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瘟疫，但自古瘟和疫就不是一回事。

    瘟者，温也，多属于温病，多发于春秋之交。疫者，役也，使人耗精绝气，如同服劳役。

    这是最普遍的解释，但这只是其一。

    瘟病，也有让人极为痛苦，耗精绝气如同服劳役的。疫病也有温病，发于春秋之交的。

    瘟疫最大的区别，简单来说，疫病是兽传人，瘟病不是。

    凡兽传人的都是疫病。比如鼠疫，是老鼠，比如登革热，是蚊子，都属于疫病。

    除此之外都是瘟病。比如猪瘟，他就不会传人只会在猪中传播。如果有一天猪瘟大规模传染给人了，那就得改个名字叫猪疫。

    疫者，役也。说的不是病会让人像服劳役一样辛苦，而是说它会役使别的动物。

    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瘟疫防治截然不同。

    前者只需要考虑人，限制人，把人治好了就行了。后者除了人，还得处理所役使的生物，难度一下子提升了一个量级。

    另有一说，瘟病是气温急剧变化而产生的大规模疾病。疫病则是现代意义上的传染病。

    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显而易见，瘟病一般都比疫病症状要轻，治瘟病易，治疫病难。

    “第三步，要确认病势进展。”张长贵嘱咐：“病势若进展缓慢，那我们便可以从容治病寻找治愈之法。但若病势进展迅疾，我们也须做好最坏打算。”

    徐一真一时不解：“病势？病情有轻有重。病势也有缓有急么？”

    张长贵听他一问愣了一下，随即了然：“原来如此。你们针医，重病情轻病势才有这番疑惑啊。”

    病势便是病情发展方向、速度趋势之类。病情不过是病史发展中那一刻的病症。

    针灸也是要讲究病势的。针灸治病讲求下针时机，不知病势发展时机就不好把握，治病就事倍功半。

    但有一说一，相比方剂来说，针灸对于把握病势的要求还是略低的。

    张长贵问：“可见过烧开水么？”

    徐一真莫名其妙点头：“自然见过。”

    “炉灶旺火，烧锅中水。锅中水开，蒸汽肆意却被锅盖挡住。烧水便如同我们人体。

    “炉灶中火，便是脏腑中阳气，是我等活着的根本。

    “锅中蒸汽，是皮肤间阳气，所谓表阳，用以抵御外邪。

    “锅中水，是肌肉筋骨间阴气，隔绝两阳，使我体内阴阳轮转才有生机。

    “锅盖，是我等皮肤，其上有小孔，一来体内若有多余的阳气便散溢掉，二来阳气充斥小孔才能抵御外邪。

    张长贵以烧水比喻人体。徐一真听得新鲜，却也不知他要说什么。

    “若有日，蒸汽少了，或者因为外力，锅盖上有了更多小孔，蒸汽不足以充斥小孔。这便是外邪入侵。

    “外邪入侵之后，表阳，也就是蒸汽，散溢过多。症状便是高热、喉咙疼、嗓音沙哑这类热症。”

    徐一真恍然。针灸多是治症，却并不怎么关心其中缘由。虽然他知道，这些大概率在黄帝内经中讲得明白。

    “人体里外之阳互通。现在蒸汽散溢过多，炉火便会烧得更旺，希望能产生更多的蒸汽。于是便有咳喘、咳血、厌食、全身疼痛、便秘这类的脏腑热症。不过此时炉火并未直接面对邪气，所以脏腑热症要相对轻些。

    “此是病在肌肤。”

    “此时若不治疗，或是外邪过旺，或者表阳散溢过多，蒸汽没了，外邪直接面对锅中水，也就是阴气。表面热症便会部分消失，转而显现出寒症来。

    “比如高烧之后体温突然下降，喉咙疼减轻或者消失，畏寒怕冷、面色青白、虚弱无力之类。但此时表热虽然消失、里热还在，因此脏腑热症或在持续，甚至还在加重。”

    “此是，病在腠理。”

    “此时若不治疗，炉火烧灼锅中水，终至于水干。外邪直入脏腑。此时寒症消失，热症重新来临。但此时的热症是炉火之热，而不是水汽之热，所显现出的热症便会更加沉重。

    “比如头晕眼花、精神昏聩，无法控制的高烧、出血、皮肤或者脏腑内的脓疮诸如此类。”

    “此是，病在脏腑骨髓。”

    此时若不治疗，外邪强盛终至于炉火熄灭。人便陷入绝死弥留之际，热症表象消失，体温持续下降，终至于寂灭。

    “此是，病之终。”

    徐一真禁不住都要鼓掌了。从未有一刻，他觉得病势走向这么明明白白。

    “我们只须知晓病势发展到哪一步，便可以对症下药，遏制病势，治好疾病了！”徐一真狠狠挥了下手，极为振奋。

    张长贵摇头，并不乐观：“此不过是简单说说，实际远比这复杂。

    “药分寒热，邪也分寒热。寒邪热邪症状各有不同，更有可能勾动人体之毒，若寒热之毒合并寒热之邪，辩证就更加复杂了。”

    徐一真想了想，问：“为何我们非要辩证？为何不能只治症？以症施药，应该会方便快捷许多。”

    辩证的“证”，在现代更类似于西医的思维，把几个症状合在一起，起一个名字，例如阴虚火热证、气虚湿热证诸如此类的。跟西医的啥啥啥综合症差不多的意思。

    然后按照“证”开药方。每个“证”的药方就那几个，“证”确定了，药方自然也确定了。按方抓药，也能治得了病，吃不死人。

    但最早时方派的辩证，要比这要难得多。须得先确认症状，而后按照症状去倒推藏象五行阴阳生克，同时考虑气候、节气、地理，不同因素交叉佐证，才能确诊，而后才能开药。

    所开的药也须一一对应这些因素，兼顾君臣佐使。之后还须时刻关注病情变化，再加以增减。

    后世总有经方、时方之争。但无论经方时方都有可取之处，能依仗成名医的也少有偷梁换柱、坑蒙拐骗之徒。

    若是民间郎中，这套程序定然会有消减。毕竟这通下来，看一个病人丝毫不比针医轻松，甚至还要更累。

    这也就难怪到后世，以证开药这么大行其道了，方便、快捷，关键又不是不能治病。至于说治病没那么快，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副作用了。

    张长贵作为正统太医，自然遵循着这套程序。毕竟他看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国公官员，要的就是胆大心细，谨慎小心。

    但这套放在治疗瘟疫上，就显得不合时宜。

    我这看完一个病人，怕是瘟疫都得扩展到十个人百个人身上了。

    “为何不能治症？”徐一真这话点醒了他。

    张长贵知自己陷入了知见障，惯性思维中。毕竟现在是治疗瘟疫，可不是宫中治病，须得更加灵活才行。

    “两位大人，码头到了。”外面传来六爷声音：“情况有些不对。”

    徐、张两人听闻，掀开车帘往外看去，见马车已经出了外郭的观音门，正在江边。

    洪武年间江边的码头远没有明中后期的繁华，但绝不该像现在这样的冷清。何止是冷清，简直是死寂了。

    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船只整齐码放在岸边，并不行走于南北两岸。

    “船夫住在哪里，我们去问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