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又道：“当年王安石两次新政实是从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神宗皇帝深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而主动将王安石调京问政新法。起初王安石谨慎以待，并未立时置答。回家后思忖既然皇上为了天下治理大计垂询自己，就该倾尽胸中所有，于是奋笔疾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向神宗奏议。神宗更因此文将王荆公引为肱股，遂命之实施新法。王荆公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之言，然而三者于之而言，均足以致其不成。公两次退职，均非绝境，而决然退之，其心志或不如章惇之坚，德行品格或更过之。待其辞世，司马相爷专向皇帝进言，认为他节义文章过人，死后朝廷宜优加厚礼，以免反复之徒诋毁。王荆公奸相之说，或许不公。

    “王荆公当年受神宗皇帝所命，矢志改行新法，其间虽事出多舛，始终不改富国、强兵、安民初衷。章丞相承荆公一脉，力图行新法到底，终于得以富国强兵，且民生稍安。只可惜章惇此时左右手曾布首鼠两端，作骑墙之想；再有蔡卞大人固执荆公之法，以复荆公之望，实是偏颇狭碍，多增徒劳，更增了与旧党的怨气横生，章大人也因此二人之累举步维艰，但其新法所行成效最著。

    “蔡京既蒙荆公厚望，亦被司马温公赞能，到得此人为相，或许新法实行多舛，新党人才零落，只得与童贯等蛇鼠一窝，做一丘之貉，既不得富国强兵，还甚滋扰民生，所谓劳民伤财。章大人当年以轻佻不适君天下力阻端王登基，最是忠耿，今日看来，端王为君果然荒腔走板，再有蔡京等倒行逆施，以致天下民怨沸腾，现已今南方已反了方腊，北方也是烟尘四起。宋江今日这般啰嗦，藉以告诫众弟兄千万稍安勿躁，莫弄出什么扯旗造反的事端。”

    众人笑道：“虽然官家人一时胡作乱为，但官家毕竟是官家，我们弟兄哪里值如此抬举，有那样胆子，敢去扯旗造反？”

    弟兄们均道宋江杞人忧天，宋江却是心头惴惴，始终难以释怀。

    宋江言犹未尽，继续道：“当年司马光自认与王安石是君子之争，但其行远非十全十美。一是此公政见相轻尤其明显，于新法之中明显大有效者亦是一概否之；二是以地域分轻视南人，而行新法者俱为南人，悉数攻之；三是再有主动割让西夏的错乱之举。

    “凡此三者，好生让人不解，章惇因而怀疑司马相爷里通外国，曾让师姑祖扮作使女卧底在其洛阳家中。半年下来，并不见勾结卖国之事，反而多见其勤政简朴、心怀天下之举。更有甚者，西夏朝廷亦听说司马光要割地予之，竟使驻宋使馆人员中高手寻来威逼利诱，以图一举坐实。司马光光明磊落，反而严词以绝，并说自己主张割地予西夏以息干戈，完全为两国百姓，且说其与王安石、章惇之争，乃为内争、君子之争，绝不关外人之事；自己对王安石是既佩且痛，对章惇既痛又惜，全没有恨意。西夏人恼羞成怒，竟欲杀之嫁祸章惇。师姑祖看得明白，径自出手杀了西夏高手，救了司马相爷一家。师姑祖回复章惇，章惇气也消了一大半。以后师姑祖再潜西夏，虽非因司马丞相特行，又顺带再向西夏朝廷探听，均无司马丞相私下与西夏往来之事。

    “至于司马相爷逝后，章惇要对司马光鞭尸之说，也只是其惺惺作态的气话，圣上不允准也在意料之中。”

    宋江接连说了王安石、章惇与司马光之间诸多事体，长舒一口气，再道：“章惇早年与苏轼交往甚密，世人均知章惇将苏轼流放岭南死地，相负过甚。其实二人一个新法干将，一个反新的先锋，章惇先在乌台诗案相救苏轼，后在宰相王珪向神宗进谗言时再行回护。而在元祐党人弹劾章惇时，苏辙出手最狠，苏轼只是在其落难后以函安慰。其实说起来，还是苏氏兄弟负章惇更多。

    “章惇最恼元佑党人更在车盖亭诗案中将蔡确放岭南瘴毒之地以死，更将元丰新党人悉数流放，才誓将放逐岭南元佑党人处死。说来新旧党争往死里整之肇始者更该是元祐党人，也非特怨章惇而已，其后苏学士又曾屡次找章惇修好。两人交恶始于苏轼之软弱，不在品行，性格而已。

    “最可怜那苏学士，一心为国算计，熙宁新法时反对新法，因乌台诗案独自被难；车盖亭诗案时回护新法，更被司马丞相放逐，永不得用。其实放逐苏学士王荆公并没有比司马丞相更狠，而章惇比司马丞相更有来由。

