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7日，一对来自昆士兰的年轻探险家夫妇，林迪和迈克尔·张伯伦，带着他们的小探险队——6岁的艾丹、4岁的里根和刚刚降临人间9周的小公主阿扎莉娅，踏上了朝圣艾雅斯巨石的征途。一整天，他们就像是在给巨石做spa，游遍了它的每一个角落。
    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序幕，小家伙们在他们那黄绿相间的小帐篷里早早进入了梦乡，而大人们则忙着烹饪野外美食，艾丹则是他们的小助手，忙得不亦乐乎。大约八点，迈克尔的耳朵捕捉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声音，像是大自然的某个警告。林迪瞬间变身超级妈妈，冲向帐篷，只见一条澳洲野狗若无其事地从帐篷门口退出，嘴里似乎还嚼着什么，摇着头，仿佛在品味着某种美味，然后，就像沙漠里的幽灵，悄然离去。虽然澳洲野狗在那一带是常客，但它们一般只是营地边缘的“蹭饭”专家，很少主动挑衅游客。
    林迪心跳加速，钻进帐篷，眼前的场景让她心头一紧：里根安然无恙，呼呼大睡；阿扎莉娅的摇篮却歪斜着，被子凌乱，而摇篮里，空空如也。她尖叫着冲出帐篷：“野狗带走了我的宝贝！”一时间，营地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神经都被这声尖叫点燃。公园管理员们紧急集合，手电筒的光束在夜色中织成一张网，试图捕捉任何可能的线索。有目击者证实，晚上确实有野狗在营地附近徘徊，而野狗的足迹也在帐篷周围被发现。那一夜，张伯伦一家在焦虑与绝望中煎熬，希望随着黎明的到来而破灭，阿扎莉娅还是没有回来。
    几天后，找回阿扎莉娅的希望如同沙漠中的水珠，蒸发殆尽。张伯伦一家驾驶着他们的黄色托拉那，穿越五百英里的砂石路，回到了他们在昆士兰州伊萨山的矿山小镇，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家，却不再有完整的笑声。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几天的光阴眨眼间流逝，一档电视节目把这个婴儿失踪案推向了风口浪尖。在离营地不远处，一个臭名昭着的野狗巢穴边，有人发现了一堆衣物，像是从童话故事里落难的小公主身上脱落的：一件血迹斑斑、尘土飞扬、破烂不堪的连体衣，搭配一件衬衣和一双毛线小鞋，正是阿扎莉娅失踪那晚的装扮。唯独少了那件点缀着柠檬黄边的外套，仿佛是风中的一抹神秘微笑，无迹可寻。电视上，一名警官徒手展示这些衣物，镜头前，血渍在连体衣和衬衣领口显得格外醒目，但警方的调查却像蜗牛爬行，毫无突破。
    舆论场却已迫不及待地为这对夫妇设下了审判台。人们觉得“野狗拐婴”这剧情太扯，比科幻片还离谱。警方也对此满脸问号，衣物的状态、外套的失踪、婴儿的重量、遗骸的缺失，每一个疑问都像是一记重锤。犬类专家适时跳出来解围，解释说野狗吃东西从不打包，连小动物的皮毛、鸟羽都不放过，更何况是区区十磅重的小婴儿。但这些科普在媒体的偏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林迪在悲剧面前表现出的冷静，反而成了她的“罪状”。她没按剧本哭天抢地，而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面对一切，这让习惯了“悲情妈妈”设定的媒体大为不满。舆论的风向标，就这样被媒体的有色眼镜操控了。
    转眼到了1980年12月15日，陪审团调查会上，科学证言粉墨登场。牙科专家肯尼思·布朗博士，一位野狗行为研究的爱好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连体衣上的洞不像野狗的杰作，倒像是剪刀或刀片的杰作。他还做了个实验，把肉包在连体衣里扔给一群饥肠辘辘的野狗，结果得到的咬痕与那件衣物上的痕迹截然不同。
    验尸官丹尼斯·巴里特，一语中的，电视直播中，他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警方的诸多“科学证据”，明确指出张伯伦夫妇与悲剧无关。最终，林迪和迈克尔·张伯伦，带着一身的疲惫与解脱，默默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首次陪审团调查中惨遭滑铁卢后，肯尼思·布朗博士决定不接受失败，他像电影中的英雄般，挺胸抬头，向北部地区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诉，请求推翻先前的裁决，重启调查。这番努力没有白费，1981年12月14日，第二次陪审团调查的大幕徐徐拉开，好戏即将重演。
    布朗博士，显然是觉得自己的专业声誉被狠狠踩了一脚，决定跨国“维权”。他带着阿扎莉娅的小衣物，像携带珍稀文物一样飞到了英国，找到了自己的恩师——伦敦医院附属医学院的教授、病理学界的国际大腕詹姆斯·卡梅伦，进行一场“跨洋会诊”。
