期的某一天，时间和萧处楠在洛阳的一次文人雅集中相遇。时间对萧处楠的诗歌才华赞叹不已，而萧处楠则对时间的发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用时间的科学知识和萧处楠的文学才华，共同创作一部描述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史诗。
他们的合作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当时的皇帝对他们的才华十分赏识，邀请他们到宫中担任顾问。在宫中，时间和萧处楠不仅为皇帝提供了治国的智谋，还利用时间的发明预测了几次自然灾害，帮助朝廷及时做出了应对，减少了百姓的损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一段佳话。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被后人传颂，成为了两晋时期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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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融合了两晋时期的文化、科学和哲学元素，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知识、艺术和自然规律探索的渴望。
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时间发明了一种能够预测天气和自然灾害的仪器，那么这项发明可能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 **农业生产**：准确的天气预报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安排播种、灌溉和收割的时间，减少因天气突变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2. **灾害预防**：通过预测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地震等，政府和民众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减少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3. **交通运输**：在古代，天气对交通的影响极大。时间的发明能够帮助商队和旅行者避开恶劣天气，确保旅途安全，促进商品和文化的交流。
4. **军事战略**：在战争中，天气往往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这项发明能够为军事行动提供重要的天气信息，帮助军队选择有利的作战时机。
5. **城市规划**：通过长期的天气预测，城市规划者可以更好地设计城市排水系统，预防洪水灾害，提高城市的居住环境。
6. **文化发展**：时间的发明可能会激发人们对天文、气象和数学的兴趣，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可能成为文人墨客创作诗歌、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
7. **社会地位**：时间本人可能会因其发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成为当时社会的明星人物，受到朝廷和民众的尊敬。
8. **教育变革**：这项发明可能会引起教育内容的变革，学校可能会增加天文、气象等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9. **哲学思考**：古人常常将自然现象与命运、天意联系在一起。时间的发明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类命运的新思考，影响当时的哲学和宗教观念。
10. **经济影响**：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都可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假设的虚构情景。在真实的历史中，古代的技术和社会结构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这些影响。
在这个故事中，时间的发明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可能包括：
1. **生活安排**：人们可以根据天气预报来安排日常活动，比如决定何时出门、何时举办户外活动等，提高生活的便利性。
2. **健康保护**：通过预测恶劣天气，人们可以减少在寒冷、潮湿或酷热环境中的暴露时间，从而减少生病的风险。
3. **安全意识**：对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人们可以提前准备，比如储备食物和水、加固房屋结构，提高个人和家庭的安全。
4. **教育机会**：时间的发明可能会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他们可能会寻求学习相关的天文和气象知识，增加教育的机会。
5. **职业发展**：一些以天气预测为基础的职业可能会兴起，比如专业的气象预报员，为个人提供新的职业选择。
6. **旅行规划**：旅行者可以根据天气预报来规划行程，避免在恶劣天气中出行，使旅行更加安全和愉快。
7. **农业生产**：农民可以根据长期的天气预测来选择适宜的作物种植，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8. **商业决策**：商人可以根据天气预测来决定货物的运输时间和路线，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天气原因造成的损失。
9. **节日庆典**：节日和庆典的举办方可以根据天气预报来选择最佳的举办日期，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10. **文化交流**：时间的发明可能会成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人们可能会通过诗歌、故事和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项发明的赞美和思考。
11. **宗教信仰**：古人可能会将这项发明视为神赐的礼物，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12. **社会地位**：掌握这项发明的人可能会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尊重，成为社区中的权威人物。
这些影响展示了时间的发明如何深入到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这个故事中，时间的发明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个人隐私和生活节奏方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
1. **个人隐私**：如果时间的发明涉及到收集和分析大量个人活动数据来预测天气和自然灾害，那么这可能会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人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信息被不当使用或泄露。
2. **生活节奏加速**：准确的天气预报可能会让人们更加注重效率和计划性，导致生活节奏加快，从而增加个人的压力和紧张感。
3. **依赖性增强**：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这项发明来安排日常生活，可能会减少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感知和适应能力，降低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4. **社会不平等**：如果这项发明只能被少数人或特定阶层所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使得社会分层更加明显。
5. **文化冲击**：这项发明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导致一些传统文化的消失。
6. **经济压力**：虽然这项发明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但维护和升级这项技术可能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给政府和个人带来经济压力。
7. **就业问题**：如果这项发明导致某些传统职业（如依靠经验进行天气预测的老一辈农民）变得过时，那么可能会引发就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
8. **道德和伦理问题**：预测自然灾害可能会引发道德和伦理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告知公众可能发生的灾害，以及如何平衡预警信息的真实性和可能引起的恐慌。
9. **技术故障**：任何技术都有可能出现故障或错误，如果时间的发明在关键时刻提供错误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10. **环境影响**：这项发明可能需要大量的资源来维护，比如能源消耗和材料使用，这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在任何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权衡其利弊，并采取措施来减少负面影响，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应用。两晋时期的玄学和清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思想解放**：玄学和清谈打破了汉代儒学独尊的局面，提倡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新诠释，引入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2. **文化创新**：玄学和清谈推动了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发展，如书法、绘画、文学创作等，尤其是在文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如《文心雕龙》等作品的出现。
3. **社会风气**：玄学和清谈的流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气，影响了士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如对自然、个性的崇尚，对礼法的轻视等。
4. **政治影响**：玄学和清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局势，如在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崇尚玄虚的老庄学说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
5. **哲学贡献**：玄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如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等，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直开后来的宋明理学。
6. **宗教发展**：玄学和清谈促进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尤其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如禅宗的形成，以及道教教理的丰富。
7. **人才选拔**：清谈的流行也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如东汉的征辟察举和清议，以及后来的九品中正制，都与清谈有密切关系。
