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驸马正文卷第六百二十五章节寰袁公行状随着声音一起进来的共有五个人。
最前侧的一人身型粗壮，满脸胡须，腰间垮了一把长刀，那粗犷的喊声正是由他发出。
他身后跟着四人，个个身姿剽悍挺拔，手中抬着两个大箱子，紧随着跨进了房内。
周显看了看这几个人，微微蹙了一下眉头。从他们的走姿和气势来看，这几个人不是军中士卒就是绿林大盗。
不，应该就是军中士卒，绿林大盗是不敢如此大张旗鼓的出现在济南城的。
带头的那人往椅子上一坐，示意他的四个手下将两个大箱子放在长案上，大声道：“掌柜的，这些都是老子们的宝贝，赶快掌掌眼，给我报个价。”
掌柜不在，旁侧的掌眼先生连忙出柜，笑脸相迎道：“贵客稍等片刻，待老朽看一下。小贵子，还不赶紧给贵客上茶。”
带头的那人翘着二郎腿腿，神情惬意。一边饮着茶水一边大声嚷道：“老小子，你可别想蒙老子，这些都是好东西。如若你不开一个好价钱，老子直接砸了你的破店。”
掌眼先生这时候已经看了一会箱子面的东西，强压下心中的兴奋，出声道：“请贵客放心，我淘宝斋出价历来公道。只不过这些宝物，您都要卖吗？”
“当然，要不然老子费那么大工夫抬来干吗？但是否要卖给你家，就看你们出价是真公道，还是假公道了。”
“真公道，绝对是真公道。贵客稍等，我去请我家掌柜，让他亲自给您估价。”然后他转头向那位伙计道：“小贵子，好生伺候着。”
看掌眼先生满带兴奋的跑向后院，周显不禁对这几个人带来的东西有点好奇。向那位带头人道：“老哥，您的宝贝能否也容在下观看一下？”
那人好像在此时才注意到周显，微微审视了他一下，笑道：“原来你小子不是店内的伙计啊！看吧！看吧！哪有卖家不允许买家看的道理。如果你想从其中买一些也可以，只要价钱比掌柜的高。”
说着，他扫了一下站在周显身后的锦瑟，突然双眼一亮。舌头向上泛着舔了舔嘴角，露出贪婪的的眼神道：“好漂亮的小娘。小子，能不能把这小娘卖给我，价钱随你开。”
锦瑟满脸通红，紧紧躲在周显身后。
周显淡淡笑道：“你就别想的，我开的价钱你出不起。”
那人哈哈大笑了几声，不再理会周显，但眼光却一直不离锦瑟。他一口气将杯中的茶水喝光，大声喊道：“小二，上茶。”
周显拿起最上面的一幅画，放在长案上缓缓展开，顿时有点愣住了。
这副画名为《潇湘图》，他曾经在故宫博物院见过，是五代南唐董源创作的设色绢本山水画。这副画作无作者款印，明代大家董其昌得到之后，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的《潇湘图》。
后来，这幅画被袁枢所得，上面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思白是董其昌的号。
但现在因为周显的穿越，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上面依旧有袁枢的跋文，只不过时间有点改变，上写的是崇祯十五年八月。
而正因为这个跋文，周显确定这幅画百分之一百是真迹。因为时间上对的上，这幅画一个月前还属于董其昌的家人，哪个造假者会添上袁枢的跋文。也就是说，袁枢得到这幅画刚满一月，而它现在却摆在古玩店的店内，被几个军兵贩卖。
周显又拿出旁侧的一个册子，上面写着《节寰袁公行状》。
节寰为明末大臣袁可立的号，他是明末少见的清官廉吏和干练之才。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策反收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又名刘兴佐，引起满清高层的极度混乱。可以说登莱自设巡抚一来，前后共历十数人，唯有他可以说是不负所托。
后来，历时十八个月的登莱兵变结束，他经营多年的登莱防线完全崩溃，而心力交瘁的袁可立也病逝于老家睢州。
董其昌曾担任大明的礼部尚书，无论是和袁可立，还是他的儿子袁枢关系都非同一般。在袁可立去世两年后，董其昌以八十一岁高龄，撰写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分为元、亨、利、贞，讲了袁可立的家世和生平。一年后，董其昌去世。
后，睢州兵变，高杰被许定国所杀，清军进驻中原。袁枢在无力改变现状，最后选择绝食而死。
但有关《节寰袁公行状》的故事却没有因此而结束。
清军入关，憎恨袁可立，不遗余力的贬低他的能力和功绩。
在袁可立去世五十年后，清朝开馆延修《明史》。
因为在仁祖反正期间，袁可立曾上《请讨篡逆疏》严词斥责朝鲜世君篡权，目无宗主并勾通倭寇的旧事。虽然最后因为明廷照顾大局而承认了朝鲜仁祖的地位，但这本奏疏却从根本上否认了他继承朝鲜王的正统性。
此举引得了朝鲜君臣的忌恨。在清修《明史》的时候，朝鲜多次派出使者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以重金贿赂修使官员改写前史。
而袁可立策反刘爱塔的事情，一直被清朝视为耻辱，使满人认为有碍于他们一直自诩的“文治武功”而不堪其辱。在这两种态度下，凡是有关袁可立的史料全部被删减。
一个主持对辽多年，并担任登莱巡抚，甚至被崇祯帝允许在老家开府的大明一品高官竟然未曾在《明史》中立传，只能说是千古奇闻。
而《明史》，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那一段。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也历来被史学家所争论。
这还不算完，清乾隆大兴文字狱，时人陆时化的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载有《节寰袁公行状》涉及到袁可立的事迹也被删减的面目全非，而作者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而这件事发生在袁可立去世后的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满清皇帝内心对袁可立的忌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