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九品中正制，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陈群。陈群，许昌人。爷爷陈寔，在党锢之祸中，自请入狱，为的是宦官们别再抓别人，出狱后，年龄已经70岁了，以后朝廷只要“三公”的位置空缺，就一定要征召陈寔，陈寔德行高尚，在乡里威望很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宁可去坐牢，也不能被陈寔鄙视。

    陈寔家曾经有一个小偷，伏在房梁上，陈寔看到了对子孙们说：像梁上这位君子那样，人不善良都不是天生的，很多不善的人也都是因为后来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小偷称为“君子”的人，第一个把小偷也归结为能够成为“君子”的人，他就是陈群的爷爷，他从来都是用善良的心，来推己及人，真正实践了儒家“仁就是爱人”“有教无类”的思想——

    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尊崇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外族的灵魂。

    陈寔六个儿子，其中陈群的爸爸陈纪是老大，和陈群的四叔，连同陈寔被大家评为“三君子”。陈寔去世时84岁，“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制蓑麻者以百数”，并刻石立碑，谥“文范先生（文为德表，范为士则）”。

    当时的司空荀爽（曹操第一谋士荀彧的叔叔，因党锢而隐居十余年，写了很多儒家著作，献帝时被任命为地方官，任命才3天，就被提拔为司空，位列三公）等持子侄礼亲临送葬。可见，陈群的家族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

    大名鼎鼎的孔融本来比陈群的父亲陈纪小点，惺惺相惜，互为哥们，但是看到陈群以后，交往下来，感觉连陈群就如此了得，和陈群很投机，后来，每当孔融每次见到陈纪，再也不敢以平辈相称，开始对陈纪持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汉朝的察举制，使汉代的文化人空前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异常顾及周围人士的评价，小心翼翼地洁身修行，生怕被社会舆论责难。然而，到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使得察举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变了味。

    公众评价指数高的人物，不被选拔；公众评价指数低的人物，可能会因为裙带关系或者行贿被选拔任用。怎么会这样呢？任你千般理，我只一路去。

    对于宦官和外戚而言，只任用我喜欢的人，管他什么才能不才能的，在他们眼里，认为：没有才能的人做官，国家不是照样运转吗？我就叫下面的人为我想提拔的人制造舆论就行了，甚至不用制造舆论，我直接任命就完事，管他鸟舆论（清议）呢？

    大有“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勇气——没有使命感的（肢体不全的人能有吗？）人总有这勇气。这变味的察举制，没有规矩的评议，无序的依据，给年轻的陈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况身边还有被党锢的爷爷！

    刘备作豫州牧的时候，就征辟陈群为别驾（副手），因此，陈群的起点非常之高。后来，因为刘备不听陈群建议而接受陶谦的徐州，致使刘备受到袁术和吕布的两面夹攻，陈群感到不想和刘备玩了，就投奔了曹操。

    陈群投奔曹操以后就做司空西曹掾属，除了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一直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虽然对曹操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即使是盗嫂受金，只要有才能的，就一概任用，见《三国志，武帝纪》，使曹操的人才层出不穷，以至于达到“武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局面）不能不佩服，但是作为世家弟子，按照“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原则，也不能不对曹操选拔的一些风云人物产生鄙夷甚至反感。

    就拿郭嘉来说吧。郭嘉也是许昌附近的人。《傅子》记载：……自弱冠匿名迹……。《三国志》郭嘉传也未记载郭嘉有什么显赫的身世，所以说，郭嘉应该是平民阶层，并且，在年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声望。

    这与陈群年少时因为大名鼎鼎的孔融先与自己父亲是朋友，又和自己是朋友，最后对自己的父亲称晚辈，这样骄人的经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郭嘉入道早，（郭嘉是司空军事祭酒，也就是曹操谋士之首）一直是陈群的上司。

    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入道早又有什么呢？谁叫我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呢，我家世出身好，就是鄙视你！何况你行为不检点呢？（不治行检）至今，谁也不否认郭嘉是三国一等一的人才，他能准确的预测孙策有可能被刺客刺杀，准确预测袁谭袁尚的争斗等等，他是个奇人和天才。

    估计奇人和天才总有不同咱们凡人的“异秉”吧，史书上没有交代郭嘉怎么不治行检，估计无外乎一些男女关系？不尊礼仪？言行放诞？诸如此类的吧。

    实事求是的说，一般上辈地位高的人家，家教相对要好一点，（起码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公共礼仪）而相对底层一点的，因为周围环境没有那么多的约束，也没有那么的眼睛盯着，表面上的规矩顾及的就少了一点吧。

