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华北敌后抗战

    1941～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华北的占领区，使之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八路军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先后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反复清剿”“辗转抉剔”等手段进行连续的、残酷的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实行“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八路军的生存条件。在这两年中，日伪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1000人至1万人的“扫荡”120余次，1万～7万余人的大“扫荡”达24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华北地区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使八路军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减少了1/3，部队由40万余人减少到30余万人。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指挥反“扫荡”作战中，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牺牲。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以后又任命杨立三为前方总部副参谋长、张际春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在艰苦的斗争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和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十大政策”，普遍加强了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实行精兵简政，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和战斗连队，撤销各纵队指挥机构，将大部分主力旅与二级军区或军分区合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构成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适应敌后艰苦斗争环境和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需要。1942年6月，正式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在对敌斗争中，各部队采取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等多种斗争形式和战术手段，打击“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日伪军；同时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攻势，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八路军自1940年开始，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财经困难。自1942年起，八路军结合部队实际，进行了以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分期分批的整风。此外，八路军还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宣传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和加强“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由于八路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大政策”，因而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战胜了严重困难，积蓄了力量，为准备反攻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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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和壮大力量，开展局部反攻

    1943年，日本侵略者仍以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巩固其占领区为主，并且加紧对国民党军的诱降活动，大力扩充伪军，以便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在日军诱降下，许多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以“曲线救国”为幌子，投降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形势下，八路军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进一步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或组织大批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或以主力部队采取“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给日伪军以更有力的打击，不断挫败日伪军的“蚕食”“扫荡”，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扭转了根据地退缩局面，恢复、壮大了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秋季，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作战，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44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进一步展开局部反攻。经过春、夏、秋、冬季4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收复县城16座和大片国土。八路军在内线开展攻势作战的同时，以一部兵力转入外线作战，向河南和湘粤赣边进军，开辟中原和华南的反攻基地。至1945年4月，进军河南的部队，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河南行政公署和军区。1944年11月，第120师第359旅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至1945年6月，在开辟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后继续南下，8月到达湘粤边地区。由于日本投降和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南下支队北返到鄂豫皖边区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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