8. **文化遗产**：玄学和清谈作为文化遗产，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等，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符号。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玄学和清谈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而且对后世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想**：魏晋时期的士人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这种风气鼓励了文人墨客张扬个性，表达真实情感，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被后世视为风骨和风度的典范。
3. **自然与山水的崇尚**：魏晋士人热爱自然，寄情山水，这种审美趋向影响了后世文人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赞美，促进了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
4. **文人精神的塑造**：魏晋风度中的超脱、率真、放达等特质，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精神境界，影响了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5. **艺术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上产生了大量传世佳作。
6. **社会习俗的变革**：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追求增强，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渐盛行，这种宗教信仰的兴起对社会习俗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丧葬礼仪的重视等。
7. **儒学的发展**：尽管魏晋时期玄学和佛学盛行，但儒学并没有中断，反而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儒学的地位和孔子的学说经过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后，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8. **审美意识的提升**：魏晋时期对自然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表现的提升，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文人对自然美的探索和表现。
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特点，不仅在当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且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时期的文人通过艺术创作表达他们的个性和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创作**：魏晋时期的文人通过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作品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如嵇康的《赠秀才入军》、阮籍的《咏怀》等，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们对英雄气概的赞美、对时世的关注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2. **书法艺术**：书法成为文人表达个性的重要方式，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作品，不仅展现了他们的艺术才华，也体现了他们的审美追求和个性风格。
3. **绘画艺术**：顾恺之等画家通过绘画作品展现了他们对自然、哲学和人生的独特理解。他们的绘画作品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思想和情感的传达。
4. **玄学与清谈**：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玄学和清谈，通过对话和讨论探索哲学、文学、艺术等问题，强调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发挥，这种风气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
5. **隐逸思想**：许多文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6. **个性解放**：魏晋时期的文人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品质，这种风骨在当时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竹林七贤等代表人物，他们用才华和个性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7. **审美追求**：魏晋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气韵与传神，强调个性和情感的表达，如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说，强调诗歌表达的是“一己的穷通出处”，与政教无甚关涉。
8. **社会风气**：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宽容，文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这种社会氛围为文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的文人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他们的个性、情感和思想，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关于两晋时期日常生活的特点：
1. **社会分层**：当时的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包括贵族、士族、平民和奴隶。贵族和士族享受着相对优渥的生活，而平民和奴隶则生活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
2. **流民问题**：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他们四处流浪，生活困苦，常常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
3. **土地制度**：两晋时期的土地制度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的土地政策倾向于支持世家大族，而普通农民往往只能通过租种或成为佃户来维持生计。
4. **文化生活**：尽管社会动荡，但文化生活依然丰富多彩。清谈之风盛行，文人墨客热衷于讨论哲学、文学和艺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5. **艺术创作**：书法和绘画艺术在两晋时期达到了高峰。王羲之、顾恺之等艺术家的作品至今仍被推崇为经典。
6. **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在两晋时期得到了发展。许多人转向宗教寻求精神慰藉，寺院和佛像的建造也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7. **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两晋时期的人们注重礼仪和道德，家庭教育严格。服饰方面，宽袍大袖是当时的流行趋势，这也反映了一种追求自然、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8. **饮食习惯**：两晋时期的饮食文化也相当丰富，酒文化尤为盛行，许多文人墨客喜欢饮酒作诗，享受生活。
9. **社会风气**：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10. **隐逸文化**：许多文人由于对政治失望，选择隐居山林，追求一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所描绘的那样。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日常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既有战乱和困苦，也有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
两晋时期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地域性的特点，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以下是两晋时期饮食文化的一些独特之处：
1. **主食的丰富**：两晋时期的主食以麦类和稻米为主，其中麦类被广泛用来制作各种饼食，如汤饼、胡饼等，这些面食在南北都很流行。
2. **副食的多样性**：当时的副食包括了丰富的蔬菜和肉类。蔬菜如茄子、韭菜、芹菜、萝卜、芋头、黄瓜、蘑菇、竹笋等，常常被腌制保存。肉类食品中，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食肉饮酪的习俗，影响了中原的饮食文化。
3. **烹饪技术的提高**：烹饪技术有显着的进步，出现了多种烹饪方法，如炙、煎、炸、烩、蒸、煮、炖等。
4. **胡汉饮食文化的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带来了新的饮食元素，如胡羹、胡饭等，与汉族饮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5. **酒和茶的流行**：酒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出现了多种酒类，如秦州春酒、夏鸡鸣酒、糯米酒等。茶文化开始在南方兴起，并逐渐向北方传播。
6. **饮食书籍的出现**：出现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书籍，如《食疏》《崔氏食经》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饮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7. **美食家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着名的美食家，他们对食物的品鉴和烹饪有独到的见解和技艺，如苻朗、荀埙等人。
8. **饮食风尚的奢侈**：在封建贵族阶级中，饮食风尚趋向奢侈，出现了一些过度追求美食的现象，如暴食、偏食等。
两晋时期的饮食文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展现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成果，对后世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的美食家，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有几位特别着名：
1. **荀埙**：西晋大臣、着作家，他连拜中书监、侍中、尚书令，受到晋武帝的宠信。荀埙善于辨识食物的细微差别，有一次他陪晋武帝吃饭时，能够准确判断出饭是劳薪所炊成，展现了他精于品味的能力。
2. **苻朗**：前秦苻坚的侄子，字元达，被苻坚称之为千里驹。苻朗对食物的辨识能力非常强，他甚至能说出所吃的肉是长在牲体的哪一个部位。有一次他吃鹅，能够准确判断出哪一块肉上长的是白毛，哪一块肉上长的是黑毛，显示了他非凡的美食鉴赏力。
3. **顾恺之**：东晋时期的着名画家，世称其才、画、痴为“三绝”。他吃甘蔗的方式与众不同，从不大甜的梢头吃起，渐至根部，越吃越甜，并称之为“渐入佳境”，体现了他对食物味道层次的深刻理解。
4. **张翰**：西晋文学家，因怀念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弃官回乡，他的这一行为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对美食向往的象征。
这些美食家的事迹不仅体现了他们对食物的精妙鉴赏，也反映了两晋时期文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美食文化的重视。
