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政治

    支持新党

    在黎元洪的军队中，新兴的革命力量还竞相组织团体，结纳同志，组成各类组织俘鼓相应，宣传革命，有些甚至还为后来大革命团体的成立和运动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奠基作用。有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第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倡议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会众多达四百余人，各标营均有，其会员后来成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基干力量。军队同盟会因刺杀湖广总督陈夔龙事泄而被迫解体后，第四十一标的同志利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安徽太湖秋操和光绪、慈禧先后去世的机会，重议另组团体。为“外避目标，内策自治”，改组成立群治学社，佯称研究政治学说、扶植社会自治，实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旨归。群治学社集结了刘复基、蒋翊武、詹大悲等一批批孔武有力的革命力量，后因起义风声外泄，未及发难而停止活动。

    留鄂诸同志遂另起炉灶，宣统二年(1910年)再组振武学社，标明宗旨联络军界同胞。第四十一标同志杨王鹏为社长，各标营设代表，第二十一混成协中就有第四十一标代表廖湘芸和第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是发动武昌起义两大组织之一的文学社的前驱，由此可见其发展的根据地第四十一标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第二十一混成协中的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张步瀛、邱文彬、张大鹏、郑兆兰、戈承元、陈建章等，以交换学识、一石氏砺学问为名，成立益智社，潜谋革命。第四十一标士兵杜邦俊、张融、杨永康、杨兵之、叶茂林、罗良俊等组成义谱社，运动军队，反对专制统治。该两社嗣后也并入了文学社。

    文人(知识分子)在革命化的新军中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的，黎元洪对这些人多是加一以保全，庇护部属，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保存和积累了革命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维护共和

    光绪十九年(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民国元年(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军事

    湖北是当时东南各省中最早编练新军的省份。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铁良来参观，都称赞这支部队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在整个新军中名声也很大。因而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广西、贵州都派人来湖北学习训练，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

    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湖北，而是扩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只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长江。在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外交

    宣统三年(1911年)，鉴于列强在武昌局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后，立即着手与西方各国的沟通，以便获得他们的承认和支持。10月17日，驻汉口英国领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德、日等五国领事拜访黎元洪，表达他们对革命军英勇和文明态度的赞赏，并感谢军政府对侨民的保护，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黎元洪听后高兴地说:“此次武昌起义，对于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当尽保护之责。但湖北军队之革命，亦属出于万不得已。……(清政府)今年又派瑞澄来鄂，遇事压迫，所以人民都不愿意，力谋自立，故有今日之举。既劳阁下之驾，又承各国严守中立，甚为感激”。黎元洪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以及军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很快促使各国公使、领事联合会短期内正式发布了严守中立的公告，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于国困民穷，政府财政窘迫，国家内部没有合适的财源，只好求助于外债。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元年(1912年)4月，外债收入达到1079万元，占到全国总收入的54%。对于这种饮鸿止渴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黎元洪坚决反对。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3日到3月9日这不到一月的时间内，为反对政府举借外债，他先后六次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对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牺牲本国利权，采取“急不择荫”的办法，进行了狠狠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孙中山等人认识到借款的危害性，从而取消了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的向日本借款、抵押招商局借款、以全国赋税作抵押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等事项。

    袁世凯执政时期，袁世凯以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帝国主义则利用“承认”中国新政府名义，大肆勒索中国。英文日本纪事报指出，“近年来，所有外交上关于中国之约章类，不顾及中国之意见是则弱之罪也”。袁死黎继，外国政府对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担当外交大任持有审慎态度。“至中国以外之各国政府，除非待至确定不易后，对于中政府决无遴愿给予完全援助者也”。

    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中国的外交也逐步实现了大转折。经过民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民国六年(1917年)9月，一战胜利后中国签署对奥和约废除中奥不平等条约;民国七年(1918年)12月，民国北京政府修改进口税则;民国八年(1919年)7月，苏俄第一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中俄旧约;民国九年(1920年)9月，苏俄第二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立场并更加具体的提出废止旧约的具体建议;民国十年(1921年)5月，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中俄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摆脱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羁绊，黎元洪或亲自参与，或主持研究，或见证进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工商

    民国十三年(1924年)，黎元洪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在告别政坛的这段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暂时减轻，国内爱国运动兴起，市场需求大大增加，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业盈利的巨大鼓舞，热心发展实业。他自己也曾表示:“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从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个人的政治影响借债银行，先后选择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个省和香港等地，投资煤矿、盐碱、钢铁、纺织、烟酒、食品、制药、林场、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邮电等各种企业70多个，有的还亲自出任董事长，或以子女的名义担任要职，施展实业救国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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