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1871年6月12日-1949年1月15日),字子欣,上海人,原籍江苏太仓。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战结束后,曾代表中华民国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晚年隐居于比利时圣安德隐修院。二战结束后,为了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隐修院名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病逝,享年78岁,安葬于圣安德隐修院。著有《回忆与思考》、《人道主义的会和》。
人物经历
1871年生,1884年13岁的时候,陆征祥进入了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日俄战争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1906年陆征祥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辛亥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外交部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
1919年,陆征祥率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等人出席陆征祥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合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对于中日二十一条,实际的情况较为复杂。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
由于陆征祥夫人病况,陆征祥和会后即辞去职务滞留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经过教会观察培训,成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并传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后,陆征祥专心教会事务,二战其间,帮助受纳粹迫害之比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之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受教廷封赠为比国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
人物生平
童年
陆征祥187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广方言馆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陆征祥广方言馆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历经艰难,辛辛苦苦照顾他,顶住众人非议送他进广方言馆,还忍受孤寂让他进京深造。后来放他到俄国,也还是为了儿子学些实际本领,今后能回家有个好的出息,从此父子可以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父亲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满回国,虽然父亲会愿意为儿子的前途牺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陆征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许景澄也理解陆氏父子情感和难处,思忖片刻后命陆征祥赶紧写信向父亲禀报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学外交,你当安心留下矣“。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
1920年陆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买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并把祖母和父母的墓迁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调平和,陆征祥亲自精心设计了父母的墓碑。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他希望以此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
一战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刚到彼得堡时才二十岁出头,一次陪许景澄公使拜会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时,穆还对许调侃说许怎么带个小男孩来。但几年后陆就升为参赞,1906年,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并被告知将任驻俄公使。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外交总长
曹汝霖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着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培养新人
另一方面,陆征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陆征祥真是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局面,使中国外交从此现代化。
当时国内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对自己的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办。”当时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气象。
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内阁总理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陆征祥内阁总理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被迫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巴黎和会会场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陆征祥受命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次中国是战胜国,可以一雪签“二十一条“之耻。在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踏上了赴欧的征程。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陆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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