两晋时期的农业发展具有显着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农业政策**：西晋初期政府极力发展农业，废除了屯田制，将田客转为国家编户，并颁布了占田、课田及户调办法来调整土地制度，减轻租赋，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2. **水利建设**：两晋时期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达到增产要求。北方的水利建设如曹魏时期对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开发，南方则以东晋及南朝为代表，特别是宋朝时期兴修水利的热潮，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农业生产技术**：《齐民要术》一书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田间管理经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有重要贡献。
4. **土地制度**：北魏时期推行均田制及立三长之制，改进生产关系，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些制度被北齐、北周继承并有所调整。
5. **农作物种植**：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旱地则提倡种植麦子及其他旱地作物，耕种技术与《齐民要术》所载相似。
6. **农具改进**：北方农具种类增多，新增了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其中窍瓠是新的播种农具。
7. **农作制发展**：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的轮作体系。
8. **园艺、畜牧兽医和桑蚕的发展**：园艺作物种类增加，果树方面南方果树种类有了很大的发展，蚕桑丝织业在河北地区也有所发展。
9. **农业地区布局变化**：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经由破坏到复苏，而南方则因为相对安定的局面和北方动乱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两晋时期的农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隋唐时期农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农业生产。
**均田制**的实施大约始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其主要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均田制规定，成年男性可分得露田四十亩，女性二十亩，奴婢和丁牛（四头为限）也可获得土地。这些土地中，露田需要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还国家，而桑田则作为世业，可由农民长期保有。均田制的推行有助于开垦荒地，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来源，同时也限制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立三长之制**则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取代原有的宗主督护制，通过设置邻长、里长和党长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具体来说，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主要职责包括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这一制度有助于中央政府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加国家税收，并减少豪强地主对人口和税收的影响。
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相辅相成，均田制提供了土地资源，而三长制则为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这两项制度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北魏时期的农业生产，还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后续的北齐、隋、唐等时期的土地制度和地方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除了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外，还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 **官吏俸禄制**：为了澄清吏治并巩固统治，孝文帝实施了官吏俸禄制，规定官员按季领取俸禄，并严禁贪污。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
2. **租调制**：与均田制相适应，孝文帝推行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家收入。
3. **迁都洛阳**：为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至洛阳，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4. **改革官制**：孝文帝对官制进行了改革，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鲜卑贵族定为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5. **汉化政策**：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包括易服装、说汉话、改汉姓、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等，促进了民族融合。
6. **尊崇孔子**：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修建孔庙祭孔，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以示尊崇。
7. **整顿吏治**：孝文帝对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进行了整顿，严格了任职的履历和门第要求，年度考核优秀者越阶进品，下等者则贬官受罚。
8. **军事改革**：孝文帝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将军队与农民结合起来，实行兵农合一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农业生产效率。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北魏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官府手工业**：官府手工业是两晋时期手工业的主要部分，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官府手工业主要由无偿劳动的工匠、官奴婢、徒隶和战俘构成，尤其是女工。官府手工业分中央及地方两级，各设有专职机构主管。官府手工业的重点包括冶铁、丝织、制盐、造船和酿酒等。
2. **冶铁业**：冶铁是两晋时期官府手工业的重点，主要生产兵器以及民用的农具和日用铁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有“东冶”、“西冶”，规模大，技术水平高。
3. **丝织业**：丝织业是官府手工业的另一项主要部门，北朝官府丝织业在京城设置大型作坊，并在产丝地或丝织业发达地区设作坊生产丝织品。南朝丝织业虽不及北方发达，但也有官府丝织作坊。
4. **制盐业**：制盐业为官府所控制，产品成为政府专卖品。
5. **造船业**：造船业是南朝的重要官府手工业之一，官府造船业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能建造大型船只和战舰。
6. **酿酒业**：官府设有酿酒作坊，酒曾列入政府专卖商品。
7. **民间手工业**：由于市场经济萎缩，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状态，唯丝织业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北方丝织业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北魏统一北方后，采取积极扶持丝织业的政策。
8. **其他手工业**：包括服饰、制车、食品加工等，虽有私营作坊，但规模有限，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
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总体上是缓慢的，并且发展不平衡。官府手工业由于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而发展较快，而民间手工业则因战争影响和手工业政策的制约而发展缓慢。
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如下：
1. **发展缓慢**：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市场凋零，商品流通受阻，民间手工业生产随战局及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状态。
2. **丝织业相对发展**：尽管民间手工业整体发展缓慢，但丝织业却仍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北方原本丝织业发达的地区，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
3. **酿酒业**：在北魏时期，民间酿酒业也较为兴盛，如洛阳大市之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以酿酒为业，表明当时洛阳民间酿酒业之盛。
4. **自给自足**：民间手工业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由于市场经济萎缩，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现象。
5. **私营作坊**：尽管存在私营作坊，但规模有限，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与官府手工业相比，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较为有限。
6. **技术传承**：在一些技术领域，如丝织和酿酒，传统技术和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即使在战乱的背景下也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7. **政策影响**：北魏统一北方后，对丝织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为恢复和发展丝织业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战乱和市场经济萎缩的严重影响，但某些行业如丝织和酿酒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两晋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趋势：
1. **商业活动范围的紧缩**：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扩大，官府所需商品多能自给自足，导致民间工匠需为官府作坊服役，影响了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范围。
2. **畸形发展的商业**：西晋时期，商业活动主要迎合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
