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内，左然和郑玉珠正在聆听那扮做大帅的杨大义在辕门处的慷慨致辞。

    看着杨大义的背影，左然突的有感而发转首看向马车内闭目养神的唐世勋。

    眼见唐世勋那易容后也难掩的阴沉之色，她的睡凤眼中不禁划过一抹忧色。

    的确，唐世勋这两日的压力极大，孔不贰在前天交给他的那两封密信本就让他火冒三丈，因此他前晚也没心思去找高文龙，而是跟汤梦唯密谈了近半宿。

    谁曾想到了昨日，即五月十九的晌午，正当唐世勋、汤梦唯、左然和郑玉珠在行辕的后院小厅吃午饭时，孔不贰又将一封密信交到了唐世勋手上。

    唐世勋只看孔不贰的神情就晓得准没好事，果然，这封信又把唐世勋给气得暴跳如雷。

    该密信由军情五科科长郑罡从江西省传来，郑罡在信中写道，弘光帝派出的‘楚军招安使团’于五月十六清晨从南京城出发，前日，即五月十八的晌午进入了江西省东北角的饶州府城鄱阳。

    郑罡手下第一组长殷俊负责的正是饶州府的情报网，据殷俊买通的饶州府衙官员打探到的消息，‘楚军招安使团’的领衔大使为原南京守备太监、弘光朝司礼监掌印太监韩赞周的心腹之一杨公公，副使乃是礼部郎中周镳。

    按理来说杨公公揣着弘光帝的招安书和那三千两银子的‘厚赏’，理当尽快前往湖广南部招安楚军才是。

    可杨公公昨日中午进入鄱阳城以后却对前来接风洗尘的饶州府衙官员们说，他们不急着赶路，接下来要先去鄱阳湖好生游览一番云云。

    若杨公公只是游览鄱阳湖以拖延时间，还可说是在静待楚军和左军的交战结果，但在昨晚的宴席上，兴许这杨公公是喝得有些上头亦或故意为之，他竟笑呵呵地告诉饶州府衙的官员们，其实他手中可不止新帝的招安书而已。

    待到吊足了官员们的胃口之后，杨公公方才一脸神秘地说道，他怀中还有新帝给楚军四位将领的谕旨！这四位将领分别是原大明的湖广常德副总兵陈建志、原靖州参将洪山海、原郴州参将邓谦、以及如今驻守东安县、已故的王上庸老将军麾下参将包耿。

    姑且不论这杨公公说有新帝谕旨是真是假，但殷骏自是赶紧将此消息飞传给军情五科的科长郑罡，而郑罡又在昨日一早以飞鸽传书将此消息传给了大帅唐世勋。

    当唐世勋看罢密信后，气得拍桌子大骂新帝朱由崧是个脑子进水的阿斗、韩赞周是个两面三刀的老阉、弘光朝果真是个短命朝廷云云。

    这番僭越之语让在场的汤梦唯、孔不贰、左然和郑玉珠皆是吓了一大跳，孔不贰更是一个转身冲到小厅门口看了看外边，好在那会儿门外只有个听不懂汉语的亲兵千总雷东山，这才让孔不贰松了一口气。

    汤梦唯在细读密信后分析道，她近两日通过梳理这一个半多月以来从南直隶传来的诸多密信，已是想通了许多问题，她说杨公公只是个传声筒，但这主意并非出于司礼监章印太监韩赞周，而是出于首辅马士英的手笔和弘光帝的支持。

    韩赞周在崇祯九年时为北京城的京营副提督，后为南京守备太监，相比于跟随在福王朱由崧身边的宦官内侍，韩赞周无疑是个‘外人’。

    好在韩赞周作为南京守备太监握有兵权，又因拥立福王有功，当福王朱由崧于五月十五正式登基后遂封韩赞周为司礼监章印太监。

    ‘司礼监’为大明内廷十二监之首，而‘章印太监’又为司礼监之首，因其掌握着朝廷发布正式诏令公文的最后一道关键程序，盖章，且还拥有驳回权，故而章印太监也被称为‘内相’。

    虽然韩赞周也如马士英一样是‘定策功臣’，但这个庞大的‘功臣’群体可不是铁板一块，如江北四镇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四个总兵之间，私下里可是龌龊不断。

