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三年，冬夜凛冽，寒风刺骨。淮安府山阳县的县衙内，灯火通明，一场盛宴正在上演。知县王伸汉，满面春风，正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候补知县李毓昌。李毓昌此次出差至此，不仅身负候补之职，更是嘉庆皇帝钦点的查赈官员，身份非同一般。
    席间，觥筹交错，王伸汉频频举杯，向李毓昌敬酒。李毓昌盛情难却，几番推杯换盏后，不觉已是酩酊大醉。夜色渐深，宴席散去，李毓昌在随从的搀扶下，踉跄着回到了投宿的善缘庵。
    一踏入房间，李毓昌便倒头睡去，连衣物都未及脱下。然而，就在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时，善缘庵内突然传出一声惊恐的呼喊：“来人啊！出人命了！”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惊醒了庵内的僧人和周边的百姓。
    众人纷纷聚拢过来，只见李毓昌的三个随从——李祥、顾祥、马连升，正跪在主人的房间前，痛哭流涕。他们抬头望去，只见李毓昌竟吊在房梁上，已然气绝身亡！这一幕，让三个随从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
    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自杀，有人怀疑是他杀。几个胆大的百姓，簇拥着李祥等人前往山阳县衙报案。此事一出，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也是惊得目瞪口呆。他深知李毓昌的身份非同小可，若是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王伸汉不敢怠慢，立即带上幕僚、随从和仵作，匆匆赶往善缘庵查勘现场。一场扑朔迷离的悬疑案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嘉庆十三年的深冬，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一场悬疑重重的案件在江苏淮安府悄悄展开。死者，李毓昌，一个来自山东即墨的三十七岁男子，正是当年新科进士中的一员。
    明清时期，新科进士们的前程似锦，成绩卓越者得以留在翰林院深造，稍逊一筹的则分配到中央各部院衙门，而其余的大部分则走向地方，成为一县之长，也就是知县。李毓昌，正是这其中的一员，等待着成为“即用知县”，一旦有知县空缺，他便有机会走马上任。
    候补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实职就意味着没有俸禄。但办理差事，却能获得一些补贴，因此候补官员们总是抢着去办差。而新科进士，更是各省争相邀请的对象，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关照。
    李毓昌到江苏候补不久，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份差事。那一年，苏北地区暴雨连连，黄河决口，淮安一带洪水肆虐，百姓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嘉庆皇帝得知后，下令拨银九万九千两用于赈济灾民。
    银子下拨到灾区后，如何确保这些钱真正用到了灾民身上，就需要有官员去监督、核查。嘉庆皇帝想到了李毓昌，这个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于是御笔一挥，点他担任山阳查赈官。
    在淮安灾区急需赈济的关键时刻，朝廷的银子终于下拨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然而，这笔救命钱能否真正用到刀刃上，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于是，朝廷决定派遣一名得力官员前来监督、核查银子的使用情况。嘉庆皇帝思来想去，最终御笔一挥，点下了新科进士李毓昌的名字，任命他为山阳查赈官。
    李毓昌一到山阳，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作风。他多次婉拒各种应酬，选择了清静的善缘庵作为自己的居所，以便能够专心投入到查赈工作中。他马不停蹄地奔赴灾区乡村，实地调查受灾情况，仔细核对人口，严格检查资金的发放情况。他的认真和负责，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和尊敬。
    就在李毓昌即将完成核查工作，准备返回省里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死在了借宿的房间里，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充满了悬疑的色彩。
    李毓昌的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这一切，都将成为一场悬疑重重的案件，等待着人们去揭开真相的面纱。
    在迷雾重重的李毓昌案中，报案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那惊心动魄一幕的目击者，正是李毓昌的三个长随。那么，何为长随呢？
    长随，这个名字在明清时期的官场上流传甚广。表面上看，他们是官员家的奴仆，但实际上与那些卖身为奴的家仆有着天壤之别。长随们有着明确的服务期限，并且享有人身自由，他们的身份更像现代的雇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家仆。通常，雇佣长随的都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宦人家。
    读书人一旦踏上仕途，往往会发现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完全应对实际工作中的种种挑战。就像李毓昌，当他踏入官场后，才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从税赋钱粮的征收核销，到司法刑狱的审判执行，再到官场上的交际应酬和日常穿戴言行，无一不是他需要尽快掌握的技能。
    这时，长随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他们或许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但他们深知官场上的种种规矩和门道。他们知道官员应该如何穿戴，如何言行得体；他们了解各个衙门的老爷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长随们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官场的许多秘密和门道都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代代相传。
    因此，对于那些刚刚踏入官场，尤其是被外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来说，长随们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长随们协助自己在陌生的辖区里执行公务，监督政令的实施，控制官府的运行。长随们代表着主子的意志，在衙门间穿梭，展开各种应酬。老百姓和衙门的书吏、差役们往往会尊称他们为“大爷”“二爷”，而官员们则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朋友”。