3. **南北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南方由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水运便利，商业活动比北方更为繁荣。南方的商业中心如建康（今南京）、江陵（今荆州）等城市商业活动兴盛，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商业发展较为迟缓。
4. **草市的兴起**：南朝时期，城市郊区出现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称为“草市”，反映了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和商品经济的渗透。
5. **对外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期，海上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交州（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与大秦（罗马帝国）、波斯、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
6. **货币制度的紊乱**：两晋时期，货币制度混乱，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7. **商业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北魏孝文帝时期，商业与政治联系紧密，商业活动受政治影响较大。
8. **商业税收成为政府收入来源**：东晋南朝时期，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些特点反映了两晋时期商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南北之间商业活动的不平衡性。
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显着影响：
1. **通货紧缩**：两晋时期，政府长期不铸造新货币，导致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这种紧缩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价格上升，商业交易变得困难。
2. **货币质量下降**：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政策，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质量参差不齐，私铸货币盛行，导致货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商业交易的不稳定。
3. **以物易物**：由于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许多交易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4. **商业活动受限**：货币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商人和消费者在面对不稳定的货币价值时，往往会减少交易，导致商业活动萎缩。
5. **社会经济结构影响**：货币制度的紊乱不仅影响了商业，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囤积物资而非进行投资或消费，这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6. **地区间经济差异**：由于不同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差异，导致了地区间经济交流的障碍，影响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
7. **社会阶层矛盾**：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货币贬值，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波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注：摘自百度百科：
晋朝（266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开始掌握魏国政权 [7]。265年十二月 [88]（266年2月）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即西晋。280年，西晋灭东吴，完成统一。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加速了崩溃。 [86]313年，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西晋被匈奴人灭亡。而内迁少数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大量百姓与世族南渡。317年，皇族司马睿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 [87]北方是由五胡建立的十六国。东晋曾多次北伐中原。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东晋以少胜多，得到暂时巩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 [1-2]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占有蜀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两晋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3]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4]晋朝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相比较三国时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晋朝时期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带入江南，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地区。晋朝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两晋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地位被打破，文化及科技出现革新。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边疆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晋朝的中华文化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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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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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
在位时间：公元265—290年
司马衷
在位时间：公元290—306年
司马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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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邺
在位时间：公元314—316年
晋朝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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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流民起义
东汉末年，曹魏、蜀汉、孙吴争夺天下，形成三国相争的局面。公元249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朝政，从此曹魏大权逐渐落于司马氏之手。公元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发动三路大军灭蜀，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即晋武帝迫使曹魏禅让称帝，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于公元279年发动晋灭吴之战，至此西晋完成了华夏一统。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是晋元康六年(296年)至建兴三年(315年)，各族流民反抗西晋王朝的起义战争。流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是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政权，豪强大族在前此镇压黄巾起义的血泊中和由于他们彼此的撕杀火并,加强了权势;而广大农民则多沦为隶属于他们的“客”和“部曲”;或者被强制地束缚在国家的土地上。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流民起义中，各地流民起义虽然没有走上联合的道路，但各支起义队伍顽强奋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加速了其灭亡过程。
苏峻、祖约之乱
苏峻、祖约之乱，又称苏峻之乱，是东晋成帝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于咸和二年（327年），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庾亮则与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建立讨伐军反抗苏峻，同时三吴地区亦有义兵起兵。乱事于咸和四年（329年）随苏峻于前一年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苏峻、祖约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各自所统流民之帅。
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都要起立相迎。“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中国历史时期及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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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
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
商朝
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周朝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
秦朝
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中文名
晋朝
外文名
the tsin dynasty
别 名
晋、司马晋、两晋
时间范围
266年2月 至 420年
首 都
洛阳、建康
主要城市
长安、冀州、并州、青州、扬州等
货 币
圆形方孔钱
人口数量
3500万（300年），1746万（五世纪初） [5]
主要民族
汉族、鲜卑、匈奴、羯、氐、羌
主要宗教
儒教、佛教、道教
国土面积
543万km2（281年），302万km2（417年） [6]
政治制度
三省多相制、确立都督统领
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
军事制度
世兵制
土地政策
占田制和荫客制
律 例
267年颁布《晋律》，又称《泰始律》
士族世家
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目录
1国号
2历史
?专擅魏政
?建国统一
?八王之乱
?五胡内迁
?衣冠南渡
?世族扰政
?北伐中原
?淝水之战
