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名周，字子休，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留下了许多启迪后人智慧的著作，例如《齐物论》《大宗师》《逍遥游》等。庄子一生坚持自我，率性而为，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审视着这个世界，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庄子》中有一篇叫“黄帝索玄珠”的寓言：黄帝游赤水，爬上昆仑山往南看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玄珠。他分别派有智慧的“知”，眼力好的“离朱”和擅长辩论的“吃诟”去寻找，结果这三个人均没找到。最后他只好派无心做任何事情的“象罔”去找，没想到却找到了。为什么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找不到，无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却最终找到了？黄帝对此感到非常不解。其实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率性世界观。

    玄珠是“道”的象征，黄帝君临天下，治理国家，希望教化民众，有所作为。但这种“有为”却与庄子“无为而治”的“道”相背。由此，庄子认为黄帝失了道。而对寻找道的过程的描述更体现出了庄子的个性的率真。黄帝让有智慧、眼力好、擅长辩论的三个人分别去寻找，这三个人却都没有找到。后来让无心、无欲、无求的“象罔”去找，却找到了。

    庄子认为自然无为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提倡遵循自然规律，无为不作。并且他相信一切礼乐、教化之于人们都如枷锁，痛苦而且无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认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会像天地间一切生物一样，具有本真的美，而一切违背自然本性的东西最终都会导致天下失道。

    庄子提倡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政治观点非常相似。后世将老子和庄子并称为“老庄”，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很多人觉得他们都主张“无为”，所以他们的“道”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庄子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有着很大的区别。相对于积极入世的政治家老子，庄子更像一个天马行空的诗人。

    很多人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并且都觉得伯乐让千里马从普通马群中脱颖而出，是对千里马的恩惠。但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伯乐相马其实是害马，他的行为给千里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一匹马来说，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地撒开蹄子奔跑，不高兴了尥蹶子，这都是它的天性。而自从有了擅长管马的伯乐之后，马却不能再依据它们的天性来生活了。伯乐的管马方法其实不过就是剪毛、用火烧、削马蹄、在马身上烙印……他的养马、驯马过程简直就像最残酷的刑罚，充满了血腥。经过这些“摧残”，马的确成了对人类有才能、有用的马，这么做的后果对于马的主人来说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马本身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对于自身毫无意义的所谓才能，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庄子认为治国也和驯马相似，而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也经常犯与驯马人相似的错误。人的自然状态就像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很多君主认为自己是擅长治国的人，而他们治国的方法却不过是对人本性的改变。本来人们耕田织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时的人们没有欲望，只有本性中最淳朴、最原始的部分。后来君主和圣人出现了，他们提出一堆要人们遵守的规矩和道德，提倡各种行为准则，希望将自己的意念推及到天下苍生身上，用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是非观给人们一个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抛弃原有的本性，渐渐对世间的一切对错、好坏产生疑惑并开始思考，之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擅长费尽心机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谋利益。

    庄子厌恶这种违背人本性的治国方法，在他的政治观中是没有“治”的，他主张依据自然规律，顺从人的本性。所以无论是驯马还是治国，都与他率性的世界观相违背。而改造人和改造世界是所有统治者和圣人们最热衷的事情，所以他的观点不被采纳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庄子看来，统治者和圣人都是抱着善良的目的，希望把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由这种作为所引发的结果却是恶的。庄子遁世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也无力改变这种现实。

    老子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并且为这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画好了蓝图。所以他虽然处处失意，却依然心怀天下，随时准备为了救世而大干一场。但庄子的率性决定了他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会，也无力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当时的社会。所以他只好缩回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关注天下，而开始只注重自身内在的修养和自己的本性，开始追求一种游心天地的自在。他的隐退和不争其实并不是因为对现实不在乎和不关心，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力拯救一切的绝望感。

    我们都听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它说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梦里他忘记了自己是庄周，翩翩起舞，觉得非常快乐。忽然梦醒了，庄周睁开眼，迷茫地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仍躺在自家又冷又硬的床上，哪儿还有什么蝴蝶？困惑的庄周，不明白是梦外的庄周梦到了梦里的蝴蝶，还是梦里

    的蝴蝶梦到了梦外的庄周。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齐物的思想。庄周和蝴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大道却是时时存在的。无论它是化作庄周，还是化作蝴蝶，是由逍遥走入喧嚣，还是由喧嚣走入逍遥，都只是它不同的存在形式。翩跹起舞的蝴蝶是逍遥和美象征，而庄周本身则是喧嚣的象征。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世间万物看起来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齐物”。也是因为这种齐物的思想，使庄周觉得他能梦蝶，同样，蝶也能梦他。

