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无论是暴秦强汉，还是盛唐弱宋，都会向治下臣民收取赋税，以维持朝廷度支和皇帝挥霍。
    老百姓也认为缴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区别只是多或者少。
    如果一年的收获不但能完税，还剩下不少，那当朝皇帝一定是个圣贤明君；相反，如果被逼到卖儿卖女，还不让税吏停止搜刮，那么皇帝身边一定有小人。
    哪怕最狂妄的恶霸，最无耻士绅，也只敢钻空子少缴一些，或者哭穷请求朝廷减免。
    比如七八年前，朱由榔刚收复孟密、木邦和安南时，实力还很弱小。当地土司、豪强臣服后第一件事，便是恳求皇帝少收一点税。至于完全不交钱，那是谁也说不出口的。
    总而言之，没有人会质疑朝廷收税的正当性，毕竟没有钱，皇帝无法养活成数千官僚和几十万军队。
    朱由榔也这样想的。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厚脸皮的话：大明臣民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那就是纳税和死亡。
    税收无孔不入，每个人都习以为常。
    然而很少人想过，朝廷收到税金之后，会怎么花。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普通官员也许会关心，不过无权置喙。
    整个大明朝廷，只有皇帝、内阁、户部尚书、侍郎等少数几个人有权知悉朝廷每年的收入和度支。其他人胆敢打听，少不得一个敌国细作的罪名。
    所以，当《广州消息》刊登国情报告时，无异于平地响起一声惊雷，将所有人炸得茫然不知所措。
    文官一边读着报纸，一边与心中猜测互相印证，得出“原来如此”的感慨；武将则痛骂军火供应商，说那些奸商收了几百万两，却交给军需部一堆破烂货——燧发枪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还会出故障，什么玩意。
    广州巡检总局甚至一度纠集数百官差，把西城的广东报社给围了起来，硬说总编屈大均是清廷派来的细作，竟敢在报纸刊登朝廷机密。
    直到兵部职方司郎中亲自赶到现场，拍着胸脯担保这是圣上授意，广州总巡检才犹犹豫豫地撤围。
    国情报告迅速取代二次北伐，成为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题。
    从腰缠万贯的大豪商，到家徒四壁的赤贫；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心有九窍的牙人掮客……所有人都在计算，自己缴纳的银钱花在了哪个部分。
    有一些人以为，报告里“朝廷雇员”后面的数字就是官员数量，然后痛骂税银都被数万贪官污吏给吃了；有人质疑，工部是否有必要花费数千两银子，翻来覆去地修广州城那几条大街。
    不过，更多人坚信，自己所缴税银变成武器盔甲或者军饷，被送到了前线。也许某个将士手里的那杆枪，就是自己所缴的五两银子买的。
    还有人津津乐道，在过去一年里，军队缴获比田赋还高，数额仅比商税少一点点而已。这证明王师威武，一直在打胜仗，越打越有钱。
    国情报告的用词十分新颖，比如预算、决算、国民生产总值等等。
    朝野上下的疑惑是如此之多，朝廷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连续召开几次新闻发布会，向各大报社的记者们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国情报告里所提到的“雇员”不单指官员，还包括了巡检、密探、胥吏和雇佣来干活的劳工；又比如，收入和支出里列出的“其他”，代表那是朝廷不予公开的机密，民众不用反复猜测。
    至于朝廷公布国情报告的目的，发言人这样感慨：“陛下说了，天下之财皆出之于民，百姓有权知道朝廷收了多少钱，花在了哪里。”
    报社的记者们反复咀嚼发布会上所听到的内容，然后在报纸上对每一个数字反复分析。
    整整一个月，广州府的老百姓都在各种新闻中度过。
    大家张口就是朝廷，闭口就是国事。“妄议朝政”这个词被彻底扫进故纸堆，谁要是说话不带几个新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广府人。
    在十一月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郭之奇、方以智等阁臣不得不承认，之前所担心的朝野动荡并没有发生。
    军中将士和老百姓骂归骂，但他们对皇帝和朝廷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朱由榔道：“自该如此。朕这几年费劲心思处理国务，一刻也不敢偷懒。诸位替朕分忧，不说披肝沥血，也算殚精毕力了。咱们干得怎么样，难道下面的官吏、将士和老百姓看不出来吗？依朕之见，这国情报告以后每年都要公布，形成定例。如此，大家便不敢有所懈怠了。”
    郭之奇、方以智等人暗暗叫苦。这给内阁和部臣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以前在中枢做事，只要不犯大错，再和清流搞好关系，名声都不会太差。如果每年都要出一份国情报告，等于每年都要和前一年做比较，而且是放在天下人面前，任由天下人挑刺。
    正所谓众口难调，无论干成什么样，总会有骂的人。要想博一个贤相良臣的名声，比以前难太多了。
    朱慈煊道：“陛下圣明。如此一来，世人对朝廷就不会再有怀疑了。”
    朱由榔点头道：“没错，朕早就说过，公布国情报告，就是为了朝野上下一心，不再有猜疑。咱们把百姓当成股东，把自己当成经理，如此，老百姓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与会众人纷纷叹服。
    接着，朱由榔又问起小额不记名债券的印制情况。得到准备完毕的答复后，便下令在商业银行和交易所公开发售。
    国债被命名为“北伐国债”，专门为北伐筹措军费而设置，朝廷承诺，每一分钱都会花在北伐上。
    和之前面向豪商、友国出售的国债不同，这次银行出售的国债最小面值非常小，最大的一百元、最小才一元。
    老百姓可以凭白银、铜钱或者纸钞购买不同期限的国债。最长五年，每年利息高达一分半；最短一年，年利为一分。
    根据约定，国债到期后，持有者便可以连本带利取回现钞或现银。若着急用钱，还可以在交易所把债券卖掉。
    广州股票交易所正式更名为证券交易所，继期市、股市后，债市也终于在大明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