    可以说，长随与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长随们离不开官员的庇护和赏识，而官员们也同样离不开长随们的协助和支持。正是这样的关系，使得长随们在李毓昌案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言和目击经历，无疑为揭开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在迷雾重重的李毓昌案中，有三个关键人物，他们是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和马连升。这三人不仅是李毓昌生前的得力助手，更是案件发生后的重要报案人。
    早在北京时，李毓昌便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来自山东聊城的马连升作为长随，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乡情纽带。而到了江苏后，他又增雇了两位江苏长洲县的长随——李祥和顾祥。三人中，李祥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为丰富，因此在案件陈述中，他的言辞显得尤为关键。
    据李祥回忆，九月底，他们三人跟随李毓昌来到山阳查赈，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一直在乡下忙碌着核查工作。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李毓昌不幸染上了感冒，不得不在善缘庵卧床休息。进入十一月初，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愈发糟糕，总是抱怨身体不适，心情也变得异常烦躁。
    李祥察觉到主人神情恍惚，坐立不安，便提出要请医生来诊治。然而，李毓昌却坚决拒绝了。十一月初六的晚上，李祥看到李毓昌的言语开始颠倒，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和马连升劝说李毓昌早点休息，并表示愿意在旁伺候。然而，李毓昌却命令他们全部出去，不必伺候。
    李祥虽然不放心，但还是在李毓昌的坚持下离开了房间。然而，他始终无法安心，于是在门外徘徊。不久后，他听到房间内传来异样的声响，但当他推门而入时，却发现李毓昌已经吊在房梁上，气绝身亡了。
    震惊之余，李祥等人连忙呼救，但可惜已经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更无法理解李毓昌为何会突然自杀。在报案时，李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李毓昌是因为有病在身，情绪失常，才在当天夜里赶走了佣人，自己悬梁自尽的。
    顾祥和马连升两位长随也为李祥作证，他们表示主人确实是因病自寻短见，并无其他原因。三人一致表示，李毓昌在乡下办完事回城后，精神就出现了问题，总是说身体不好，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十一月初六晚上，他的言语更加颠倒，让人无法理解。
    在山阳县的衙门里，知县王伸汉亲自进行了验尸。他仔细听取了李祥等人的证词，深思熟虑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对于这个判断，王伸汉并无丝毫怀疑，于是他迅速将案情整理成报告，递给了同城而居的淮安知府王毂。
    淮安知府王毂，作为一府之长，对这样的案件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勘验，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李毓昌确实是自杀身亡。
    既然案发地的府、县两级官员都一致认定李毓昌是自杀，而且还有他的三个长随作为证人，这起案件似乎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于是，它很快就被当作定案，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一级级上报到了刑部。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寒意却悄然在每个人的心头升起。李毓昌的死，真的只是简单的自杀吗？还是其中隐藏着更深的秘密？这一切，都将成为接下来悬疑重重的调查之旅的起点。
    江苏巡抚汪日章上报的关于李毓昌案的题本，被慎重地保留了下来。这份题本详细描绘了李毓昌自缢的场景及整个事件的经过，可谓是此案的第一个版本，为我们揭开了这起悬疑案件的冰山一角。
    题本中详细记载：“勘查善缘庵，从大门进入，可见朝南正屋三间，东首又有朝南的客屋三间。而那位已故的委员李毓昌，正是在西首的房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面朝西方，背对着东方，两脚站立在床上，用一条蓝绸腰带将自己缢于房梁之上。经过勘查，我们发现梁木上留有灰尘滚乱的痕迹，从梁木到床面的高度为六尺九寸，而床板离地面的高度则为一尺八寸。勘查结束后，我们下令将尸体平放在地面上，当众依法进行检验。据仵作李标报告，已死的委员李毓昌，年仅三十七岁。他仰面躺着，两眼紧闭，口微张，舌头伸出二分，咽喉下有一道缢痕，从两耳根起，斜入发际，长约七寸，深三分，宽五分，呈青红色。他的两手微微握拳，手心、十指、指肚、指甲缝中，都呈现出坠青之色。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李毓昌确实是生前自缢身亡。”
    只要刑部认可这份报告，李毓昌案基本上就会尘埃落定，按照这个版本被载入史册。然而，就在这个故事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另一条线索悄然浮现——那就是李毓昌家人的反应。对于李毓昌的“暴毙”，李家人究竟会如何看待呢？
    在山东的一个偏远农村，李家世代务农，过着平凡而朴实的生活。李毓昌，这个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读书人，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家族中熠熠生辉。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考中进士，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然而，当李毓昌暴毙的消息传回山东即墨老家时，整个家族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家人们哭成一片，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对于他们来说，李毓昌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是他们心中的依靠和希望。
    在这个家庭中，李毓昌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政治上的帮助。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走上了仕途。而现在，即使他已经离世，家人们也无法为他提供任何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无助。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家的族叔李泰清站了出来。他是一名武秀才，虽然不像文举那样备受重视，但也算是有过一些见识的人。他是除了李毓昌之外，李家唯一一个能够出来做点事情的人。
    李泰清在得知侄儿李毓昌的死讯后，立刻从山东出发，前往江苏探望并料理侄儿的后事。他代表着李家，带着悲痛和决心，踏上了前往山阳县的旅程。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李泰清远道而来，为侄儿料理后事，便显得格外热情。他周到地安排李泰清的食宿，忙前忙后，生怕有什么疏漏。李泰清对王伸汉的这份热心与帮忙，心中感激不已。
