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二章中日北京专约（1）

    同治帝接沈葆桢奏书，即谕内阁，倭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过台弁兵、军装必为所截掠，水师气必为之夺，铁甲船不容不购也。倭奴以孤军驻琅峤而无所惧者，恃有此耳。允准沈葆桢购买铁甲战舰，沈可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如有不敷，即照所请暂借洋款，以应亟需。

    台湾琅峤之地，朕兵千余，倭乃四千，高下立现。著直隶总督李鸿章速即督饬淮军精锐武毅军唐定奎部铭字13营6500人、炮20门、2000只康格里夫火箭、560只士乃徳后膛步枪、火药4万磅一并调赴台湾。其余各项，均照沈臣所奏议行。

    谕旨既下，同治帝长吁短叹。

    恭亲王奕訢之子载澄察言观色，私谓帝曰：紫禁城外酒肆庖屋烟花柳巷人声鼎沸，吾皇何不学作乾隆爷，微服私访，一则观吾大清锦绣之河山，二则剔除污浊之晦气。

    同治帝百无聊赖，竟自颔首。其后数夜，同治帝徜徉人间，流连忘返。

    恭亲王奕訢闻悉，痛哭流涕，棒喝载澄，怒斥其祸国；复召文祥、奕譞、沈桂芬、宝鋆、李鸿藻等中枢大臣，道：吾国之新疆、台湾，吾藩属之琉球、越南，全皆危如累卵；吾皇乐不思政，擅出宫门，夜不归宿，嬉戏冶游，此情何以堪！

    醇亲王奕譞道：长此以往，国至何处？吾等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恭折奏请吾皇，为人君，止于仁矣；道盛徳至善，民不能忘也！

    1874年7月16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文祥、庆亲王奕劻等十大臣联名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

    同治帝观奏，愤恨交加，留中不发。

    三日后，恭亲王奕訢等十大臣闯殿面圣。

    同治帝愤然道：如此阵仗，是为何事？

    奕訢道；臣等联名恳请吾皇停园工、戒微行、远寺臣、绝小人、警晏朝、开言路、惩夷患、去好玩。

    同治帝怒曰：朕所作所为皆是罪过，天下再无可行之事，朕之位，让与六叔，如何？

    军机大臣文祥闻言大恸，狂喘不已，昏阙扑地。

    恭亲王奕訢诚惶诚恐，赶去搀扶，再不言语。

    醇亲王奕譞泣曰：吾皇万岁金玉之躯，微服私访也就罢了，万不该去那烟花柳巷之地。

    同治帝复怒，曰：敢问七皇叔，孰人敢如此妄言，罪该万死！

    恭亲王奕訢凛然道：臣子载澄。

    同治帝大窘，怫然良久，方愤然曰：速传朕旨，恭亲王奕訢无人臣礼，当重罚；著罢免奕訢所任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降为辅园公，交宗人府严议；并其子载澄去贝勒郡王衔，免其在御前大臣上行走。以示惩儆戒；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文祥、、沈桂芬、宝鋆、李鸿藻等，朋比谋为不轨，著即革职。

    两宫太后闻悉，速至劝诫。

    慈禧太后泣曰：十余年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

    同治帝亦泣，惶然道：自先皇爷道光帝起，自鸦片征战始，三十余年，内忧外患，至今未息，朕安敢置若罔闻！今日起，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

    恭亲王奕訢道：启禀皇上，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言，宁夏将军穆图善马步各营，良莠不齐，自入甘肃之后，无一胜仗，倘若率以出关，甚碍大局，亦难成功，恳请吾皇另择良将。

    同治帝道：穆图善之步队，即行裁撤，其之马队，暂驻泾州，清剿余匪。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坚守安西、敦煌，屡败阿古柏、白彦虎、妥明逆匪，功高卓著；著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为帮办大臣，厉兵秣马，择日进击新疆。户部左侍郎袁保恒，速移肃州，帮办粮饷；左宗棠留督陕甘，佑护后路。

    奕訢欲言又止，军机大臣文祥赶紧上言：启禀皇上，当务之急，不在新疆，而在台海。左宗棠奏言，台海诸军，须尽归沈葆桢调遣，方能杜绝避祸就福之邪气，大壮吾军之士气。然奴才以为，沈葆桢虽谙船政，然于行军布阵，则略逊左一筹；左宗棠既定甘陇，士气正炽，何不纳其余勇，速调台海，统筹大局。

    同治帝道：左宗棠才高功卓，朕岂能不识。然台湾至肃州，相距六千里之遥，左卿即以六百里加急马上飞递，亦是缓不济急。唐定奎之铭营，原隶淮部李鸿章麾下，沈葆桢若能切实调遣，而铭营亦切实听调，亦乃国家之福也。

    速传朕谕，台湾番社居民，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任其惨遭外夷荼毒。现据各社番目吁乞归化，即着沈葆桢、潘霨、唐定奎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至为彼族所诱。

    1874年7月下旬，记名提督唐定奎督率6500淮军抵达台湾。葆桢甚喜，即令唐部驻扎凤山，扼要分屯。

    倭目西乡从道闻讯，即令倭兵退守龟山，以避其锋。

    倭军少佐桦山资记甚为不解，遂谓西乡从道：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皆曰，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与台湾交战乃为实地锻炼我国兵卒，即此一端，亦应云可。。

    西乡从道曰：吾等进军台湾，吾皇陛下并未敕许。吾等是以贼徒之姿直捣生番之巢穴，如果清国责问，吾等即乃浪人胡为。而今恶疾盛行，吾军染病而亡者众；清国大军复又莅临，众寡悬殊，是战是和，应待吾皇敕令。

    西乡从道进退两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迅奏明治：浪人武士业已腐朽，吾国当以英吉利国之军制，组建西式化之军队；西乡从道所组之军，皆乃萨摩藩乡士浪人，袭扰尚可，征战万难。其军宜应暂退，且待吾皇御亲兵成军，方可砥砺再战。

    明治谕曰：台湾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我国政府之义务，而征战之公理，亦可于此获得主要依据。然台湾痢疾横生，我军战事不利，徒乎奈何。著驻清公使柳原前光速至天津接洽我西乡各军和平退防事宜。

    清国如依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我应遑顾不理，不应与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依据，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