?朋党之乱
?走向灭亡
3疆域
?领土范围
?行政区划
4政治
?中央制度
?行政架构
?法律制度
5经济
?农业
?手工业
?商业
6军事
?世兵制
?北府兵
7文化
?思想
?文赋
?诗歌
?绘画
?书法
?宗教
8科技
?数学
?地理
?制瓷
9帝王世系
国号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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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被魏帝曹奂封为晋公。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咸熙元年（264年），加封晋公晋王，这也是晋朝国号的由来。《资治通鉴·晋纪一》胡三省注：“司马氏，河内温县人。宣王懿得魏政，传景王师，至文王昭，始封晋公，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 [89]
历史
播报
编辑
专擅魏政
参见：高平陵事变、司马氏专权
司马家族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就是河内郡显赫的世家大族， [14]如司马朗、司马懿及司马孚等兄弟共八人，时人称“八达”。其中司马懿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成为了魏国重臣 [7]。
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马懿与曹爽受遗共同辅政，但司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发生高平陵事变， [7]司马懿重夺政权，至此司马氏开始专政。
在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逐渐巩固司马氏的势力 [15]。此期间发生三次严重的内乱和割据战争，史称淮南三叛，皆被平定，司马氏逐步稳固了执政权。
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统一中国，命钟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 [16-17]，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 [18]。最后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后主刘禅见大势已去而投降，蜀汉灭亡 [17] [19]，史称魏灭蜀之战。之后钟会、姜维意图叛变，但被司马昭立即平定。司马昭胜利后称晋王，但不久去世。其子司马炎继立。
建国统一
晋武帝司马炎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 [8-9]，即位为帝，国号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20]
晋朝建立后，曹魏时期压抑的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抬头 [7]，当时出名的世族有琅玡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太原郭奕、清河崔琰、范阳卢钦等。曹魏时期的清谈，到晋代许多士大夫纷纷效仿，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禄又求出世隐遁的士大夫 [25]。
朝政方面，晋朝在历史上首先建立了门下省，三省制度完善，并且在277年创建了国子学。由于诸臣在“平吴”与“立嗣”等议题上发生争执，使得党派形成。以侍中任恺为首张华、庾纯、温颙、向秀、和峤等一派，与尚书令贾充为首杨珧、王恂、华廙等为一派相对立，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司马衷昏庸无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较仁孝慧敏。司马骏、卫瓘、和峤等主张废衷立攸，但遭杨皇后和贾充、荀勖等人反对。最终晋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弟，遣返司马攸回其封国，齐王忧病而死。 [25]
军事方面，西晋立国后，武帝分封诸王，于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司马亮督豫州、楚王司马玮督荆州。统一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除天下武备。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显示天下太平。《晋书》山涛传：大郡武吏百人，小郡有武吏五十人，职官志：大国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整个中原没有常备军防御 [26]。尽管诸侯王名义上可以建立千人的部队，镇守本国，但是晋朝实际没有出现诸侯割据，《晋书》地理志：王不之国，官于京师 [27-28]。诸王都留居京城，直到琅邪王南渡整个江南没有诸侯王镇守。
此时孙吴局势混乱，吴帝孙皓不修内政又穷极奢侈，民心不附 [21]。
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叛 [22]，次年匈奴刘猛也随之出关。
272年司马炎又派何桢招降李恪平定刘猛叛乱。
274年孙吴陆抗去世，275年司马炎释放奴婢替代士兵屯田，树机能归降，拓跋部沙漠汗出使晋朝，马循平定鲜卑 [8]。为了防御吴国，司马炎派羊祜镇守襄阳与吴将陆抗对峙 [23]，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
276年羊祜提议伐吴，遭群臣反对而作罢。
277年树机能复叛，司马骏帅文鸯等败树机能，降鲜卑二十万 [22]。沙漠汗被鲜卑旧贵族杀害，卫瓘平定拓跋部内乱。
278年羊祜病故，临终推荐杜预镇守荆州。此时司马炎派马隆前往凉州平叛，秃发部众杀树机能降。
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了，贾充、荀勖等以西北未定而反对 [24]。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武帝以贾充为大都督 [24]，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于280年逼近建业，孙皓见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三国时期结束 [20]。但是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一年（280年—291年 [90]）。
八王之乱
贾后乱政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 [10]。晋武帝的岳父杨骏托孤辅政 [24]，出汝南王司马亮镇守许昌。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干政。当时杨骏执政，与贾后对立，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使宗室诸王与某些大臣不满。
291年三月，贾后藉由楚王司马玮（司马炎之子）除去杨骏及其势力 [29]，任命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与卫瓘掌政 [29-30]。不久贾后利用楚王司马玮与汝南王司马亮不合去除汝南王及卫瓘，再以伪诏杀司马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 [29-30]。
至此贾后夺权成功。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此时关中羌氐叛，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其弟郝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和郭钦都曾建议将胡族强制迁离，他所着《徙戎论》提出更完整的主张，晋室施行了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代替过去的强制迁徙，但是没有对有野心的分裂贵族采取迁徙和防范措施。 [25]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所生 [31]，贾后意图废除。300年太子被贾后污蔑谋反，被废。赵王司马伦采纳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除去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 [32]
赵王篡位
301年，赵王司马伦篡逆称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司马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司马乂联合宫廷将领于京城洛阳响应。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政，被外戚羊玄之遥控。 [25]
303年成都王颖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讨伐羊玄之等人，但被长沙王乂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宫廷将领逼东海王司马越奏免长沙王司马乂，开城投降。长沙王乂被河间王颙将领张方杀害，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 [32]。而后宫廷将领陈轸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晋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颙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25]。
但不久司马越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鲜卑、乌桓等势力击败成都王颖。张方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颙与东海王和解，最后成都王颖被废，河间王颙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32]。
305年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司马颙和司马颖败走，司马模占领长安。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成都王被害，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其弟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摄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25]
百科x混知：图解八王之乱
五胡内迁
天灾人祸，少数民族又受到当时士族统治者极端压迫，内迁诸民族乘机举兵纷纷寻求独立谋生，造成五胡乱华 [33-34]，永嘉乱后士族百姓纷纷南渡自保。其中“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有十六国，分别是：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大夏、北燕。后世由此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 [35]实际上先后还有冉魏、翟魏、西燕、桓楚、谯蜀、前后仇池等僭伪政权。
当时外族有匈奴、羯、鲜卑、氐、羌、卢水胡、乌桓、巴氐及高句丽。八王之乱期间，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子陆续叛变，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于30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与罗尚在巴郡对峙。304年司马颖遭王浚和司马腾围攻，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割据山西西南部。由于晋朝在中原解除武备，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晋室在八王之乱后面临一场覆亡危机。 [35]