    不是一个阶层的人自然有很多相互看不惯的地方。而陈群却是以一个标准的士人的眼光看待郭嘉的。他不满意。他以为自己的领导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不仅要有才能，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有符合“士人”所以能被成为“士人”应该具备的一般社会道德规范。

    陈群要捍卫儒家的尊严，于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儒家的君子不可以背后说人坏话）对曹操指出郭嘉的种种“劣迹”。

    然而，郭嘉是何等人！郭嘉和曹操是什么关系？陈群即使指出了这些，郭嘉依然故我，也不反驳，也不记恨，结果是，曹操依然看重郭嘉，同时也对陈群一是一，二是二的君子作风赞赏有加。

    但是，陈群对曹操身边群英荟萃（在他看来也许是群魔乱舞），感到不适应，他想建立真正的朝纲，选拔真正温文尔雅、既有才能又有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才，他想让这个崇尚权宜之计的乱世尽快终结。

    东汉主混于上，臣佞于下早就使公平公正公开的察举和品评变了样，而三国的乱世更彻底摧毁了这一制度，谁还在乎那悠悠然而来的品评，又有谁还在做那些悠悠然的品评呢？

    给大家举一个主昏于上的例子。汉灵帝是公元167年被立为皇帝，登基时年仅12岁，在位22年，死后谥号为孝灵皇帝。

    “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乱而不损曰灵”。乱是真乱，没在他手里亡国，倒也是真的，贴切。想来此人自登基以来就受宦官衔制，任人摆布，长大后性格软弱无能，只能在满足个人生活上胡作非为，声色犬马。

    他对于宦官的专权无能为力，同时，对于朝廷大臣的激烈反抗同样束手无策。那么，就好好满足一个男人的自然需求吧！

    至于权力、国家、公众评价，我是鸵鸟，我怕谁？我不和你们玩啦。开始年龄较小，灵帝刘宏也就玩点坐着驴车乱跑、在宫中开店铺、领着狗到处乱跑（把爱犬封官，谁叫我是皇帝呢）的游戏，其实也就那样，皇帝也是人嘛。大权都叫你们宦官、大臣们弄走了，我追寻点个人刺激，提高点生活质量也没什么不好嘛。皇帝也总不能长期压抑吧。

    渐通人事以后，他规定宫中的宫女必须穿开裆裤，而且不能在里面再穿内衣内裤，为的是发泄的时候方便。（无语）除了开裆裤创意以外，他还突发奇想，命令在西园修建了一千间房屋，房屋门槛外就是水渠，渠水中种满了莲荷，（西游记里天上宫阙的描写大约来自灵帝的灵感）

    在这个恍如仙境的花园里，他和宫女们都脱光衣服，嬉戏追逐，白昼宣淫，成为中国裸体运动的忠实实践者，他还给这处花园赐名为“裸游馆”。另外，灵帝还非常爱财，尤其是喜欢存私房钱，大约在他的心里认为：天下是你们的，也是我的，但终究是你们的，进到我钱包里的才是我的。这样花钱，又这样爱财，总是感觉钱不够用。和亲信一合计，明码标价卖官。这样也是公平的，卖官得来的钱归我皇帝，总比归宦官或者大臣们好吧？

    （想想孟达他爸，用10斗葡萄酒给张让就换来了个刺史，度量衡不统一，暗箱操作，既不公开又不公平。）比如说曹操老爸曹嵩就是花了一亿买了个太尉。

    您如果钱不够也可以，先欠着，等你上任以后，再慢慢给皇帝。皇帝够意思吧。此时的皇帝只恨天下的官职太少，僧多粥少，哪里还任你乡闾评议，察举授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察举制度形同虚设，世风日下。《三国志，武帝纪》建安8年秋7月，曹操令就记载：“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清议也日趋愤激，因为有才有德的人沦落下尘。

    然而，好景不长，黄巾起义这股沙尘暴立刻冲垮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地方官员逃的逃，被杀的被杀。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尸位素餐的无能之辈会被自然淘汰掉。

    于是，在曹操志在四方的时候，基层包括中央的称职干部就出现了及其短缺的现象。

    曹操的干部，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来自自己的家乡，包括同事、同学、好友、亲属。干部选拔则主要通过相互推荐，介绍，曹操交谈认可，比如荀彧就举荐了荀攸、钟繇、陈群等等。后来，征服的地方多了，又接纳了敌方投降的人士。在曹操阵营中真正依靠清议招聘来的，可谓凤毛麟角。

    因为，当时只在平静的荆州地区还残存着一点文化氛围，其他地方战乱频仍，人们上顿不接下顿，哪有闲情去清议人物呢？曹操的手下可谓来自五湖四海。这是因为曹操大气。

    前面说过曹操的用人令，这里我想把它抄录下来，让大家切身感受到那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魏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因此，《魏书》对曹操的评价：……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由此，使我想到了汉武帝。只把汉武帝自己写的远光元年问贤诏和元封5年求贤诏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了：

