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年间，天津地区流传着八大离奇案件，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杨三姐告状”。故事发生在滦县甸子村，杨二姐与狗儿庄高占英自小便被定下娃娃亲，成婚后不久，杨二姐突然血崩而亡。杨三姐陪伴母亲来到高家料理后事，却发现二姐右手手指有伤，断定其中必有猫腻，于是直奔滦县县衙，状告高占英。哪知高家财大气粗，早就买通了县衙帮审，公然偏袒高占英。杨三姐一怒之下，直奔天津，将状纸递到直隶高等审判厅，并直接面见警察厅长杨以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冤情。杨以德闻之动容，立即派人开棺验尸，赫然发现死者腹部有刀伤。高占英见状，只好招认自己与五嫂私通，合谋害死了杨二姐。最终，高占英被判处绞刑。这段公案被唐山警世戏社班主成兆才改编成评剧《枪毙高占英》，后又更名为《杨三姐告状》，至今仍在舞台上长演不衰。
    故事中，有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杨以德。杨以德乃天津本地人，祖上曾是盐商，到了他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小时候，他在东南角二道街的同宗富商杨绍溪家当守夜打更、干杂活的小伙计，人送外号“杨梆子”。后来经人引荐，他在老龙头火车站找到了检票员的工作。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杨以德趁乱捞了不少外快，用这笔钱打通关节，混进了探访队。
    那时，天津有个飞贼张三立，身手矫健，擅长飞檐走壁，专门洗劫大户人家，官府捕快对其束手无策。杨以德心生一计，找到几家当铺，叮嘱掌柜：若张三立来销赃，务必拖延时间，及时报官。果不其然，不久后，杨以德在一家当铺成功抓获张三立。盗窃罪虽不重，但杨以德却将张三立收为己用，让他当了线人。自此，杨以德屡破奇案，仕途一路飙升，从探访队管带升至探访局总办，最后竟坐上了北洋警务道台的宝座。
    那时的天津卫，被一帮混混儿搅得乌烟瘴气。他们霸占市场，没事找茬，欺负老实巴交做生意的百姓。别处的流氓地痞，要么破口大骂，要么动手就打，能动手的绝不哔哔。可天津卫的混混儿不同，他们玩的是“以挨打换讹钱”的套路，你要是没把他打死，他能跟你耗一辈子，你若真把他打死，恭喜你，你摊上人命官司了。
    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整顿社会治安，打算清理这群混混儿。可混混儿压根不怕上公堂，一进衙门，往地上一趴，任由差役一顿乱棍伺候，非但不求饶，还喊着“过瘾，再来一顿”。杨以德琢磨出一招，对付混混儿不打不骂，直接送他们进站笼。这站笼，又叫立枷，堪称清代仅次于凌迟的酷刑。一个木头笼子，上端是枷，卡住脖子，脚下垫着一摞砖头。抽走砖头，人只能踮脚站立，脖子被持续拉伸。这招虽不至于立马要命，但那滋味儿可不好受，除了极少数硬汉能扛得住，大部分混混儿都得乖乖求饶。求饶之后，杨以德还有杀手锏：让他们钻青楼女子的裤裆。这招够损，钻过裤裆的混混儿，这辈子算是彻底栽了，哪还有脸再混江湖。
    杨以德既保护了商家，又维护了官面，但也不能把混混儿得罪得太狠。收拾了一大批土混混儿后，天津卫的市面总算太平多了。剩下的混混儿，全成了杨以德的铁杆粉丝，没人敢不给他面子。
    1917年，一战硝烟散去，直隶交涉员黄荣良携手杨以德，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天津德租界的工部局与巡捕房，霸气宣告：德租界，现在改名天津特别第一区，设立管理局，杨以德出任局长，黄荣良担任副局长。三年后，这对黄金搭档再度出手，成功收回俄租界，又立下一功。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甭管谁坐庄，杨以德始终稳如泰山。他身兼多职，直隶警务处处长、天津警察厅厅长、北洋行营营务处处长、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天津工程处处长，全都是他。为啥？因为他杨以德在天津卫那是“一霸手”，大小事务离了他，还真就玩不转。他筹钱疏通海河，拓宽马路，八国联军一闹腾，把鼓楼给糟蹋了，1921年，当地士绅发起重建鼓楼的倡议，杨以德作为工程处处长，全程操刀，新鼓楼拔地而起，重现往日辉煌。
    但俗话说，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段祺瑞执政时期，杨以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直隶省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天津警察厅长，达到人生巅峰。然而，好景不长，他保举亲信白振镛接任天津县长，现任县长张仁乐也不是吃素的，人家跟东北王张作霖是哥们，还傍上了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棵大树。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杨以德派保安队包围县署，张仁乐淡定拨通李景林的电话，一个营全副武装的士兵瞬间到位。杨以德一看势头不对，只好鸣金收兵。但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张作霖直接给段祺瑞打小报告，要求免去杨以德所有职务。毕竟光棍儿难敌势力，杨以德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