    王伸汉早已将李毓昌的遗体整理得井井有条，李泰清则忙着收拾侄儿的行李遗物，准备扶柩返乡。三人长随见主人已逝，雇佣关系自然终止。马连升是山东人，对李毓昌感情深厚，决定扶着旧主人的棺木一同返回老家。而李祥与顾祥则计划在料理完后事后，前往苏南另谋生路。王伸汉得知后，慷慨地写下推荐信，推荐他们到自己在苏南的两位朋友处当差。
    在离开山阳县之前，李泰清代表李毓昌的亲属，亲笔写下具结书：“生侄毓昌在淮因病自缢身死，已蒙验明，并无别故。今生情愿率仆马连升等将侄棺柩，搬回原籍埋葬。”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他对侄儿离世的悲痛与无奈。
    王伸汉亲自前来送行，并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作为慰问金送给李泰清。这份厚礼让李泰清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盛情难却，他最终收下了这份心意。
    临行前，王伸汉还特意嘱托李泰清：“死者入土为安，应早日安葬，以慰逝魂。”李泰清心中感动不已，他深知这是王伸汉对侄儿的最后一份关怀。于是，他郑重地承诺，一定会将侄儿的遗体安全护送回山东老家，让他入土为安。
    随后，李泰清便带着侄儿的棺木和行李遗物，踏上了返回山东的旅程。马连升也辞别了王伸汉，自谋生计去了。而李祥与顾祥则带着王伸汉的推荐信，踏上了前往苏南的新征程。
    日子在平静中缓缓流淌，仿佛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就在某个不起眼的清晨，李泰清在细心整理李毓昌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书里夹着半张皱巴巴的草稿纸。他轻轻拾起，目光随即凝固在了纸上。
    那半张纸上，字迹凌乱却清晰可辨：“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每一个字都如同重磅炸弹，在李泰清心中激起千层巨浪。他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击中，一片混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侄子的死，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李泰清急忙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家人。李毓昌的遗孀林氏，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也变得苍白。她突然回想起了一个曾被忽略的细节。那天，她在整理丈夫的衣物时，曾在一件长衫的衣襟上发现了一处深色的污渍。她当时并未多想，只是随手拿去清洗。然而，当那块污渍被洗掉后，洗衣服的水却变成了触目惊心的赤红色，还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血腥味。
    这个细节与草稿纸上的内容相互印证，让李家人开始怀疑李毓昌的死因是否另有隐情。他们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同时也夹杂着对真相的渴望。难道侄子的死，真的与那份草稿纸上的内容有关？
    李泰清之前赴山阳县为李毓昌料理后事时，侄子的遗体已被王伸汉知县先行装殓。当时，李泰清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侄子的脸庞，见其脸色惨白，心中悲痛欲绝，便未再细究。然而，如今李家人对李毓昌的死因产生了怀疑，众人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在林氏的同意下，他们决定开棺验尸，以查明真相。
    当棺木被缓缓打开，露出李毓昌尚未腐烂的尸体时，众人惊见他的面色铁青，异常诡异。他们小心翼翼地用银针刺入尸身，拔出时，银针竟已变得漆黑。这一发现震惊了所有人，显然，李毓昌生前曾中过剧毒，他的死并非简单的悬梁自尽那么简单。
    李家人意识到，李毓昌的死与他正在调查的赈灾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背后很可能涉及到江苏的某些官员。因此，他们深知如果按照传统的申冤程序，一级一级地向官府告状，将会面临巨大的官场阻力。
    经过深思熟虑，李家决定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由李泰清代表大家前往北京告御状。在清朝，司法申诉程序允许当事人越级告状，甚至可以直接到北京告状，这种方式被称为“京控”。当人们对地方官府的司法公正失去信心时，便可以选择这种方式来寻求正义。都察院和五城兵马司都是接受京控案件的机构。
    于是，李泰清肩负着为李毓昌申冤的重任，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艰难旅程。他心中充满了坚定与决心，誓要揭开这起悬疑案件的真相，为侄子讨回公道。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繁忙的北京城上。在这喧嚣的都市中，李泰清的身影显得尤为坚定。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这座权力的中心，为了侄儿李毓昌的离奇死亡寻求公道。
    考虑到李毓昌生前的官员身份，李泰清选择了向都察院递交诉状。这个机构，是清朝官府内部的监察重地，肩负着纠正官员行为、维护政府廉洁的重要职责。李毓昌作为现任官员，竟然暴毙身亡，且生前疑似身中剧毒，这无疑是都察院必须介入的大案。
    都察院的官员们接到诉状后，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他们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处理不当，将会引发轩然大波。于是，几位负责人商议后，决定直接将案子呈报给嘉庆皇帝，请他圣裁。
    五月十二日，都察院将李毓昌案如实奏报给了嘉庆皇帝。此时的嘉庆皇帝，正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继承的江山虽然已显疲态，但他依然怀揣着振兴国家的梦想。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财政窘迫、吏治腐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渴望找到根源，扭转乾坤。
    在思考中，嘉庆皇帝得出了结论：朝廷的法制与制度本身是健全的，康雍乾盛世便是在这套体制上取得的辉煌。如今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员们丧失了清正廉洁的作风，丧失了实干进取的斗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一切，都源于官员们思想的堕落。
    而就在这时，都察院呈递上来的李毓昌案，无疑为嘉庆皇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他愤怒地阅读着诉状，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他决定，要将此案树立成反腐败运动的一面旗帜，借此整顿朝纲，重振国家雄风！
    这意味着，李毓昌案即将成为一桩震惊朝野的大案。
    嘉庆十四年五月底，紫禁城的宫墙内，一道庄严的圣旨犹如破晓的曙光，划破了朝野的宁静。嘉庆皇帝在圣旨中郑重指出，李毓昌案非同小可，事关朝廷职官之死，此案“疑窦甚多，必有冤抑”。