    这种齐物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两忘，我们就能获得轻灵快活的人生。自古以来，人类对于死亡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因为从常理来看，“生”是一种对世界、对万物有感知、有回应的状态，这种感知和回应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存在的一种肯定。而“死”则意味着离开这个世界，并且与这个世界不再有交流，对万事万物不再有感知，这种无知无觉当然是生命不复存在的一个标志。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种说法却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他的齐物思想影响了他的生死观，并让他看透了生命的本质。他觉得生命本就是一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过程，死不是生的对立，而只是它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形体和精神均非自己所有，而是自然赋予的，死亡之后，形体和精神又重新回归自然，所以生和死只是人类元气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而由生到死的过程就像昼夜流转，四季变更，落叶化作春泥一样，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永存的，只是存在形式一直在变化。

    这种通达的生死观建立在庄子对生命、对万事万物的体察和思考之上，是他智慧的体现。在与自己相扶相伴一生的妻子死了以后，庄子并没有表现出伤心，而是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好友惠子甚至觉得他违背世情人理。然而，他并非无情。他的解释是妻子本来没有生命，甚至没有气息，没有形状，混杂在大道之中，后来因为大道的变化而逐渐有气，然后又有形，有生命。现在，又因大道的变化而失去生命，失去形体，重新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她现在躺在坟墓里，这不是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人类由生到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不应该感到悲伤。惠子认为他这种行为在道理上虽然说得通，但是在感情上却是说不通的。这正体现了庄子和惠子生死观的冲突，惠子的生死观停留在以常人情理作为依据的阶段，而庄子对待关于生死的问题，则一直从他诗人式的艺术审美角度去看待。

    庄子和惠子除了在生死观上有很大不同之外，在思考方式上也差别甚大。他们俩在濠梁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论辩到如今还依然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说的是，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是它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物我合一的思想，他将自己的情感意识赋予了鱼，于是鱼便有了悲喜，有了表达自己情感，与人交流的能力。在这个故事里，惠子和庄子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当然无法达成共识。如果说作为当时名辩学派代表人物的惠子的智慧体现在了他理智的逻辑思维上，那么庄子的智慧则主要体现在他丰富美好的直觉取向上。

    另外，从庄子的处世哲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与君王的相处中很多人虽然抱着美好的愿望，但由于方法不当，却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庄子认为，驯君之术重在顺其自然，顺应他的本性去施予影响。对于天性残暴的君王，庄子觉得要在表面上亲近、迁就他，但是在内心里却不能过分地妥协于他。因为如果表面上不亲近、迁就他，那么他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以一个臣子的角度去干预君王的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虽然螳臂是螳螂全身最有力量的部分，但是对于一辆大车来说，这种力量却还是微乎其微。以自己的前臂去抵挡向前飞奔的大车，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虽然精神可嘉，但是，作为臣子来说，强制干预君王的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虽然“螳臂当车”的行为不可取，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去妥协，因为过于妥协同样会为我们招致灾祸。过于妥协的结果只有两种，被他同化或者被他视为妖孽。这两种结果都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伴君之道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对坚持与妥协的分寸的拿捏。战国中期，社会危机四伏，凭庄子的智慧，若想出世做官，显然轻而易举。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曾向庄子伸出过橄榄枝，这个人就是楚威王。但是面对楚威王高官厚禄的诱惑，庄子却平静地说出了“不”字。将“螳螂捕蝉，异雀在后”的故事延伸到现实世界之后，庄子看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们互相之间所表现出的狡诈和残酷无情。也许正是由于对人们之间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畏惧和对自我的过分坚持，庄子才拒绝了楚威王，选择了清静无为的淡泊生活，也正是这种选择，让他在狭小的自我世界悟出了生命的真谛，创造出了一个更为宽广自由的国度。

    东晋时，以捕鱼为生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那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既有良田美池，又有桑竹鸡犬，男女

