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收获将近。

    饱受战乱的巨鹿郡，巨鹿全境，田地曾荒芜近半，幸自今年开春以来，流民们紧赶慢赶的把荒芜土地补种上了豌豆，多少算是弥补了一些收成。

    豌豆是救荒作物之一，因豌豆耐涝耐旱，且见果快，开春二月种下豌豆，四月中就能见到豆荚了。早在四月，豌豆荚已经有豆子了，已经能救急了，现在到五月，豌豆彻底成熟。

    巨鹿各处都在收获豌豆，收获乃是重事，李孟羲带着人下去查看，每至一处，安定下来的流民百姓，他们除了有得见粮食的喜悦，更多的是关心该缴多少的粮。

    豌豆的产量远不如正经粮食，一亩地收下来，豌豆秧子能堆积成一座山，可所收获的豌豆，才半袋而已。

    李孟羲问了一农人，他问，“见的粮食，能吃到明年夏收吗？”

    农人纯朴的笑了，“省省吃，能撑到。”

    也就是，粮食没有富裕，得省着吃才能够吃，而要是再交上去一些，就捉紧了。

    对巨鹿的定计，一年活，两年稳，三年盛强。第一年，只能勉强不饿死，勉强活着，到第二年，才能吃饱，第三年才能有足够余粮，才有扩张之力。

    农人很关心缴粮的事，他一再问李孟羲要缴多少。

    李孟羲回过头，问身后官员，“仓司，我军存粮还有多少？

    靠现有存粮，够城中几万人吃到明年吗？”

    仓司随身带着粮草册子，他从怀里掏出册子看了看，答复，城中存粮，不及满城所需。

    粮食不够，势必得收缴了。

    回想起来，自去年冬日落足巨鹿开始，为解决十几万流民的口粮，第一批粮食求诸于幽州刘虞，第二批粮食是从常山甄家借了钱之后采买来的。

    也就是说，全是靠借靠买生生支应了十几万人半年之久。再往下，借也借不来了，买也没有钱了，求诸外力已不可行了，往后，只能靠自产。

    粮食是一定要收缴的，可怎样收缴，也是麻烦。

    麻烦之处很多，一是年景不好，又战乱方定，粮食产量不高，要是收的太多民生艰苦。二是粮食生产也不均匀，如前所言，巨鹿田地近半荒芜，也就有一半土地是开春之后补种的，补种的全是豌豆，这就使得，某些人收获的全是豌豆，而某些人收的全是麦子。

    李孟羲再是不懂营养结构，可他也清楚，一直吃豌豆会出事的，一直吃麦子同样也并不好，最好的统筹方法是，将所有收获到的粮食全部收缴上来，然后按需分配。

    当脑海中崩出“按需分配”这个字眼时，这个想法再也制不住了。

    李孟羲回想到今年开春播种之时，因每一处的屯丁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人力乃是四方人力汇聚到了一起，本以为，以这样的方式，所有人都没有宗族亲卷，这直接肢解了乡土秩序，直接消灭了地主的根基，却未曾想到，农业生产靠一个人根本不行，诸如撒种犁地等等生产，一个人根本干不来。

    不肢解乡土秩序，农人依族依亲而居，可以协作生产，但同时，那些豪强地主们也是依族依亲，其根基仍在，暗藏不稳；而要是把各乡村之百姓拆的七零八落，混杂分布各处，这直接消灭了由旧地主豪强带来的隐患，却同时也使得协作生产变得相当困难。

    要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百姓能够高效率协作生产，李孟羲想到的方法，有且唯有集体化生产。

    集体化的意义还不止是在生产，集体化还包括分配方式，还包括极高的人力利用率和极高的生产组织度，乃是涉及到根本的改革。在李孟羲看来，在汉末这个生产力薄弱的时代，提高生产力极其艰难，想要保证人人有口吃的，只能是从分配上解决。

    若不解决分配问题，则就难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思索定，李孟羲回过神来，看着面前等着回复的农人，他露齿一笑，“再等些时日，至于收多少粮食，我等要回去商议一番。”