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攻打洛阳，多次被击败。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石勒吞并王弥，脱离刘渊转战南下 [36]。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鲜卑拓跋部猗卢等欲派兵防御洛阳，司马越以无粮推辞，并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怀帝困于洛阳。
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 [37]，密诏苟曦伐之，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重臣降后被杀。此时洛阳空虚，被刘聪、王弥兵攻破，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 [37]。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亡 [35]。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多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冀州的邵续、青州的曹嶷、徐龛；东北还有慕容廆、段眷；北方还有代王；西北凉州还有张氏集团。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王敦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刘聪死后，部将分裂 [38]，叛逃的多达二十万户，晋军也一度攻打到离其都城不远的绛县，靳准杀刘粲，建立晋藩天王制度，向晋朝臣属，不久遇害。石勒占领了河东，刘曜也抛弃汉旗号 [39]，两人都自立为赵国。刘曜载记：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张轨传记载张茂未降并打败了刘曜）。与晋朝对立的三个割据势力，在当时占领了晋朝五分之一的国土。 [33]
衣冠南渡
西晋灭亡后，汉地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北方侨民和南方土着聚居的局面。316年，西晋被匈奴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11]。司马睿受到时任丞相的王导和朝中勋臣的一致拥戴，于317年三月在建邺称帝，改建邺为建康，史称东晋，据有中国南方的领土。 [1-2] [40]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江东世族。然而，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未能统一中国。
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晋元帝渡江后倚重王氏，信任王导、王敦，时称“王与马，共天下”。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303年、305年及310年间江南发生三次叛乱 [41]，皆由义兴周氏的周玘和顾荣、贺循、纪瞻、甘卓等平定，使江南得以稳定，史称三定江南。
东晋初期由于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 [13]。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
世族扰政
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政策稳定政权，他藉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纪瞻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晋怀帝蒙难司马睿被天下推举为盟主，不久被晋愍帝任命为丞相，在江东建立统治。 [40]
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 [42]以稳定局势。东晋的庄园经济的程度比西晋更重。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 [43]下，江南获得全面开发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使得后来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东晋统治阶级主要由世族掌权，由于军权外重内轻，不少方镇心怀野心，造成如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及桓温专政。此时虽然陆续有北伐以收复失土，因为内部矛盾而始终未能重建巩固的全国统一政权。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 [40]。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这是成立以来最团结的一次。淝水决战后前秦崩解，谢安、谢玄等人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然而，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篡位。由于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并夺得皇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士族掌握强大的武装形成割据。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王敦，削弱其兵权。 [13]王敦利用祖逖去世、京城防御不足，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专权，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40]
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 [44]。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因为庾亮的干预，使得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 [44]。由于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 [40]
北伐中原
在东晋成立后，南迁的晋人莫不希望发动北伐，收复在北方沦陷的家园。但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但是东晋建立后，依然进行了多次的北伐 [45]。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态度抵御北方 [46]。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给予充分支持，不仅从库存数千匹布帛中取出三千匹支援，晋元帝命祖逖相机收复中原。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北上，晋元帝还先后派自己的次子和司马飏出兵配合祖逖 [12]，并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后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
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于321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各军守寿阳，镇西将军祖逖不愿隶属其下，修武牢沿黄河防御，又得知朝廷内部王敦和刘隗矛盾重重，忧愤而死。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必顾虑遂叛变 [13]。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之，最后也随苏峻叛变。由于晋朝内部矛盾，失地得而复失。晋成帝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们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被抵制，所以没有实现统一。庾氏兄弟相继去世后，朝廷先后由褚裒、殷浩、谢尚、桓温、司马勋等多次北伐 [40]。
346年晋穆帝时，桓温、周抚、司马无忌、毛穆之、袁乔等讨伐成汉，次年讨灭。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破坏北伐，在褚裒北伐失败后引军东下武昌与殷浩争权。晋廷不许，改以殷浩、司马勋、谢尚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殷浩被桓温弹劾罢免。
354年桓温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坚壁清野战术 [47]，桓温又态度消极不进，最后晋军缺粮而撤退 [13]。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击溃之并攻占洛阳，修谒皇陵。358年桓温不顾朝廷要求其驻守经营洛阳，仅留毛穆之三千人守洛阳，自行南撤。等到晋哀帝及晋废帝（即司马奕）相继为帝之后，桓温已经控制兵权。
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代凉割据的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专权，于369年讨伐前燕 [13]。当时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
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锡”，大臣谢安、王坦之拖延该事，不久桓温病死 [40]，东晋暂时中止了北伐。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东晋对峙图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晋孝武帝令谢玄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 [40]。
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前秦帝苻坚即有意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于隔年攻破，俘虏了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却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后，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次年5月桓冲率10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 [47]。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 [48]。他亲率步兵60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27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8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40]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降劝降。但朱序尽泄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有人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 [49]。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此时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于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40]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 [50]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划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孝武帝的弟弟）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北伐功败垂成。 [40]