    老少均怡然自乐，生活十分逍遥惬意。“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向我们描述了他心中的“乌托邦”。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这样的世外桃源充满向往。隐居，自古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古今文人最向往的莫过于“进可入朝堂，退可远江湖”的生活状态了。所以，武侠大师金庸笔下有很多高人隐居世外。例如，黄老邪隐居在山清水秀的桃花岛上；小龙女隐居在风景秀丽的绝情谷底；无崖子隐居在风光旖旎的无量山中……个中原因除了江湖险恶，不如归去的无奈之外，应该还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些隐居世外的武林高人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或练成绝世神功，或留住绝美容颜，在逍遥的状态下体会到了人生最美妙的部分。但是他们跟庄子退隐的成就相比，就显然逊色了许多。庄子可谓将隐居生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庄子看来，相濡以沫的情谊固然令人感动，但是却还不如忘记彼此，各自在江湖之中畅游。这正是庄子追求自由的精神体现，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让他远离市井，独守一方心灵净土。

    《逍遥游》中有一段，说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于是对许由说：“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蜡烛却还亮着，要和日月比光，这不是很难吗？及时雨都降落了，人们却还在挑水灌溉，这不是徒劳吗？先生如果可以居于国君之位，那么一定天下太平，而我却还空居其位，觉得非常惭愧，请允许我让位于先生。”

    君临天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许由却拒绝了尧让位于他的请求，理由是不愿追逐名利，不愿越俎代庖。庄子借许由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名利的看法——“名者，实之宾也”。名利皆是人生的虚浮之事，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当做了生命的根本，坠入名利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时的虚名也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因为贪恋这种短暂的快乐而过分沉溺于追逐虚名之中就得不偿失了。庄子对楚威王的拒绝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愿意为虚名所累，只想闲云野鹤般地真正生活。他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饿了就吃，累了就睡，高兴了就写字、画画、会好友，不高兴了就发点小牢骚，超然物外，进退自如，忘却宠辱，有闲情，有闲趣，在庄子看来逍遥至此，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在庄子的寓言里，不仅许由拒绝了国君之位，还有许多有才能的贤者：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等也拒绝了君主禅让给他们的王位。寓言中，尧和舜四处寻找贤能的人，希望禅让王位，但是他们找到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在这些贤者看来，南面称王，坐拥天下带给他们的除了荣华富贵之外，更多了为维持浮名所要付出的辛苦劳累。在他们眼里，逍遥自在是比拥有天下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这正是典型的道家隐士观。

    瞿鹊子与长梧子说梦，长梧子说：“梦中喝酒作乐的人，醒来之后或许悲伤哭泣；梦中伤心哭泣的人，醒来后却可能兴致勃勃地去打猎。人在梦中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有时还有梦中梦，醒来之后，才明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而当一个人大彻大悟之后，他会发现，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大梦。愚蠢的世人自以为清醒，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整天都在谈论君子、臣子、礼乐、道德，简直浅陋至极。”

    庄子认为梦和现实没什么区别，沉浸于梦，感受梦中的喜怒哀乐，那么梦就和生活一样，是真实的。人生如梦，梦也如人生。任何现实都终将消失，无论一个人是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贱，他最终都将消逝在滚滚的时间长流中，即便曾经激起过几朵浪花，也必将归于平静。一切辉煌或者落魄都会随时间灰飞烟灭。所以当我们费心费力地去追求无用的浮名的时候，我们只是沉浸在一个虚幻的梦中罢了。沉浸在梦中，为虚名所累，何如放下所谓的名利，享受能够感知到世间万物的每一天，逍遥地度过一生？

    庄子生活在逍遥的状态里，一生不为浮名所累，不为世事牵绊。浮生一梦，庄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愿意顺天而不是顺人。他居于山泽，隐于旷野，希望能忘记俗世的一切，在这个自由自在，可以游心天地的梦里一睡不醒。

    庄子将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打算厚葬他，但是庄子却不愿意，他说：“我以天地作为棺椁，以日月作为双璧，以星辰作为珠玑，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这还不够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弟子说：“我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先生您的尸体。”庄子说：“将尸体弃于地面会被乌鸦老鹰啄食，但是埋于地下也会被蚂蚁吃掉。夺过乌鸦嘴里的食物给蚂蚁，怎么这么偏心呢！”

    在庄子看来，死亡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情，人通过死亡回归自然。而死后，在对于遗体的处理上，庄子也反对厚葬。他也许觉得厚葬是愚者所为，这种浮华的形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逍遥如他，当然觉得顺应自然，不违背天意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以世间万物作为陪葬，高高兴兴地安息寝卧，随物而化，才应该是人们对待死亡、对待遗体的正确态度。

    庄子坚持人性的本真，他的一生是一个诗人，一个隐士浪漫的一生。他对待生活的逍遥态度，至今仍对迷失在钢铁森林里，沉浸在追逐虚名里的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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