    皇帝的疑虑如同浓雾笼罩在朝野之上，他犀利地指出了三大疑点。
    其一，至今他仍未见到关于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自缢身亡的官方报告。这份沉默与轻视，仿佛是对一个朝廷命官的莫大侮辱。人命关天，官府如此漠视，不是丧尽天良，便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二，李毓昌若有自杀之心，又为何会在当晚参加酒宴？这一举动，在情理上显得极为矛盾，令人费解。
    其三，李毓昌死后，山阳县知县竟然赠予迎丧亲属一百五十两白银，这数额之巨，远超正常人际往来，实在令人怀疑。
    更为蹊跷的是，当地官府还妥善安排了李毓昌的两个长随，将他们分别推荐给江苏省内的实职官员当差。这种对暴毙同僚奴仆的厚待，更是令人心生疑虑。
    朝野上下，无不为这三大疑点所震撼。李毓昌案，如同一道悬而未决的谜题，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在这波诡云谲的朝政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李毓昌的死，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冤屈？
    在嘉庆皇帝的眼中，李毓昌的离奇死亡与山阳县赈灾实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洞察世事地指出：“此案或许是因为李毓昌奉命巡查赈灾，严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舞弊现象，以至于山阳县官员认为他会向上揭发，进而设计害死了他以掩盖真相，目前还不能确定。”
    为查明真相，嘉庆皇帝下达了雷霆般的旨意：
    首先，他责令山东巡抚吉纶迅速将李毓昌的灵柩转运至省城济南，并指派精明干练的官员对其进行详细的验尸复检，务必据实上报。
    其次，他又命令两江总督铁保火速传唤李毓昌生前的随从李祥、顾祥和马连升接受审讯，一旦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立刻将山阳县知县及淮安知府停职查办，并押送至济南一同受审。
    最后，嘉庆皇帝在圣旨结尾处严正警告所有相关官员，务必公正无私地处理此案，否则必将严惩不贷。
    随着嘉庆皇帝亲自督办李毓昌案的核查工作，江苏省顿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毕竟，此案发生在江苏境内，此前江苏各级官府已经完成了初步审理，并将李毓昌自杀身亡的结论上报朝廷。假如复核结果显示李毓昌并非自缢身亡，那么原先做出错误结论的官员都将面临严厉的问责。因此，江苏省自上而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等待着最终的裁决。
    在那个年代，执掌江苏省乃至江南地区的顶头上司，乃是名声在外的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一个来自满洲正黄旗贵族家庭的英才，年纪轻轻便在科举道路上崭露头角，二十岁就跃入进士行列，此后仕途亨通，先后担任过副都统、侍郎、山东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早年间的铁保，以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备受敬仰。
    然而，李毓昌案发生的那一年，铁保已步入五十七岁的晚年，人生进入了夕阳之秋。对于这位耆宿而言，追求功名成就已然不是首要目标，更多的是期盼能在余生享受宁静的退休生活。因此，铁保对待政务的态度逐渐变得宽松疏懒，不再是昔日那个兢兢业业的铁腕总督。
    此外，铁保还是一位享誉清朝的书法大家，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投入到研习书法、浸淫经典之中，对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则是能简则简，仿佛完全放权给下属，成了个悠闲的“闲云野鹤”。近几年来，两江地区频发治理不当的事件，铁保也因此多次遭到嘉庆皇帝的责备。虽然铁保也曾多次表示悔过，但实际上仍旧固守己见，对政务懈怠不改，这使得两江地区的种种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也为李毓昌案的后续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悬疑面纱。
    在李毓昌这个名字背后，铁保总督其实有着深深的渊源。十三年前，身为山东乡试主考官的铁保慧眼识珠，亲手选拔了李毓昌为举人，从此，李毓昌成为了铁保门下的得意门生。当李毓昌赴江苏候补知县之职时，特意携带门生之仪拜访了恩师铁保。
    数月之后，铁保听闻李毓昌意外自缢身亡，虽然感到诧异，但他并未对此事进行深入追究。直至接到圣旨，铁保不敢有丝毫懈怠，亲自前往淮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提审：首先是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还有跟随李毓昌的随从胡太，负责验尸的仵作李标，以及事发地善缘庵的僧人源福。
    这四人口径一致，坚称亲眼见证了李毓昌确实是自缢而死，并无中毒迹象。铁保得到了这个看似合理的结论，自觉已尽职尽责地完成了皇帝交付的严查使命，便满意地返回了总督府。
    而对于李毓昌案中至关重要的三位随从，铁保仅淡淡地询问了他们的去向，得知他们早已各奔东西，难以联络后，铁保便放弃了寻找。实际上，铁保没有深入彻查此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怀疑涉案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与淮安知府王毂，恰恰都是他曾经举荐的官员。潜意识里，铁保不愿相信自己的门生和举荐之人会与此案有染，因此，他选择了浅尝辄止，不再深究。
    在大清朝的疆域版图中，淮安府及辖下的山阳县堪称苏北的战略要地，这里是京杭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之所，更是漕运总督府与河道总督府的驻跸之地，地位举足轻重。在这片土地上，淮安知府与山阳县知县无疑是朝廷重点关注的“要缺”职位，人选必须由两江总督在江苏在职官员中遴选，推荐那些品行优良、经验丰富且业绩斐然的官员担当重任。
    彼时的淮安知府王毂，乃安徽黟县人氏，凭借贡生资格踏入仕途，历经宦海沉浮，终在嘉庆十三年获得了铁保的赏识与举荐，走马上任淮安知府。
    而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则是陕西渭南籍贯，当时五十三岁，他的仕途起步源于捐纳，即通过出资购买官职，从最低的从九品一步步捐升至知县之职。就在嘉庆十三年的五月，山阳县知县一职出现空缺，时任两江总督铁保提出建议，让王伸汉暂代知县职务，并在同年十月正式上奏朝廷，请求将其正式任命为山阳县知县。
    铁保在奏折中对王伸汉推崇备至，称其“心明眼亮，勤勉务实，自代理山阳县以来，处理漕粮诸事务从未有过疏漏，如今正式调任实职，确是最佳人选”。
    正因为如此，铁保在主观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半年前自己力荐并给予极高评价的王伸汉，竟有可能涉嫌毒杀朝廷命官的事实，这岂不是等于狠狠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识人眼光的质疑，更是对朝廷官场制度的冲击，为整个案情增添了无比浓厚的悬疑色彩。
    正当铁保草率应付复核工作之际，远在山东的调查团队却步步推进，收获了实质性的突破。