    李孟羲已决定，于下一季的耕作季，就此开始集体化生产。

    现下正好是夏收，正好把所有粮食全收上去然后统一按需分配，正好先让百姓们熟悉一下集体化模式。

    敲定了接下来的计划，后边的巡视李孟羲不再去了，他吩咐官员们先向各处传播要收缴粮食的消息，先不明说何时要收，令百姓收了粮先备着。

    李孟羲的打算是，等再过些时日，等麦子也熟了，麦子也收了，等收完所有的粮食，把今年产出的粮食全部收上去。

    回程路上，李孟羲以手遮眼抬头看了看天，已是五月末，天气虽然炎热，却没有丝毫酷暑之感。

    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五月乃是麦子收获季节，可在去年，麦子拖拖拉拉到了六月才彻底成熟，今年又是。

    气候怪异，连年寒冷，麦子年年晚熟。估计未来几年，皆是如此。

    ——

    回城，城主府，李孟羲一个人在城主府中静静的想接下来的收粮、分配、乃至开启集体化作业的方方面面的准备。

    首先来说，收粮这一件事，寻常收粮，不管是十税一还是二十税一，都不难。可今次是要把所有粮食全收上来，然后再统一分配，这对百姓来讲是头一遭，必然遭到猜疑和抵制。猜疑和抵制既生，百姓们会使尽手段把粮食藏起来，想在手里留下一些。故，若收粮，该是设法把每处村落的百姓连人带粮全都拉到巨鹿来，同时再以搬迁他处的说辞，绝了百姓私藏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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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百姓连人带粮食一块迁到巨鹿，粮食统一汇总，人力统一归纳，口粮再统一分配，分配完粮食，再按旧方法按各地田亩的多少往各地分配对等的屯田人力。

    收粮和分配倒还不算太难，义军颇得人心，按需分配的政策一出来，虽难免有抗拒，但百姓大抵会配合。

    可到集体生产这一点，这已不是有人心就可以轻易实行的。

    集体化，俗称大锅饭，吃大锅饭的前提是什么？毫无疑问，吃大锅饭的前提，得有一个大锅啊。

    想到了锅，李孟羲不由皱眉，铁锅堪称神器，造铁锅有锻造铸造两法，锻造太贵，且锻造不了太大的锅，而铸造的话，得焦炭，没有焦炭就化不了铁水，就没办法铸造巨型铁锅。

    缺焦炭，也不知何处有，还是得到洛阳去找。

    等有了大的铁锅，吃大锅饭的基础就有了。

    每一屯田点，每日动工，留老弱二人负责烧火做饭，再留老弱几人干些割草喂鸡喂猪拾柴的活儿，然后，青壮劳力下田耕作，每人分以地块，干完有公分，再按公分换取粮食乃至布匹乃至一切生活所需。

    李孟羲回忆着后世大锅饭制度所产生的种种问题。第一个问题，集体化之后，吃喝不要钱，全在一锅里捞食，结果就造成，虽然公家的粮食属于大家的，可又不独属于个人，这就造成，人们吃喝起来根本不带心疼的，所有人都想让粥越多越好，馒头越大越好。

    结果就是，在生产力本就不发达，粮食本就不够吃的时候，过于放纵吃喝，粮食根本支应不了。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想要避免什么东西灭绝，就把他变成私有的】。

    老虎消失了，因为他不是私有的，而马匹是私有的，所以人们会保护马匹。

    宋与明，两个封建王朝马政极其失败，宋代与明代的马政之所以失败，根源相同，这两个朝代，为了得到战马，以行政手段将战马变为公有，宋代，政府强摊马匹交给农民饲养，明代，政府强把马匹交给军户饲养，结果就导致，农民养不是自己的马，根本不会用心，且会想方设法把马折磨死。

