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到达秦国，恰恰顺乎当时战国政治、军事发展之大势，所以才会在秦国如鱼得水。秦国如果没有范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范雎得到了其他国家——诸如齐国——的重用，也许秦昭襄王仍是羸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在此时，所有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范雎造就了当时的战国，还是当时的战国造就了范雎，而在于范雎到达秦国受到重用之后，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但在此之前，范雎还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辗转来到秦国的经历一般，他能够获取秦王考核的资格，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秦王对于所谓的才士俊杰并不信任。而获取他的信任，无疑成为范雎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时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代表秦昭襄王已经做了36年有名无实的君王。虽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国君，奈何宣太后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势不断强盛。特别是白起领军后，往南，秦军不断攻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楚国元气大伤，不敢与秦国相抗；往东，齐国虽然强盛，却在秦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就连曾经一度风云天下，震慑九州的魏、韩、赵“三晋”之兵，也被秦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于秦国。天下之大，唯有赵国还能够勉强和秦国在军事上作对。

    所有这些迹象在表现出秦国的强盛之时，也间接证明了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固若金汤。

    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在战国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却是由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贵”掌权，内部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为了独揽朝纲、独霸朝局，屡次打击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亲信也朝不保夕。

    为了减少和宣太后等人的摩擦，避免秦国政局的动荡，秦昭襄王决意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于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宫中，“甘心”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只有在国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出场之时，才勉强出去应付。

    反观当时的战国局势，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的人确有其才，能够让国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军事上百战百胜；有的却只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到处骗取钱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有三寸不烂之舌。没有这个长处，很少人能够接受他们。恰如白起，不善言辞，不懂政治，如果没有魏冉的举荐，即使再有才能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因此，一时之间，不只是秦王，许多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其中无信者居多。也正是这个原因，魏冉才会在半路上盘查王稽等人，让范雎对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范雎也知道秦国此时的情况，所以对于前途之多艰，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秦国的未来、秦王的命运，就在一次又一次与范雎的失之交臂中不断地浮浮沉沉。

    范雎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秦王召见，并受到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稽。

    因为王稽此人，在秦国的地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实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国，足可见秦国对于魏国的轻视程度。王稽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近秦王。

    范雎也知道这个情况，只是他不好意思点破。心中暗想，只要自己想办法走进秦王的视野，只要秦王能够开

    恩相见，凭借自己的韬略智慧，定然能够让秦王刮目相看。

    正当范雎准备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之时，秦王颁布谕令召见王稽。王稽遂向秦王汇报前去魏国出使的情况，完事之后，见王稽还不肯离开，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说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国，虽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却并不是没有多少收获。因为这一路过来，他阅人无数，竟然叫他觅得了一个天下奇才，名字叫张禄。只要他能够得到秦国的重用，秦国的国力定然能够蒸蒸日上。

    这一席话并没有多少出彩之处，所以也没有引起秦王的任何兴趣。为了不失掉王稽的面子，秦王遂让他给范雎安排一个住处，有时间自己再去召见他。

    于是，范雎便决意安心等待下去，然而这样的等待过程，竟然在转眼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范雎觉得，当初秦王只是在敷衍王稽，自己这样等下去也是徒劳，只能孤注一掷，用言语激秦王赐见。这一日，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华恣肆、思维敏捷、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特地前来朝见秦王，辅佐秦国完成千秋霸业。”

    此外，范雎还进一步称述，其间不乏危言耸听的味道：“秦国势如垒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而天机不可泄露，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范雎要说的大部分关键，只可以当面和秦王说，不可以让人代为转达。

    可惜了范雎的一片苦心，因为秦昭襄王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对于天下策士辩客，他没有半分信任，只是以为他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因此，任你有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的投效之心，再一次付于流水。和往日一样，范雎继续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度日如年，转眼又一年时间过去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是范雎到达秦国的第二年。这两年时光，范雎虽然都在艰难的等待中度过，但是他的时间并没有就此白费。他利用时间，阅读天下典籍；经过王稽的介绍和自己的观察，对于天下局势也了如指掌；时常和王稽辩论，每一次都让王稽唏嘘不已。只可惜，王稽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也很少见到秦王。即使他再怎么有心想要向秦王推荐贤才，秦王却不给他机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范雎见此，开始时还有一些灰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昔日商鞅来到秦国，不也是历经波折才终于和秦王相见吗？只是那时候不是秦王考察商鞅，而是商鞅在考量秦王的变法决心和礼贤下士的诚心。

    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范雎在秦国都城咸阳大街上了解民情之时，一个消息的传来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原来，这一日秦国竟然贴出告示，说秦国即将攻伐东方齐国的刚、寿。这让范雎大吃一惊，这秦王怎么会如此糊涂呢？齐国远在东边，中间还隔着三晋之地的魏国、赵国，搞不好会落得个两面夹击，即使攻克了齐国，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回去向王稽一打听，范雎的疑惑轰然解开。原来，这个谕令的颁布，并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张，因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边就是齐国的刚、寿，丞相魏冉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机会就这样降临到范雎的身上。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范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办事风格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也让他暗自庆幸：当

    初没有贸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后等人的不是，如果当时自己一到秦国便锋芒太露，不仅宣太后势力集团不会饶恕自己，就连秦昭襄王说不定也会献出自己，向其母后表示忠心。然而经过这两年时间的变动，魏冉等四贵更加目无王法，眼中根本没有秦王，秦王对他们的不满，也更加严重。

    于是，范雎当机立断，上书昭襄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间言道：“众所周知，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家的人会给予赏赐，会对有才能有志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没有才能的人，不会担当这个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蔽隐而不为国家所用。反观昏庸的君主则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一己好恶而擅自行使赏罚的事情，这种全凭一己感情的行为，怎么能够为国家带来兴旺繁荣呢？”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范雎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举动。这在血缘关系纽带极其复杂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为以后士大夫阶级的兴起创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分，范雎不顾一切地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以君王为大树的主干，而宣太后、四贵等人则是大树的枝叶。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尤其是其间说道：“圣人说过：‘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目空一切，这其中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这种观念，不可以有丝毫的违拗。疏不间亲，这封信也只能言尽于此，很多话都不可以随便说，但是如果随意地说，又恐怕不能够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可以因为贪图享乐而影响了国事。草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准我望见龙颜，让我一舒衷肠。草民所讲的，可以用于秦王治国，更可以用于秦国兴邦，如果有半点虚言，任何惩罚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贱躯之上。”

    范雎的一言一语，都直接击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其中以四贵最为明显，他们权大势大，私家富厚，简直可以和国家一比高低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只是朝中耳目众多，大多忠心于魏冉等人。此番，范雎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隐疾，不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见识，也代表了他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可堪大用的忠心。范雎对这封信，也是颇费心思。他知道，仅仅让秦王对这份谏言有所注意还不够，而如果大胆地提出震耳发聩的言辞，不仅会受到他人的嫉恨，也会显得自己没有城府。于是，范雎在信末说道“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一时之间，秦昭襄王浮想联翩，认为这范雎定然还要更为要紧的话要对他说，只是因为信件为外人送来，多有不便。

    为了彻底抓住秦王的心，范雎在陈述了一番自己对于秦国的局势之后，还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只要信件能够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范雎便可以高枕无忧，坐等秦王召见。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的经韬纬略，对于纤小如发和风云变幻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国，可以预见，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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