    李毓昌的灵柩迅速运抵济南，山东巡抚吉纶携手山东布政使、按察使，连同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一同亲临验尸现场。遗憾的是，李毓昌离世已达八个月之久，其遗骸已严重腐朽，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是中毒身亡还是自缢而死。于是，吉纶等人决定采用古老的蒸骨验尸法，以求揭示真相。
    根据《清稗类钞》记载，尽管李毓昌的尸身已然腐化，但经过仵作细致清洗，特别是用水银擦拭后，竟在其肌肤上显现出了大面积的青黑色斑痕，这昭示着死者生前确曾中毒。
    在圣旨传达之前，江苏省的部分官员早已嗅到了危机，尤其是王伸汉，他不惜派人携带着厚重的银两奔赴济南，意图贿赂相关的官员、书吏以及仵作，期望他们隐瞒事实，助他脱罪。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部分官吏出于人情考量或者利益驱使，答应了为王伸汉掩饰罪行。
    正当王伸汉一党试图以贿赂手段干扰验尸进程之际，山东方面的调查人员提出了更为极端的检验方式——蒸骨验尸。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对死者极大的不敬，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将遗骸置于极端条件下，通过古代独特的检验手段挖掘可能被掩盖的真相。所谓的蒸骨法，实则是一种残酷而又原始的法医学检验手段：首先挖掘地窖，内置炽热的柴火使其四壁烘烤至通红，然后将李毓昌的遗骨洗净剥离肌肉，放入地窖内，熄灭火源，撒上酒和酸液，在热气蒸腾中熏煮至少一个时辰。
    古人智慧地发现，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后，借助红油伞滤过的阳光照射，那些被化学作用强化的痕迹如深层创伤和中毒迹象会清晰可见。尽管这一过程对死者及其家属极为残酷，但为了寻求真实，李毓昌的家人在悲痛中忍痛同意了蒸骨验尸。
    六月十二日，验尸工作正式启动。然而，仵作在蒸骨完成后却故意拖延，迟迟不肯给出结论。在一旁监督的按察使朱锡爵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定有猫腻。原来，王伸汉已上下疏通，贿赂了许多官员，甚至连验尸现场都有人收了银子而装聋作哑。尽管尸骨中部分部位明显变黑，仵作却缄口不言，其他官员也装作浑然不知。
    朱锡爵是个有正义感的官员，面对僵局，他佯装勃然大怒，高喝一声：“来人，取大木杖来！事关圣旨交办的大案，若有胆敢欺君罔上、隐匿实情者，立即杖毙当场！”
    仵作被朱锡爵的威势震慑，惶恐不安地报告：“尸体的两块锁子骨和肋骨皆呈现黑色，其余骨头未全部变色，据此判断，死者生前确系中毒，而后又被人为加害致死。”
    仵作终于道出了真相：李毓昌先是中毒，后又遭受外力致死。这一报告出炉后，那些原本想要帮王伸汉遮掩罪行的官员再也无力辩驳。最终，山东省依据这一结论，向嘉庆皇帝奏报了李毓昌中毒后被外力杀害的实情。
    嘉庆皇帝在收到山东关于李毓昌开棺验尸的确凿报告后，毫不犹豫地下达了雷霆指令，这份密令火速传递给了两江总督铁保，要求他立刻缉拿所有牵涉此案的相关嫌疑人。六月的尾巴上，一道圣旨在江苏境内炸响，嘉庆帝下令铁保与江苏巡抚汪日章必须解除淮安知府王毂、山阳县知县王伸汉等人的职务，并将所有涉案人员悉数押解至京城，由刑部亲自审讯。嘉庆帝对江苏本土官员深感失望，认为他们难以彻底查明李毓昌案，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铁保领命，别无选择，只得着手行动，首先拘捕了淮安知府王毂、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及其贴身随从包祥、张祥、余升，以及王家的厨子钱升。同时，他也全力查找李毓昌的三个随从李祥、顾祥和马连升。
    李祥、顾祥二人因为在江苏南部，很快便被找到并押回；然而马连升却不知所踪，未能及时捕获。在将这些嫌疑人送往京城受审之前，铁保亲自对每一个被捕者展开了深入详尽的讯问。
    在铁保的严密审讯下，李祥等人透露了李毓昌衣物上血迹的来源，声称那是他在上吊时口鼻出血所致。对于李毓昌自杀的原因，他们提及了在核查灾情期间，李毓昌曾受山阳县西陈庄一位名叫陈监生的邀请，参加了其家中的宴饮。
    酒席间，陈监生企图骗取几十张赈票——那是受灾民众获取朝廷赈济物资的凭证。事后，李毓昌对此事深感懊悔，终日坐卧不安。铁保闻此，立即下令彻查这位陈监生，旋即查明其名为陈懋。陈懋坦白，他确实反复邀请李毓昌赴宴，并虚构了十二户受灾人家，请求李毓昌开具赈票，但李毓昌并未应允。
    铁保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羁押，送往北京接受刑部的严厉审讯，并向嘉庆皇帝呈上一份奏折，详述了他所调查的情况。铁保倾向于认为李毓昌自杀的可能性极大，尤其在奏折中着重描绘了李毓昌赴陈家饮酒一事，暗示李毓昌之死背后或许另有隐情。铁保心底其实期待此案能维持自缢身亡的结论，以免再生枝节。
    嘉庆皇帝并未满足于此，他下令将所有涉案人等速速押至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在此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出现了，一直在北京跟随某官员担任随从的马连升，得知此案已升级至朝廷层面，无奈之下只得主动前往刑部投案自首。
    正是这个马连升，在刑部办案人员的高压审讯下，率先崩溃，吐露了案发当日的实情。随后，李毓昌生前的随从李祥、王伸汉的随从包祥等人，也在严刑拷问下，陆续承认了他们所知道的那一天的真相。
    在许多人眼中，查赈不过是官场里一道走过场的程序，是一场表面文章的表演。不少官员视此为肥差，他们在确保赈灾款项落入私囊的同时，又能在官方报告上粉饰太平，捞取政绩。至于那些前来查赈的官员，不仅能拿到额外补贴，还有机会接受地方官员的“意思意思”，大家都乐得一团和气，敷衍了事。
    刚步入仕途的李毓昌对此一无所知，他带着满腹诗书与理想的热忱，对待查赈任务如同手捧圣旨。与其他几位查赈同僚抵达淮安府山阳县后，当地父母官王伸汉殷勤款待，设下豪华宴席，安排他们在官衙下榻。
    李毓昌厌恶官衙里的繁冗礼节和闲杂事务，觉得它们妨碍了他的查赈效率。于是，他毅然选择搬进了宁静简朴的善缘庵，一头扎进工作的海洋。他脚踏实地，挽起袖子深入田间地头，走遍四乡八寨，逐一核实受灾状况，挨家挨户统计户籍人口，严谨核查每一两赈灾银两的发放详情。
    每走进一个村落，李毓昌都会亲手编制详细的户口档案，标注老少人口数量，实地勘查灾情轻重，并特别关注是否存在赈济遗漏或冒领现象。期间，尽管王伸汉屡次盛情邀约他参加宴会，并暗送贵重礼品试图拉拢，但李毓昌坚决拒绝了这些诱惑。
    李毓昌的辛勤努力很快就揭开了一场黑暗的贪腐阴谋，他发现王伸汉利用灾情作幌子，虚增灾情规模，伪造户籍数据，大肆侵吞救灾款项。初步估算，王伸汉贪污的数额高达数万两白银，这是赤裸裸地从饥寒交迫的灾民口中夺食。
    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事实，李毓昌怒不可遏，他如履薄冰般收集证据，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和数据，计划向上级部门揭示这一惊人黑幕。
    跟随在李毓昌身边做事的长随李祥、顾祥和马连升，看着自家主人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查赈工作中，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他们担忧的并不是李毓昌劳累过度，而是怕他过于耿直的行为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从而带来无妄之灾，殃及池鱼。
    身为长随，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官员，看中的可不是雇佣合同上那点微薄的工钱，而是寄望于主子手中的权力所能带来的丰厚灰色收入。在当时的官场上，这种“潜规则”有个专属名词——“陋规”。