    而假设宋明两代用私有模式求马，官府以经济交易模式向民间买马，那利益驱动之下，若是有利可图，百姓们肯定会想法设法养马想方设法把马养好。

    公有制的老虎灭绝了，驴子是私有的，所以驴子一直繁衍。

    公有的资源，会最终消失。

    公有的粮食，也会被百姓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吃个干净。

    所以，吃大锅饭第一点要做的，是要一开始就严格规定每日每人的口粮数量，以防止吃喝不节制。

    大锅饭第二个问题，分配问题。

    一堆人一口锅里吃饭，谁多了一口谁少了一口都将造成矛盾。

    而解决分配不公，李孟羲倒有方法。方法是，令做粥的人，最后一个盛粥。

    如此，做粥的人肯定会想法设法让每一碗粥都一样，让每一个馍馍都大小相同。分配公允，也不难。

    在后世，集体化生产最严重的问题是，到了后期，人们发现干多干少吃的都一个样，于是乎，没人肯再下力了，都偷懒。

    作为一个后来人，以事后者的目光来看，李孟羲觉得，导致人心懈怠的根源可能在于，根源在集体化的程度太高了。

    简单来说，假设一个村中，有一百劳力，有一千亩地。

    集体生产方法一，这一百劳力，负责干所有一千亩田，然后一千亩田的总产出，算作这一百劳力的总产出，产出平均分配这一百人。

    这样的话，会造成个人努力跟自己收获的关联太小。

    另一种集体生产的方式，村中一百劳力，分五组，每组二十人。

    然后，每组的田地的产出，归每组自己。这跟上边的大集体模式有何不同？不同在，这个小集体模式，个人努力跟个人收获关联大的多。

    于二十人的小集体生产中，假设这一组人，假设有十个懒惰，剩下的十个人会有可能也撂挑子不干，但也有可能会嘴里骂骂咧咧的同时更下力的去干。

    这是因为，在小集体模式中，个人努力对集体生产影响大，在此模式中，哪怕别人不干，自己下力去干，虽然吃亏，但最终产出多了，落到自己头上的粮食也的也会多了点。

    而在大集体模式中，个人努力对自己收获的影响实在太小，这就使得下力干跟不下力干没区别。

    小集体模式，小集体二十人，自己所干的，能落到自己头上的，最少有二十分之一。这二十分之一必然能得到的收获，已能让很多人能忍下二十分之十九的吃亏。

    大集体百人，自己干的产出，自己的努力成果能确定必然落到自己头上的份额，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收获，不足以让人忍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吃亏。

    有了这样的考量，李孟羲认为可以在集体化和私有化之间，做一个好的平衡，使既可以利用到集体化的高组织度高生产效率优势，又能利用私有化的激励作用。

    私有化是个人，集体化是大量的人。

    平衡二者之间，用【小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在保证生产效率的情况下，集体越小越好。

    农业生产，有播种，有耕地，有收获，整田，等等众多生产。

    李孟羲需要一个数据，需要有一个既能兼顾生产安排，人数又足够小的最佳人力数目，以此人力数目，作为小集体化的最基本单位。

    而，最佳人力数目是多少，尚需一试。

    这只是于耕作本身的安排。生产活动除了耕作，还有养牛，饲养禽畜，种菜，种树，捡柴，拾粪，磨面，等等。

    鉴于，耕作是生产中唯一一个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生产项目，而像养牛，饲养禽畜，种菜，拾柴，磨面这些，所需劳动力不足，难以像耕作那样用上小集体模式。

    又为了尽可能激励生产效率，该用激赏之法。

    激赏之法若用，参考匠营，匠营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按件计算，一种是按天计算。按天计算的，每干完一天，额定配给多少粮食，按件计算的，比如每做好一个木碗，每一个碗就额定配给多少粮食。

    依照此法，对应集体生产中的诸多细碎生产，养牛的，可以对养牛者制定好奖赏计划，约定牛生小牛一头，赏养牛者多少，约定牛每长肉多少斤，赏养牛者多少斤粮。

    种菜的，每向集体提供多少菜，奖其一定粮食，种树的，每活多少苗皆有赏，磨面的，每磨一定数量的面粉，支付其一定粮食。

    这些都是按【计件】来奖赏，来激励。

    而诸如拾牛粪，洗衣做饭这些不好计件的杂活，鉴于这些杂活儿轻巧，不如耕种那般累人，可以发于基本工资，也就是，那些种地的可以分到粮食，养鸡的可以分到蛋，养牛的可以分到肉，烧火做饭的，因为活轻，就只有每天一顿饭，没有额外奖赏。

    这一整套下来，集体化的眉目有了。

    李孟羲召所有空闲官员一起，就制定集体生产细则召起了大规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