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尹，即首都市长，说起来似乎也是“大官”，但实际工作基本就是居委会大妈、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日常工作就是调解邻里纠纷，高光时刻也无非是杀几个陈世美。总之，与国家大事基本绝缘了。桑维翰的政治生涯被判了死刑。桑维翰心灰意冷，他懂了，不是“亲旧帮”多么强大，而是石重贵对老臣们的猜忌太深。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奸臣的陷害，而是一场凶险万状的政治斗争。只是丢官罢职，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他应该回家烧高香，感谢祖宗积德。于是，桑维翰又以旧病复发为由，闭门谢客，也不再出席官方活动或上流社会的私人宴会。桑维翰全面投降了。刘煦、李崧等替桑维翰鸣不平，他们找到冯玉，说桑维翰乃两朝元老，现在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罢免了他的宰相，那总该给他一个军镇吧，为何要把他撸成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冯玉冷冷道：“不给他一个军镇，是怕他拥兵自重，割据叛乱！”刘煦、李崧哭笑不得，“他一个手无寸铁的念书人，怎么可能叛变？”冯玉口不择言，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即便他自己不会叛变，也会煽动别人叛变！”之所以说是大逆不道，是因为冯玉口中的“别人”乃是先帝爷石敬瑭，“河东战争”中，石敬瑭勾结契丹、推翻后唐计策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就是桑维翰。在后晋时期，冯玉一党卖官鬻爵，把后晋政治搞得乌烟瘴气，滋生了许多像杜重威一样的寄生虫，贪婪地吮吸百姓的血汗。但是若要评选“天下第一贪”，杜重威还要让出头把交椅，后晋石重贵时期的全国首富，名叫赵在礼。赵在礼可以说是后晋政权的祖宗了。李存勖末年贝州兵变，军士皇甫晖刀架脖子，逼迫军官赵在礼当叛军头领，变军自贝州出发，占据魏州。李存勖派李嗣源前来平叛，于是有了“明宗入魏”，之后便是“明宗入洛”。没有赵在礼，就没有李嗣源；没有李嗣源，也就没有石敬瑭。所以说，赵在礼是后晋的祖宗。自李嗣源开始，赵在礼就获得了大量封赏，距今的二十年里，历镇沧州、徐州、长安等十几个藩镇，且他本身精明有心计，一方面通过横征暴敛的手段掠夺百姓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投资做生意，利用官方背景牟取暴利。还不断给当权者行贿，这就是他纵横二十年的法宝。如今，到了石重贵时期，赵在礼坐拥的财富已经堪称全国首富了。连石重贵都觊觎他的财富。石重贵与赵在礼结为儿女亲家，让皇子石延煦娶了赵在礼的女儿。石延煦、石延宝其实是石敬瑭的孙子、石重贵的侄子，但石重贵效仿石敬瑭，也把这些侄子认做自己的儿子，视如己出。赵在礼的横征暴敛是出了名的，还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句成语典故——“眼中钉”。据记载，赵在礼坐镇宋州时，横征暴敛使得民怨沸腾，后来朝廷将他移镇到别处，宋州百姓听说后欢欣鼓舞，纷纷说这个人终于走了，就像拔掉眼里的钉子一样，真爽。赵在礼听说后，立刻上疏朝廷，请求在宋州多留一年，随后便在宋州征收“拔钉税”，按人头强征，拿不出的就大刑伺候。自己的姑爸爸杜重威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石重贵不管不问，姑息纵容；全国首富、后唐元老赵在礼剥削民众，石重贵反而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各取所需。难道在后晋石重贵时期，贪污受贿不犯法吗？正义感，安排上：在开运二年底到开运三年初，石重贵针对官员们的贪腐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严打：开运二年11月，商州刺史李俊落马，罪名是受贿，“坐受财枉法也”；开运三年正月，刑部员外郎王洧赐自尽，罪名是挪用公款，“坐私用宫钱经营求利故也”；右司郎中李知损贬出朝廷，赶紧滚，罪名是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二王后”、酅国公杨延寿，仅仅因为受贿二百余匹绢，初审被判死刑。后经有司部门求情，说看在“二王后”的面子上，不要用死刑了吧，于是二审改为流放。“二王三恪”是石敬瑭开国之初的举措之一，前文有述。有人以此评价石重贵，说他嫉恶如仇，痛恨贪官污吏、重拳打击官员贪腐问题……石重贵整治贪腐，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小小公务员公款吃喝要严厉打击，而封疆大吏们动辄剥削、侵吞数百万灾民的钱粮，不管不问。冯玉等“亲旧帮”是在开运二年开始得势，桑维翰是在这一年被排挤出的朝廷，装模作势的“严打”也是在这一年开展……换句话说，石重贵是在这一年变质的，在时间轴上，这一年是一个分界线，从这年开始，石重贵身上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亡国之君气息。为什么会是这一年呢？因为这一年，后晋刚刚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契丹铁骑无法战胜的神话。要知道，耶律德光在这两大战役中投入的兵力，几乎是契丹的全部精锐，举全国之兵南下，这是连李存勖、李嗣源都没享受到的待遇。胜利冲昏了石重贵的头脑，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契丹也不过尔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于是，石重贵开始变得刚愎自用，开始为所欲为，开始放飞自我。他已经从“打天下”的状态进入到了“坐江山”的情绪。打天下时，需要听逆耳忠言，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都以最终结果为导向，不分政治派系和势力分属，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份贡献，那就是好同志；坐江山时，则要以过程为导向，爱国不重要、忠君很重要，你可以不为国家做贡献，甚至可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你必须忠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