    例如，负责征税的长随，本应收取一两银子的税款，实际却加倍征收，从中渔利；处理诉讼纠纷的长随，左右逢源，两边通吃，对诉讼双方进行敲诈勒索；即便是看门的长随，也被尊称为“门子大爷”，任何想见官员的人都得孝敬红包。
    这些额外收入数额庞大，远超过长随们工资单上的数字。据说，在一些州县衙门里，长随们一年下来能捞到数千两银子，而这些“规矩”，官员们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从根本上讲，长随们的利益与官员主子紧密相连。主子步步晋升，官阶愈高，长随们依托的权力基础就越稳固，所获实际收益自然水涨船高。所以，长随们无不盼望主子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自身的荣华富贵也随之攀升。然而，李毓昌的清廉与执着，打破了这一平衡，也由此引出了一场涉及诸多人心思与命运的悬疑事件。
    李毓昌的随从三人组——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之所以紧紧追随他，其实怀着类似的梦想：盼望着李毓昌能够在官场上步步高升，这样一来，他们这些随从也能跟着鸡犬升天，捞取更多的好处。当李毓昌甫一候补，就迎来了查赈的机会，三人欣喜若狂，幻想着可以在淮安府一路吃喝拿要，轻松捞一笔。
    未曾料到，李毓昌公事公办，严肃认真，每天带着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核实灾情，查探实况，不但辛勤劳累，而且还颗粒无收。李祥等人虽然面上不敢表露不满，私下里却怨言连连，觉得这一趟差事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紧接着，李祥无意中发现李毓昌正在汇总调查结果，预备上报江苏省，他心中一惊：“糟糕！”他深知李毓昌此举将挑战一大批官员的利益链，势必引来巨大的反弹。
    李毓昌毕竟在江苏省根基尚浅，若是执意揭露救灾背后的黑幕，很可能因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前程。李祥暗自思量，认为李毓昌没必要为了一件看似与己无关的贪腐事件，将自己的未来当作赌注。于是，他多次试图以各种方式提醒李毓昌这样做不明智，然而李毓昌并未领悟他的暗示，仍然决意揭开山阳冒赈的真相。这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暗流涌动。
    李祥尝试说服李毓昌改变心意无果后，想到了自己在长随圈子里的一位朋友——包祥。长随们相互之间常有交情，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包祥当时正效力于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麾下，于是李祥决定找包祥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两人私下会面，一番密谋讨论后，李祥的初衷是希望包祥能提供个应对策略，或者说动包祥的主人王伸汉，在李毓昌揭露真相之前尽快堵住这个漏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包祥听罢深觉事态严峻，倘若不阻止李毓昌公开真相，那么他的主子王伸汉将面临丢官甚至牢狱之灾，而自己也将随之失去靠山和丰厚的收益。于是，包祥急匆匆告别李祥，立即赶回去向王伸汉禀报了这个紧急情况。
    主仆二人达成共识，决定尽快对李毓昌采取行动，通过各种手段劝阻或阻止他披露赈灾黑幕，一场围绕真相的博弈悄然上演，悬念迭起。
    王伸汉首先祭出的对策便是贿赂李毓昌。他透过包祥这一渠道，瞄准了李毓昌身边的三个随从李祥、顾祥和马连升。王伸汉承诺只要他们能说服李毓昌，用银两换取那份揭露贪污的调查文件，便会给予他们极其丰厚的报酬。王伸汉甚至开出条件，愿意将贪污所得的赈灾银两与李毓昌平分。
    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听闻后积极响应，他们轮番游说李毓昌，试图动摇他的立场。
    李毓昌在听完随从们传达的信息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随后，他严肃地对三人说道：“你们还记得吗？今年我在殿试答题时，皇上出的题目是《德本钱末》，我怎么能够背弃皇上的教诲，堕入贪污受贿的泥潭呢？”他坚决拒绝了与王伸汉沆瀣一气的要求，使得李祥等三人吃了个闭门羹。
    贿赂不成，王伸汉又策划了新的阴谋：设法盗取李毓昌的调查记录。他再次通过包祥联系李祥等人，怂恿他们盗窃那份至关重要的调查名册。然而，李毓昌谨慎异常，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将辛苦搜集到的证据紧贴身边，甚至睡觉时也随身携带。李祥他们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于是，王伸汉的第二个计策也宣告失败。
    王伸汉在接连受挫后，走投无路，只得求助于同在一城的淮安知府王毂，指望他能出面摆平此事，劝说李毓昌放弃揭发。这个王毂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赈灾银两的直接贪污者是王伸汉，但王伸汉用部分脏款打通关节，其中就包括向王毂输送了两千两银子的贿赂。
    王毂与王伸汉可谓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在防止李毓昌揭露真相这件事上，两人志同道合。王毂欣然答应帮忙，主动邀请李毓昌来知府衙门一叙。然而，李毓昌在调查过程中隐约察觉到王毂与王伸汉之间有着深厚的贪腐关联，他意识到王毂此举定是为王伸汉说情而来，因此明智地拒绝了王毂的邀约。
    王伸汉的所有伎俩逐一失效，心中的恐惧犹如烈火般燃烧。他深知李毓昌随时可能将揭发材料递送到上级手中，那时他将面临牢狱之灾。王伸汉对李毓昌的恨意与日俱增，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当王伸汉意识到李毓昌坚决要揭开他的伪装时，心中滋生出强烈的报复情绪，一颗杀心在他胸中蠢蠢欲动。他与包祥这对主仆沆瀣一气，密谋策划了一场毒计。
    包祥掏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银两，诱使李祥、顾祥、马连升这三个李毓昌的随从参与了这场邪恶的计划。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的那个夜晚，王伸汉假借宴请所有查赈官员之名，设局灌醉了李毓昌。
    宴毕，李毓昌昏昏沉沉回到住所，深夜时分，他因口苦舌燥，唤人取来醒酒汤。李祥适时端来一碗汤药，细心喂他喝下。
    李毓昌饮下汤药后再度陷入昏睡，但很快，他的腹部犹如刀割般剧痛袭来，痛苦难耐，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凄厉呼喊。
    在疼痛折磨与意识模糊之际，李毓昌注意到李祥等随从围在床前，他们面面相觑，无动于衷。就在这时，包祥从李祥背后闪出，双手猛力扼住了李毓昌的喉咙。
    李毓昌挣扎着瞪大眼睛质问他们：“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旁边的李祥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冷笑着回应：“我们不能再为您效力了。”李毓昌心中一沉，意识到大祸临头，但很快便因剧痛与窒息昏厥过去。
    李祥生怕李毓昌未死，与包祥联手抓住李毓昌的双臂，马连升则解下腰带，合力将李毓昌吊在了房梁上，制造了李毓昌自缢身亡的假象。他们几个精心布局，意图以此掩盖李毓昌的真实死因，逃避法律的制裁。