朋党之乱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最后相继去世，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由王恭等人统率。桓冲去世后，桓家后来由桓玄领导。390年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不满，遂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及王绪抗衡，朋党乱起。
396年晋孝武帝被妃子张氏杀害，太子继立，为晋安帝。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弹劾王国宝并领兵讨伐，殷仲堪遥援，吴姓世族也发民支持。司马道子畏惧，只好杀王国宝、王绪求和。之后司马道子听从司马尚之建议，任王愉江州刺史为外援。
次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再度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都督同王愉率军抵御。王愉被击败，联军攻至京师。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败死。殷仲堪与桓玄得知后退至寻阳，由桓玄任盟主，最后双方言和。朝廷为分化殷仲堪势力，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其部下杨佺期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杀殷杨二人，并其辖地。 [51]
司马元显担忧北府军不可靠，征江东豪族佃民以建立新军，称为“乐属”。这却使“东土嚣然”，引发民变，399年孙恩率众攻陷会稽，史称孙恩之乱。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400年孙恩扩张势力，江东豪族 [52]及五斗米道纷纷响应，江东八郡完全沦陷。401年孙恩偱海路直袭丹徒，京师震撼。刘牢之派刘裕至海盐击败孙恩，孙恩乘船而退，又被刘裕击败。402年3月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而亡。余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 [51]
402年司马元显为免桓玄乘乱偷袭，抢先西征，任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部。桓玄也率军东下，大破司马尚之，刘牢之认为司马元显无用而倒戈，引桓军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诛杀异己，先后杀司马元显与道子，夺取刘牢之兵权，诛戮部分北府将领，提拔北府将领刘裕。桓玄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后豪奢纵欲，政令无常，渐失人心。
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建国桓楚。司马遵与毛璩等起兵拥晋后，刘裕同北府旧将何无忌、刘毅举兵，收复建康，桓玄挟晋安帝西撤江陵。而后桓玄又率军东下，被刘毅击败。最后桓玄逃往蜀地，途中被冯迁所杀。桓振、桓谦又挟晋安帝反抗，直到405年肃清桓氏势力，何无忌得以迎晋安帝复位，也掌控了朝廷。 [51]
走向灭亡
刘裕掌控朝廷，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 [53]。412年刘裕抢先讨伐之，刘毅兵败自杀。谯蜀为东晋叛将谯纵所建。在405年时，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便推谯纵为主叛晋。随后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谯纵也自号成都王。408年晋廷派刘敬宜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自杀，谯蜀亡。 [51]
卢循为孙恩妹夫，桓玄为安抚之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为安抚而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溃刘毅于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偱之乱 [53]。
此时刘裕已赶回，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败于晋军，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后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 [51]
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后，先后发动两次北伐 [53]。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后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后秦因为屡遭夏主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皇帝姚兴病死，其子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 [53]。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后攻破长安，后秦亡。
但于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谋士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朝廷生变，刘裕不得不亲返。他命10岁的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等诸将防守长安，后来诸将内哄，夏主赫连勃勃率军攻击 [54]。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后，刘裕开始积极谋取帝位。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
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 [53]东晋至此灭亡。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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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范围
西晋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领有孙吴疆域。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 [6] [55]
东晋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 [27]。
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27] [55]
行政区划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280年灭孙吴后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
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但诸王仅得租税，王国如同郡县。诸王的军权，主要来自镇守之地。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至于公国、侯国，其地位同县 [56]。
淝水之战前后东晋疆域变迁图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28]。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56]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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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晋朝的三省制，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4]。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统一中国，施行的政策虽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暂和平繁荣，但没有彻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由于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及诸王、外戚相互争权，造成八王之乱而西晋于元气大伤后 [25]。
中央制度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3]。世族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但二品官几乎都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拔选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4] [56]。九品中正制不仅维护门阀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份。东晋时，世族政治达到巅峰，以侨姓世族为主。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为“侨姓”，南方世族则为“吴姓”。东晋朝廷对吴姓世族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但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4]
行政架构
行政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 [57]。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 [58]，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 [57]。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56]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 [57]，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 [57]。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56]
法律制度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59]。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 [59]。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着）及《律本》（杜着）。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56]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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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占据的比例比西晋更大。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61]。 [5]
农业
农业农业方面，由于兵事将休，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 [62]。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 [63]。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64]
晋朝越窑羊 [83]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姓负担。 [65]