    同样的，‘内相’韩赞周与‘首辅’马士英之间也因政治理念不同而产生了诸多矛盾。

    当然，身为‘外人’的韩赞周连位子都未坐热乎，自不可能与弘光朝权势第一的首辅马士英叫板，也不可能忤逆新帝所决定的事。

    比如说史可法被外放督师淮扬，韩赞周如何不知这是马士英要将史可法排挤出权力中心南京城？而韩赞周便是迫于弘光帝的施压而无奈地在此诏令上盖章。

    其实‘内相’韩赞周行事颇为忠诚勤谨，还数次劝谏弘光帝莫要以酒色自娱，且他对楚军并无排斥，反倒表现出支持和认可的态度。

    起初大帅唐世勋授意薛正去往南京城的几道指示中，有一道是让薛正等人在南京城散布‘满清鞑子才是大明最大的敌人’之舆论。

    当薛正在四月进入南京城以后并未完全按照唐世勋的指示行事，直到唐世勋数次传信给薛正要求掀起舆论，薛正方才于四月廿五开始散布舆论。

    但不知是薛正、薛刚还是吴杏林的主意，在散布舆论时提到此乃楚军大帅唐世勋所说，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是个为唐世勋和楚军造势的好机会？

    由于该舆论的兴起和发酵，南京城乃至南直隶各府州县的诸多士人对此舆论展开了争辩。

    南方的大多数士人乃至官员将领对满清鞑子并无切肤之痛，在他们看来大明最大的敌人就是逼先帝崇祯自缢的大顺闯贼。

    不少由北京城和北方而来的崇祯旧臣们则认为此言虽有道理，但闯贼同样不可小觑，何来‘最大的敌人’之说？

    而有许多士人官员更是讥讽楚军大帅唐世勋故意说这等危言耸听之语，实为沽名钓誉云云。

    总之，南直隶绝大多数的士人阶层对此舆论不以为然。

    要知道在四月廿五，南直隶只收到北方在四月廿二之前的一些确切消息，而四月廿一乃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军进行山海关战役之日。

    因此在南直隶的士人官员与将领们看来，吴三桂守得住山海关也好，李自成夺得山海关也罢，与关外的满清鞑子有何关系？不夺山海关，鞑子依旧是鞑子，能成多大的气候？

    而只有极少数的士人官员对此舆论表示认同，这其中就有司礼监章印太监韩赞周。

    因韩赞周曾在崇祯九年时就任北京城的京营副提督，那正是关外的后金政权之大汗皇太极称帝并改国号‘大金’为‘大清’之年，且皇太极于当年五月派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统率十万八旗兵肆虐大明的北方。

    韩赞周于当年七月亲眼目睹了八旗兵入侵京畿之地，甚至有鞑子抵达北京城外！

    尚算知兵的韩赞周不仅见过满洲八旗兵，也见过各路流贼，故而他在听闻‘满清鞑子才是大明最大的敌人’之舆论后极为赞同此观点。

    因韩赞周认为，相比流贼出身的闯贼李自成于今年年初才决定建立大顺政权，满清在关外则早已占领了稳定的地盘，八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而大明对满清也早已是由攻势转为守势。

    山海关虽看似坚不可摧，但清军此前也并未攻陷山海关，可也照样曾多次由其他关墙入侵中原劫掠不是？

    况且北边已被闯贼所夺，即便山海关之役得胜，李闯的大顺军真能守得住延绵一万七千余里的北境长城？

    与韩赞周有大致相同看法的有识之士并不多，且他们无一例外地与唐世勋一样遭到大多士人的讥讽嘲笑。

    直到五月初，当吴三桂剃发易主投靠满清、满清得山海关并击溃大顺军、李自成败退回北京城登基为帝之后西撤至山西、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入主北京城等等一系列的消息接踵而至，南京城、南直隶、江南江北、华南与西南等大明诸省尽皆哗然！

    而楚军大帅唐世勋那番未卜先知的舆论也不再被一边倒的谩骂讥讽，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李闯之祸与满清之祸孰更甚之？