    初七的清晨，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阴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急匆匆地赶到山阳县衙，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慌乱。他们声称，主人李毓昌在昨夜竟然自缢身亡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层层涟漪。王伸汉，这位山阳县的知县，闻讯后立刻赶往善缘庵查勘。
    一到案发现场，王伸汉显得异常紧张。他急忙命令随从先搜索李毓昌的文稿，那些可能揭露真相的纸稿，被他一把火焚烧得无影无踪。随后，他草草地查看了现场，便匆匆下结论：“可怜啊，李大人自缢身亡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王伸汉下令清理卧室的同时，淮安知府王毂也带着人马赶到了现场。淮安府的仵作李标，一个经验丰富的验尸官，他仔细检查了李毓昌的遗体。他发现李毓昌面色青紫，口鼻出血，这分明是中毒的症状。于是，他如实报告：“尸口有血。”
    这本应是一个揭开真相的契机，却没想到王毂听后勃然大怒。他下令将李标推出去，狠狠地杖责二十大板。差役们毫不留情地将李标推到外面，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回响在清晨的空气中。李标被打得皮开肉绽，被架回来后，王毂对他大声喝道：“你再给我好好查验！”
    这一回，李标学乖了。他深知官场的黑暗与险恶，不敢再坚持真相。于是，在“尸格”上，他填写了“李毓昌上吊自杀”的字样。
    事实上，李毓昌案的真相远比这复杂。李祥等人原本计划用加入砒霜的醒酒汤毒杀李毓昌，却不料毒性发作得太快，李毓昌大声呼喊。在场的包祥临时起意，和李祥、马连升一起，将李毓昌掐晕后吊死在房梁上，伪造了他上吊自尽的假象。
    而在这背后，更有王伸汉、王毂两级官员的暗中配合。他们将李毓昌之死当作“自缢身亡”逐级上报，试图掩盖这起惊天大案。
    李毓昌案，其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连环案。首案，是王伸汉贪婪无度，竟敢私吞救灾款项，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而更为骇人听闻的是，为了掩盖罪行，他竟指使手下对李毓昌下了毒手。
    在这两起案件中，王伸汉无疑是罪大恶极的罪魁祸首。被押至刑部大牢后，他依旧嚣张跋扈，拒不认罪。刑部官员日夜审讯，他仍是咬紧牙关，拒不交代。或许，他仍心存侥幸，以为只要死不认账，就能逃脱死刑的制裁。
    刑部对付这样的硬骨头自有妙招。王伸汉虽已年过半百，但怎能经受得住连日的熬审？不久，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贪污、行贿和杀人的罪行。
    与王伸汉不同，淮安知府王毂倒是没有选择顽抗到底。他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深知此案已经惊动了朝廷，自己绝无生还的可能。于是，他决心以死谢罪。
    在进入大牢之前，王毂偷偷携带了一面玻璃小镜子。在刑部审讯的间隙，他猛地砸碎镜子，用锋利的碎片划向自己的腹部，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然而，这一刀并未致命。王毂一心求死，又狠心地划破了颈部的血脉。幸好狱卒及时发现，将他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
    经历这番折磨后，王毂的精神彻底崩溃。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将自己贪污、受贿，以及协助王伸汉掩盖杀人真相的罪行一一交代清楚。这起震惊朝野的李毓昌案，终于随着两位罪魁祸首的招供，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李毓昌案终于真相大白，犹如一道惊雷，在朝野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嘉庆皇帝在接到刑部详尽的报告后，心中震惊不已，他喃喃自语道：“江南之地，竟藏着如此离奇之案，可见吏治败坏已至极点。”
    愤怒之下，嘉庆皇帝对江苏各级官员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道：“你们这些督抚大员，竟然对此毫无觉察！朕用人不明，误用了你们这群败类，这确实是朕的过错。但你们，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天子，去面对万民？每当地方遭遇灾害，那些不肖的州县官员便趁机捏造灾情，侵吞赈灾款项，中饱私囊。而那些负责查赈的委员，更是与他们狼狈为奸，贪图分润。这简直是在向饥寒交迫的灾民夺口食，毫无人性可言！更令朕震惊的是，山阳县在查办赈务时，竟因委员秉持公正，不肯同流合污，就遭到灭口之祸，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为了彻底整顿官场，嘉庆皇帝下令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追责、大查办行动。他首先颁发圣旨，命令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自行议罪，即让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罪。同时，他还摘去了汪日章的顶戴，以示惩罚。
    就在这时，两江总督铁保却自投罗网。原本与李毓昌案关系不大的他，因未能认清形势，成了这场严厉惩处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京城深处，涉案的罪犯已经低头认罪，然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两江总督铁保，却对刑部审讯的进展一无所知。他糊涂地呈上一份奏折，言辞中满是不解：“此案尚无确凿线索，尚需深入调查。”他还提出了几个疑问，似乎在为李毓昌案辩护，表达自己对这起案子的疑惑。
    铁保身为两朝元老，封疆大吏，资历深厚，本与李毓昌案无甚瓜葛，只需承担领导失察之责。然而，他的这份奏折却透露出对江苏官员的庇护之意，且未能抓住案件的关键，暴露出他平日里的漫不经心与懒散作风。
    这份不合时宜的奏折，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激起了嘉庆皇帝的怒火。他看过奏折后，心中怒火中烧：“有此等糊涂总督，江南官场岂能不腐败成风！”
    于是，嘉庆皇帝决定拿铁保开刀，以儆效尤。他颁布了一道圣旨，毫不留情地痛斥铁保：“你糊涂至极，自上任以来，办事懈怠，玩忽职守。治河则河工颓败，治吏则吏治松弛。你竟纵容下属藐视法纪，贪婪残忍，而你自己却醉生梦死，实不堪封疆重任。现革去你的职务，发配至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就这样，铁保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因一份糊涂的奏折而黯然失色，被无情地推出了政治舞台。
    铁保的悲惨命运，预示着李毓昌案绝不会草草了结。嘉庆皇帝震怒之下，对江苏省的其他官员也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他狠狠地斥责江苏巡抚汪日章道：“你身为巡抚，管辖之下竟发生如此惊天大案，你却一无所知，简直如同聋子瞎子一般。你虽然没有铁保那般固执谬见，但也已经年老无能，无法胜任巡抚之职。现命你革职回籍，好好反省去吧。”
    江宁布政使杨护，本是负责救灾办赈的要职，然而他非但未能查出王伸汉冒领赈银的罪行，就连查赈官员被害也一无所知。他的罪责比巡抚还要重得多。嘉庆皇帝愤怒之下，本应将他革职查办，但念及他平日还算尽心尽力，便下令将他降级留用，发配到河工系统戴罪立功。