    远光元年问贤诏：“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5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tuo）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强大，以后也会变得弱小，刘邦和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否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来，却只有伟大的、以创立功业为己任的君主能够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成为狭隘意义上的“私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义上自己的旧交，不知道广泛地选择人才，使大量的人才与世沉浮，默默无闻，出现的不少实际问题而没有良策予以解决，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国家终于逐渐衰落，乃至灭亡。强盛的国家国国相似，灭亡的国家各个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为的君主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个“阳光”的人，（在我看来，起码比刘备阳光，看曹操那篇作于210年的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挚；而好像还从未看到刘备自己写的什么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什么的，只看到他总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时候感觉他全凭直觉和印象。比如《魏书》上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当政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由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偶然性，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对于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还有根据《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贪鄙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

    从这件事情上看，当时投入曹门的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而陈群作为组织部门的主管，一直认为应该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在当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动荡年月里，更是需要人的忠贞，（板荡识忠臣嘛）既要忠诚于首脑，更要爱护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却时有反心，用这种人那玩笑不是开大了？

    魏国作为国家建立以后，再靠大臣们的相互举荐的话，就肯定会产生“朋党”“门生”的大臣集团，从而危害皇权；而在当时世风日下，利用乡闾评议，还是摆脱不了当朝大臣的影响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纵选举；并且各处乡党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考核质量也参差不齐、工作的主动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设立公正的统一标准的选人评价机构，推动选拔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个机构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中正。（陈群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个名称会变得并不符实）陈群提出这个建议的契机是在黄初元年。当时，曹丕刚刚继位。

    小人曹丕（说他小人，一点都不冤枉他，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汉朝的君主名号前面都是有一个“孝”字的，而继承汉朝衣钵的曹丕却对他老妈很不好，以至于老妈把他骂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爱弟兄）是相互联系的，再看看他对他的兄弟们是啥样？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梦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兴地情不自禁，搂着辛毗的脖子，对老头笑嘻嘻的说：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小人亲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边的小人们争先恐后地建议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边的人，别人一个不用！这时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东宫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你刚刚继位，应该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借此机会光我们相互荐引呢？怎么样把乡闾评议与朝廷选拔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德才兼备，不计门第呢？陈群没有象司马孚那样直言相谏，而是拿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后来人们称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中正本身一般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据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类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两种说法。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其中对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评语，叫“状”，直接影响到被评人的前途和命运。重要人物中正亲自评议，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属评议。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直接根据：将被评人的所获品级与即将授予的官职品级对应，高的做官起点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评议人物三年一调整，三年内表现好的，随时升品，官职也随之晋升，反之，黜降。同时，中正的评价一锤定音，不允许更改，具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九品中正制规范了选拔人才工作，但是，身为累世大官之后的陈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说他是公正无私的。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舆服有别，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为士族之后的陈群，一定对于那些个曹操选拔出来的庶族们古怪的行为，不懂规矩的做法早有意见了吧？

    过去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总会对失去的特权和利益耿耿于怀，充满失落吧。因此，制定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压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许，在他的心中，各个阶层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稳定和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进行编码的，起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我们作为后世者，抨击诟病九品中正制度，残酷的现实确实，它确实历史潮流的抉择，它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它。

    在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下，我们所谓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内阁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优秀，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也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问题巨大，但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产物。

    君不见王莽吗，王莽改革的许多制度，放到当今社会，也有先进性，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现实，所以王莽被历史所抛弃，历史选择了光武帝刘秀，进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为，它需要时间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优化到极致，就像光武帝刘秀一样，将原有制度进行高度优化，而不失彻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没有白费，到了大晋王朝建国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400多年，宪宗道武帝袁纯，中兴大晋并继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比原先历史早了两百年。

    看到了吧，历史总是在遵循渐进式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袁家的大晋王朝，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优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适应那个时代，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为了进一步优化九品中正制度，采纳了老师张纮的临终之策，也就是迁都，用迁都来降低世家大族对大晋王朝的掣肘，这就是为何隋炀帝为何屡屡巡行，迁都洛阳的原因了，隋炀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样，他是为了拜托关陇集团的限制，不过操之过急，被联合绞杀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发下来的，天下谁敢动其虎须。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软硬兼施下，才勉强将九品中正制度高度优化，也殊为不易，不过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从太宗宣武帝袁熙，到宪宗道武帝袁纯这两百年时间里。

    经过袁家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一伟大制度的变革，真是艰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