    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站在南直隶的舆论之风口浪尖上的楚军还未接受招安！严格来说，楚军，与闯贼献贼等无异。

    在五月上旬，南京朝廷的一些官员曾提出以优厚的条件招安楚军，其中就有司礼监章印太监韩赞周，且韩赞周还认为弘光帝的正式招安楚军书与招安条件太过苛刻。

    故此，汤梦唯认为指使杨公公行挑拨离间之举者不是韩赞周，而是首辅马士英。

    唐世勋问汤梦唯，你说了如此之多又如何证明是马士英在挑拨离间？

    汤梦唯解释道，她在近两日终于想通了马士英为何要打压楚军，其中一个主因极可能是缘于在南京城的新朝廷，第一个正式上书建议以优厚条件招安楚军之人。

    此人便是礼部郎中周镳，而上书时间是五月初四，即福王朱由崧正式就任监国的次日。

    周镳并非马士英的人，也并非‘定策’系的官员，他是东林党人，且是最早提议拥立潞王朱常淓的官员之一，亦即‘拥潞派’的骨干成员之一。

    当周镳在五月初向监国福王朱由崧上书招安楚军之后，薛正就将此事汇报给了远在湖广的唐世勋，不过那时薛正也不清楚周镳的底细和属于哪个派系。

    而汤梦唯在近期升任楚军镇抚部长以后，仔细梳理从南直隶传回的所有情报消息后发现，马士英为何会从接受薛正的贿赂到后来的闭门不见，且还不将唐世勋的劝进表呈予朱由崧，起因并非是得悉薛正四月时去拜访‘东林魁首’钱谦益。

    不可否认薛正去拜访钱谦益等‘拥潞派’大臣是违背了唐世勋的心意，但钱谦益当时曝出‘楚军代表’去拜访他，实为向马士英示好。

    因钱谦益之前是支持拥立潞王的绝对骨干成员，而当福王朱由崧于五月初三就任监国以后，钱谦益又立马调头就去给‘定策’的首功大臣马士英歌功颂德。

    但马士英当时还未向监国福王朱由崧提议委任钱谦益为礼部尚书，而‘东林魁首’钱谦益的墙头草作风又惹恼了一众被他撺掇怂恿支持潞王的官员，讽刺的是，这些官员几乎都是东林党人。

    偏偏第一个为招安楚军而正式上书的是礼部郎中周瀌，他就差脑门上刻着反对福王了不是？

    而之后为招安楚军而上书的官员皆与周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他们也全都是东林党人。

    这也难怪马士英一系的人直到五月十五朱由崧正式登基，竟无一人上书建言招安楚军，甚至还在廷议周镳等官员的楚军招安书时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来。

    汤梦唯进而指出，杨公公乃是章印太监韩赞周的心腹之一，礼部郎中周镳又不受弘光帝待见，为何他俩会成为招安楚军的正使与副使？这极可能是马士英的‘一石数鸟’之计。

    首先来说，朝中最早上奏招安楚军的是礼部郎中周镳，韩赞周又曾表示支持周镳的上奏，那么即便成功招安楚军，于他马士英有何功劳可言？

    因此招安使团中无一人是马士英的人，而他又岂会让杨公公和周镳成功招安楚军？

    其次，马士英认为湖广北部的左良玉处于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且左良玉拥兵二十万，唐世勋的楚军不过数万人，因此马士英选择稳住左良玉并打压与他‘无关’的楚军。

    其三，为了让左良玉‘无后顾之忧’地在湖广北部抵御闯贼，马士英不仅降低招安楚军的条件，更是说服弘光帝给招安大使杨公公下了一道谕旨，即杨公公所说的给陈建志、洪山海、邓谦和包耿四人的那道谕旨。

    此举的目的之一自然是挑拨离间，一旦杨公公来到楚军的地界上要求见陈建志等将领，大帅唐世勋同意还是不同意？那道谕旨的内容又是什么？如若同意，陈建志等人看过弘光帝的谕旨以后该如何是好？

    反之，大帅又有何理由拒绝杨公公召见陈建志等将领？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杨公公却提出游览鄱阳湖以拖延时间来招安楚军？这岂非与挑拨离间之计前后矛盾？