    “实施新法，王荆公胸中丘壑万千，高举亮行，但性情高傲，耽于不屑忍辱负重而行。章惇立志最坚，砥砺而行，功成最多，但手段狠辣，少了人和。蔡京也为能臣，几经上下，然而势处强弩之末，佞臣群起，盲目依附，奸名日盛。王安石、章惇等均因新法甚有恶名，蔡京将元祐党人悉数刻上奸臣碑，是否更有报应增加被冤之处，不敢妄加评价。倒是象苏学士样人既有眼界又有心胸，但只有书生意气，没半点手段。

    “新法之行，经原本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唉，好经就应该开章明义，规矩下来不让歪嘴和尚念，又该当如何念。”宋江说到这里，自忖好些事情自己也不明白，上述几句话原本是听自他人，在座弟兄听来势必晦涩难懂，会意者了了，所以说得几为自言自语。

    武松听到这里，笑道：“宋江哥哥你比划一下，小五就听明白了，也不用真的就把孩模摔了，他又不是不懂事不明白之人。”

    小五笑着回道：“我自然不是不懂事不明白的人，武松哥哥却是。”

    晁盖道：“宋江兄弟不亏在官府，见闻广博，得以告诉兄弟们这些重要事情。”

    宋江朝晁盖拱手笑笑，又道：“关于新法，师父没走时，我曾经向师父请教，他老人家因事关章惇，对此大有忌讳，甚无兴趣，只是与王安石女婿蔡卞及其兄长蔡京等熟识，有时挑想说的指教一些。及至我在县衙做押司，常向郓城知县时文彬打听，对当今的变法又知道一些。

    “前些年梁山泊水面尚小，郓州尚驻郓城县，不似现在，郓州府迁移东平，郓城县却属济州不属郓州了。庞藉丞相是成武人，早年曾在郓城任郓州府尹，举荐司马光为典学，二人均在当地颇有贤名，郓城衙门中至今尚有故识老人称颂。鉴于司马丞相与变法渊源甚深，大家谈论得较多，我亦因而得闻。

    “然而告诉我关于变法故事最多的，还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前任济州府尹晁补之。巨野晁氏是官宦世家，吕夷简、曾巩、叶梦得等俱是其姻亲，晁补之因此见闻也广。苏轼与章惇早年交好，而晁又是苏轼学生，故其悉知章惇、师姑祖之事，离任前详细告我。他知我等为阮门弟子，负师门重恩，更殷切叮嘱不可向外人道。我们师姑祖、章惇情义深重，为国鞠躬尽瘁，我们自当回护两老人家名誉周全。

    “苏轼先是因为反对王荆公变法过急而受新党围攻，深受乌台诗案之累，又在司马光旧党复出头俱废新法时，觉新法甚有可取之处而多方辩护，最终也几同于元丰新党人被流放。他受新旧两党双面讨伐，当真事出诡异，其经历也最能看出变法利弊不可武断判之。而当今能将元丰新党与元佑旧党之争说得最为超脱公正之人，也应该是苏家师徒。”

    宋江自觉说得太多，扯得渐远，歉然道：“新法也好，旧法也罢，当前世道离乱，天下不平，原因却不在这里，深究该是当今官家做事有太多的或刻薄寡恩，或胡作非为，不把百姓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令百姓寒心。我多方释解，非是觉得弟兄们不明白，自然是欲消弟兄们心中义愤，好明哲保身。我们深负师门重恩、家乡父老喜乐安生之望，切记慎重行事，不可轻易造次。”

    朱仝道：“我们正是承师门重恩，该保百姓安生。”

    阮小七问道：“听说济州府要将梁山水泊收为州有，不让百姓打鱼了。宋江哥哥，这是不是真的？”

    宋江沉默片刻，道：“我也听说了，不过不是济州要收，却是郓州要收。郓城知县时文彬甚解下情，早请报济州府尹张叔夜，张大人爱惜百姓，并不准备将水泊收官。可梁山水泊当年淹没郓州、济州，为两州共辖，却是郓州知府陈文昭要收。”

    阮小二急道：“郓州凭什么要收我们的，济州土地被湖泊占了，人也不属于郓州管？”

    梁山泊虽湖面宽大，占地甚多，但所淹良田，却多是郓城县的。东平至任城一带，原有东平湖，土地数变动不大，真正因成湖而失地的，多是郓城百姓。且因水域缘故，郓州府自郓城东迁东平后，距离甚远，郓城县反而不属郓州管了，改属济州所辖。此时济州府设于郓城东南不远处巨野，正合历来郓巨不分家之说。济州知府张叔夜已准郓城知县时文彬所报，依旧免郓城县河滩、淤地、湖泊边地杂税，即便将来要交，也予酌情减免。今郓州府要强收湖中所产，以致百姓生无所依，郓城县既不归其统属，势必相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