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出侵略中国的“新大陆政策”的文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参加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关东军和驻华使节等官员。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要》。7月25日,田中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将《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提出:“我对满蒙之权利及利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认为现在中国“东三省当局日就觉醒”,九国公约又限制了“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自无由发展”。强调:“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先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此文件在1929年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真伪问题的争议。
虽然日本方面则官方一直未予承认,史学界也众说纷纭,但大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以后的海外扩张,与《田中奏折》的内容“竟然不可思议地对应”。也就是说,继续讨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田中不通过《奏折》向天皇报告,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奏折》所表达的政策是存在的。
铃木贞一版本
内容
《田中奏折》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虽然铃木贞一是昭和军阀的核心领袖之一,日后贵为企划院总裁,28个甲级战犯之一。但当时他还不为中国人所知,在中国发表的时候就了田中义一的名字,以达到宣传效果。这份文件的发表对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幻想。
二战
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1940年的谈话:“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1940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
战后
“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
铃木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在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的学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证据,足以证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
“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
“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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