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64]
手工业
晋朝·盘口瓶·越窑釉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理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64]
商业
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64]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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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兵制
魏晋武士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60]。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60]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 [8]。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60]
北府兵
晋朝武士盔甲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60]。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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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66]
思想
西晋时期的瓷器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68]。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67-69]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 [77]把玄学称作\&新道家\&，是一种误会。 [78]
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67]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67-68]
文赋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着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67] [70]。
魏晋交替时期，嵇康、阮籍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71]。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67]。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着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
《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东晋顾恺之绘。
诗歌
陶渊明画像，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 [82]
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67]。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
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67]。此外，着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67]
绘画
《女史箴图》（局部）—东晋顾恺之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
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72]。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67]。
洛神赋图
书法
西晋陆机《平复帖》
书法方面出现很多着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着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着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着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67]。
兰亭集序
宗教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 [67]。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后来继续发展到宗教方面。这两种宗教的交流逐渐变成单方面的，因为道教从佛教输入的多，向佛教输出的少，特别是在制度方面。 [74]
佛教
达摩 [81]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 [67-68]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依靠的是上层社会力量，在得到其支持后，转向社会中下层，以至于东晋的道安法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西晋时竺法护搜集大量经典原本，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局面，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 [80]公元4世纪以后，汉地女性得以突破束缚，和男子一样出家修行，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是巨大的进步。社会出现了一股女性贞节观念淡薄，追求与男性的平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现象，这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影响密切相关。 [79]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他重视佛教般若的研究，曾与罗什广泛探讨般若义理，提出法性论思想。法显是西行求法的着名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67]。
道教
慧远
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68]。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及东南沿海居多 [73]。道教社团划分为教区，有天师、祭酒和静舍，教民向首领贡献谷物或实物。他们定期举行盛宴，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即参加者以泥炭涂面或像驴子那样在泥地打滚， [74]搏颊则为击打面颊。黄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祈祷和跪拜，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实行性滥交，据说可得长生。 [74]当时社会上弥漫着道教末世将至的观念，还有李弘作为老君化身拯救世人之说，很多起兵造反都打着李弘旗号。 [75]后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68]。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 [67]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 [76]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着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着《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着《灵宝经》，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后来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 [67-68]。
科技
播报
编辑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
数学
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着《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
地理
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地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制瓷
谷仓罐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67]。
帝王世系
播报
编辑
庙号
谥号
名讳
表字
生卒时间
统治时间
226年，魏明帝曹叡封司马懿为舞阳侯，子司马师、司马昭袭爵。
高祖
宣皇帝
司马懿
仲达
179年－251年
249年－251年（掌控魏国大权）
世宗
景皇帝
司马师
子元
208年－255年
252年－254年（掌控魏国大权）
264年，魏元帝曹奂封司马昭为晋王，乃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
太祖
文皇帝
司马昭
子上
211年－265年
255年－265年（掌控魏国大权）
266年2月司马炎受魏禅称帝，改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世祖
武皇帝
司马炎
安世
236年－290年
泰始266年－274年
咸宁275年－280年
太康280年－289年
太熙290年－290年
—
孝惠皇帝
司马衷
正度
259年－307年
永平291年1月-3月
元康291年－299年
永康300年－301年
永宁301年－302年
太安302年－303年
永安304年－304年
建武304年－304年
永兴304年－306年
光熙306年6月-11月
—
孝怀皇帝
司马炽
丰度
284年－313年
永嘉307年－313年
—
孝愍皇帝
司马邺
彦旗
300年－316年
建兴313年－316年12月
317年4月司马睿称晋王，次年4月称帝，沿晋国号，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中宗
元皇帝
司马睿
景文
276年－323年
建武317年4月－318年4月
太兴318年4月－321年
永昌322年－323年
肃宗
明皇帝
司马绍
道畿
299年－325年
太宁323年－326年
显宗
成皇帝
司马衍
世根
321年－342年
咸和326年－334年
咸康335年－342年
—
康皇帝
司马岳
世同
322年－344年
建元343年－344年
孝宗
穆皇帝
司马聃
彭子
343年－361年
永和345年－356年
升平357年－361年
—
哀皇帝
司马丕
千龄
341年－365年
隆和362年－363年
兴宁363年－365年
—
—
司马奕
延龄
342年－386年
太和366年－371年
太宗
简文皇帝
司马昱
道万
320年－372年
咸安371年－372年
烈宗
孝武皇帝
司马曜
昌明
362年－396年
宁康373年－375年
太元376年－396年
—
安皇帝
司马德宗
安德
382年－419年
隆安397年－401年
元兴402年－403年
大亨402年三月－十二月
403年12月桓玄受晋禅称帝，改国号楚，定都建康，史称“桓楚”。
太祖
宣武皇帝
桓温
元子
312年－373年
－
—
武悼皇帝
桓玄
敬道
369年－404年
永始403年十二月－404年五月
404年5月司马德宗复辟称帝，复国号晋，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85]
—
安皇帝
司马德宗
安德
382年－419年
天康404年－405年二月
义熙405年－418年
—
恭皇帝
司马德文
德文
386年－421年
元熙419年－420年
420年6月刘裕受晋禅称帝，改国号宋，定都建康，史称“刘宋”；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