    而江宁按察使胡克家，对现任官员离奇暴毙的重案，竟然没有进行详细复核查验就草率结案，这无疑是严重的渎职行为。嘉庆皇帝愤怒之下，将他降职留用，并命他在河工系统效力，以观后效。
    一场官场风暴席卷而来，李毓昌案终于迎来了正义的审判，而那些涉案的官员，也一一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揭开了王伸汉的贪婪面目。他竟然侵吞了高达两万三千两的赈银，其中一万两银子被他用于四处打点关系，以求在官场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嘉庆皇帝得知此事后震怒不已，下令查抄王伸汉的家产，以弥补他贪污所造成的巨大亏空。然而，王伸汉的家产远远不足以填补这一巨大缺口，于是嘉庆皇帝决定，由铁保、汪日章、杨頀、胡克家四人共同承担这一“摊赔”的责任。
    在清朝，官员们对于因自己失误造成的财政亏空，需要自行筹措资金进行弥补，这被称为“赔补”。而对于那些无法确认具体亏空数额的情况，则由相关官员共同分摊赔补，这便是“摊赔”。王伸汉一案，便是这一制度的生动体现。
    随着调查的深入，下一个被查办的官员浮出了水面——淮扬道道台叶观潮。叶观潮对山阳县虚报户口、侵吞赈银、杀人灭口等恶劣行径一无所知，作为辖区内的最高长官，他对这些重大事件失察难辞其咎。然而，由于清朝的“道”这一行政区划相对较为模糊，嘉庆皇帝对叶观潮的处分并未过于严厉，只是给予了他革职留任的处分。
    而淮安知府王毂的罪行则更为严重。他之前便收受了王伸汉的贿赂，李毓昌被害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收受王伸汉贿银两千两。对于王伸汉的一系列罪行，他置若罔闻，甚至暗中包庇。刑部最初依照“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拟判王毂“斩监候”，即斩首之刑，但暂缓执行。这一判决无疑给整个官场敲响了警钟，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官员们为之一震。
    嘉庆皇帝收到刑部对王毂的判决后，眉头紧锁，显然对这个结果极为不满。在清朝，死缓的判决并非立即执行，而是需要经过一个名为“秋审”的环节。这一环节如同一个悬而未决的审判，决定着犯人究竟是归入“情实”立即执行死刑，还是归入其他情况，继续羁押或是获得释放。
    嘉庆皇帝深知，这样的死缓判决，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能逃过一劫。他对于王毂的罪行深感愤怒，认为这样的判决过于宽容，于是他在批复中写道：“何必再拖延时日，着改为‘绞立决’，即派刑部侍郎秦瀛监视行刑。”他决心不再等待秋审，直接让王毂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生命的代价。
    李毓昌案的源头，是一场关于赈灾的审查。当时，苏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朝廷特地委派了同知林永升、候补知县李毓昌等十一人前往查赈。其中，林永生担任总查，负责统筹全局。然而，这支查赈队伍中，却隐藏着不少贪婪与腐败。
    除了李毓昌外，其他十名官员中，总查林永升竟然受贿一千两白银。按照清朝的律法，这样的罪行足以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四千里。然而，嘉庆皇帝觉得这样的处罚还是太轻了，于是下令改为革职，杖一百，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其他官员也各有受贿行为。典史吕时雨受贿九百两，从九品温南峰受贿七百五十两，他们按律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三千五百里。训导言廷璜、县丞张为栋各受贿三百两，府知事余清扬受贿二百两，他们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两千里。这些官员的家产也被抄没，以示惩罚。
    值得欣慰的是，教谕章家璘在这次查赈过程中洁身自好，没有接受任何贿赂。他在查赈中认真办事，赢得了嘉庆皇帝的赞赏。当嘉庆皇帝得知章家璘的表现后，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认为章家璘的“吏风堪为可嘉”，于是提拔他为即用知县，以表彰他的清廉与正直。
    在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中，王伸汉的得力助手包祥成为了关键的罪魁之一。他胆大妄为，竟然陷害了无辜的李毓昌，更是以下犯上，犯下了滔天大罪。根据“谋杀加功”的律例，包祥被判处先接受残酷的夹刑，再遭受斩首之刑，以示严惩。
    而李毓昌身边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他们竟然背叛主子，犯下如此恶劣的罪行。按照律法，“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顾祥和马连升被重责四十大板后，再遭受凌迟之刑，处以极刑。
    而李祥，作为这次谋害主子的元凶，其罪行更是令人发指。嘉庆皇帝震怒之下，命令刑部派出一名司官，亲自将李祥押解至山东即墨，在李毓昌的墓前对他施加夹刑，然后再进行凌迟，取其心脏祭奠李毓昌的在天之灵。
    此外，仵作李标在王毂的威逼利诱下，故意歪曲事实，做出不实的检验报告，因此被判以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即使李标当时已经年过七十，也无法用钱来赎罪。而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还发现了林永升的家人薛元收受王伸汉贿银一百两的证据，他被判处杖六十，徒刑一年，以示惩戒。
    至于此案的主犯王伸汉，他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嘉庆皇帝愤怒地指出，王伸汉不仅贪污了两万多两救灾款，还残忍地谋杀了李毓昌，这样的罪行已经法无可恕。于是，王伸汉被判处立即斩首之刑。而他的贪污款项，除了查抄家产外，还被勒令由他的亲属赔偿，以示法律的威严与公正。
    嘉庆皇帝对于这起案件的处置，可谓雷厉风行，毫不留情。对于那些有罪人员，他严惩不贷，展现了皇帝的威严与公正。而对于受害者李毓昌，这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嘉庆皇帝则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丰厚的奖励。
    他亲自下旨，追封李毓昌为知府衔，按照知府的规格赐予恤金，这是对李毓昌生前清廉勤政的认可与褒奖。同时，他还按照四品官的待遇，赐予李毓昌全葬银二百两，一次致祭银十二两，让他的身后事得以隆重而庄严地办理。
    为了让李毓昌的事迹能够永载史册，嘉庆皇帝下令将其事迹宣付史臣，列入循吏传，让后人能够铭记这位清官的功德。李毓昌虽然没有子嗣，但嘉庆皇帝却恩准将其侄李希佐入继为嗣，并加恩赏给举人功名，让李家的血脉得以延续，同时也让李毓昌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此外，嘉庆皇帝还亲自为李毓昌创作了《悯忠诗》五排三十韵，以表达对这位忠臣的哀悼与敬仰。他不仅捐资一千余两，还命令地方官员在李毓昌墓前修建悯忠诗碑楼，将自己的诗句镌刻在石碑上，让后人能够永远铭记李毓昌的忠诚与贡献。
    能够得到皇帝亲自嘉奖的官员本就不多，而像李毓昌这样的知县级别的七品官更是少之又少。但正因为他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才赢得了嘉庆皇帝如此厚重的嘉奖。李毓昌所受的恩遇，可谓是“旷古未有的恩典”，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