    因此汤梦唯认为挑拨离间者不是章印太监韩赞周，而杨公公静待楚军和左军的大战结果固然是目的之一，但杨公公与副使周镳还有其他目的。

    试想，杨公公和周镳岂会不知他们的招安条件如此苛刻，楚军和唐世勋怎可能答应？

    而马士英还说服弘光帝给了杨公公一道谕旨去挑拨离间，若是招安使团真到了楚军地界上，谁晓得大帅会否恼羞成怒甚至拿他们开刀？

    因此杨公公还不如提前将此谕旨之事在江西省就公之于众，这既是为了让楚军知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有便是，若楚军败给了左军，杨公公和周镳的楚军招安使团才有前去招安的意义，反之，若楚军战胜了左军亦或打了个平手，这便足以让朝廷重视楚军的实力。

    那么杨公公和周镳的使团同样没有前去招安楚军的意义，他们必然会被弘光帝召回，且朝廷定然要重新拟定招安楚军的条件。

    再换至马士英的角度来看，无论杨公公一行是停驻于江西省观望，亦或是真个进入了楚军的地界，对于马士英而言皆有好处。

    因为招安使团未对楚军进行招安，那么楚军依旧是贼！而左良玉却是大明的宁南侯，左军若胜楚军，自有他马士英的功劳。

    而左军若败于楚军，马士英则可借此弹劾杨公公与周镳一行，谁让你们不早些去招安？若是招了安，朝廷不就能出面制止左军与楚军‘同室操戈’？

    甚至在弹劾了杨公公和周镳乃至他们背后的韩赞周及某些东林党官员以后，马士英还能拿回主动权亲自主持招安楚军的新议，若是马士英的新议成功招安了楚军，那才是他马士英的大功劳！

    汤梦唯总结道，招安使团的杨公公和周镳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局面，无论结果如何，这两人在朝廷的日子皆不会好过，毕竟，当朝首辅是马士英。

    当汤梦唯如抽丝剥茧般将她的分析娓娓道出以后，左然和郑玉珠虽是听得脑仁生疼但已面露崇拜之色，就连向来自负的孔不贰也是心悦诚服击掌赞叹。

    唐世勋也已豁然开朗，他明白汤梦唯说得如此细致可不仅仅只是分析朝中局势和朝廷大员们，更是在劝他对这个新朝廷和马士英‘死心’！

    自从三月十九，即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而唐世勋的北上三营还未夺得祁阳城的那天，那是他魂穿明末以来最为焦虑且情绪最为不稳定的一天。

    他太想拯救这个大厦将倾的汉人最后的王朝！可当时他又能向谁倾诉？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忧虑和苦心？

    之后唐世勋便走上了一条‘歧路’，即把希望寄托于南明的第一个朝廷，弘光朝。

    而且唐世勋还寄希望于马士英，因为他知道马士英会大权在握，他需要马士英为他进言以得到大义名分。

    何况他知道马士英为了拥立福王上位而串联了江北四镇的黄得功等四个军头，因此他想当然的以为马士英也会需要他和楚军的支持。

    但当他前日和昨日与汤梦唯进行了诸番交谈以后，他已经明白自己之前的策略出现了偏差，结交权臣马士英并无错，这是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唐世勋在政治上的一次颇为正确的选择。

    只不过，无论薛正是否当真按着唐世勋的指示在南京城行事，马士英又岂会高看他唐世勋和楚军一眼？因为在湖广北部还有个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那是朝廷大员们既深恶痛绝而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去刻意讨好的军阀势力。

    站在马士英和弘光朝廷大员们的立场上看，他们都不敢想象若是左良玉倒戈投靠大顺军会是怎样的灾难？为了稳住左良玉，马士英选择打压楚军的生存空间也不足为奇。

    何况唐世勋也没料到，第一个为招安楚军而上书的礼部郎中周镳居然是东林党人？

    因此，唐世勋结束了昨日中午的那场谈话以后，屏退左右留下汤梦唯又进行了一次密议。

    而后在昨日傍晚，唐世勋举行了一场西路联军的军事会议，那是一场为了扩展楚军生存空间而战的会议，也是唐世勋决定改变之前所走‘歧路’的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