    卡梅伦教授接过衣物，仿佛接手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他先是给一个与阿扎莉娅体型相近的小模特穿上连体衣，然后开始了他的推理秀。他疑惑，想要让一只野狗成功咬住孩子脖子而不大幅度损伤衣物，这难度堪比让猫和狗和平共处。衣物颈部的破损，卡梅伦教授坚定地认为，那不是野兽的杰作，更像是剪刀或是小李飞刀的产物。而且，衣物上干净得连血迹、唾液的痕迹都没有，更别说人体组织了，这让他更加笃定，阿扎莉娅的悲剧，背后站着的，可能是个穿西装的“野兽”，而非真正的四脚动物。
    与此同时，布朗博士还拉来了悉尼健康委员会的法医生物学家乔伊·库尔女士，一起加入这场“侦探游戏”。库尔女士的目光紧紧锁定了张伯伦夫妇的那辆黄色托拉那小车，仿佛它是解开谜团的关键钥匙。
    库尔女士的分析报告，那可真是惊悚小说级别的精彩：车内前排座位周围，血迹仿佛在讲述无声的故事，座位托座、螺丝孔、折页，甚至是地毯上，乃至一个藏在前排座椅间口袋里的指甲剪，都沾染了可疑的红色液体。迈克尔的相机包拉链上，也被微量的血迹缠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这相机包一直被警方怀疑是运送阿扎莉娅遗体的“临时灵柩”。
    高潮来了，库尔女士在驾驶座脚垫上方的车顶发现了疑似动脉喷射血迹的痕迹，这意味着小阿扎莉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能还挣扎在仪表盘下方，鲜血四溅。当法庭重开时，库尔女士带着她的“血迹证据大全”重回舞台中央，这次，相机包里也发现了更多的婴儿血迹。
    1982年10月29日，判决如晴天霹雳，林迪·张伯伦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之后，又被剥夺了自由，终身囚禁的判决如同一记重锤。而她的丈夫则幸运得多，仅仅是18个月的缓刑，外加500澳元的“好人保证金”，便重获新生。
    就这样，在没有尸体、没有凶器、没有明确动机，只有一堆科学家唇枪舌战的证据之下，北部地区法院将林迪打入了冷宫，似乎想让这起“野狗与婴儿”的谜案永远尘封在历史的角落，再也不愿提起。
    终于，反击的号角在辩护团队中轰鸣响起。这不是一支星光熠熠的豪华阵容，而是一群来自无名实验室的科学界“草根英雄”，他们虽然默默无闻，却对张伯伦夫妇的清白坚信不疑。没有大牌专家坐镇，只有一腔热血和对真相的执着，他们组成了这场世纪谜案的“真相护卫队”。
    新南威尔士州一家食品厂的莱斯·史密斯，一个拥有应用科学学位的普通人，却对林迪的定罪发起了灵魂拷问。他可不是单打独斗，还有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微生物学界的常青树罗兰·伯尼特博士和化学领域的老炮肯·查普曼，他们同样对判决抱有深深的质疑。
    让这三位“侦探科学家”颇感困惑的是，控方专家坚称狗狗的牙齿只会扯烂而不会剪切布料，这听起来更像是童话里的咒语。莱斯·史密斯可不吃这一套，他决定亲自上阵，拿自家那只名叫苏茜的科里牧羊犬做起了实验，誓要验证这“犬牙理论”。他不仅请来了伯尼特和查普曼担任现场观察员，还请他们帮忙记录下这一切，从实验到拍照，再到撰写详细的实验报告，力求科学严谨，让真相无处遁形。
    几个月的时间里，史密斯成了苏茜的私人厨师，每天的菜单是肉块裹上毛巾布大餐，而他则化身成痴迷的记录狂魔，详细记载每一次实验的成果。苏茜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它既能暴力撕扯布料，又能优雅地“剪裁”出与阿扎莉娅衣物上类似的缺口，比裁缝还专业。史密斯使出浑身解数，剪刀、刀片轮番上阵，却怎么也模仿不出那独特的咬痕，看来，苏茜才是隐藏的“时尚设计师”。
    1984年9月，史密斯终于得到了近距离接触阿扎莉娅那件神秘连衫裤的机会。他瞪大眼睛，仔细比对，发现连衫裤上的破损简直就是苏茜实验作品的复刻版，这让他不禁怀疑，那些专家是不是用放大镜看反了方向，才会说那是剪刀的杰作。
    接下来，史密斯的侦探直觉驱使他将目光转向了连衫裤上的神秘嘉宾——几根被封印在玻璃片中的毛发。他请来了《哺乳动物毛发鉴定》这本权威着作的联合作者汉斯·布伦纳，这人对毛发的了解，比理发师还认真。在显微镜下，史密斯像鉴宝一样审视着每一个样本，结果让人眼前一亮：6根毛发属于澳洲野狗，2根来自人类，还有一根神秘纤维身份不明。布伦纳斩钉截铁地表示，那些野狗毛，无疑是澳洲野狗的“签名款”。
    史密斯先生决定对车内的血迹之谜发起总攻，他像汽车侦探一样，搜罗了40辆与张伯伦家同款的车辆，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底大调查”。结果让人啼笑皆非，至少有5辆车的搁脚空间顶棚上，同样有着那些所谓的“喷血痕迹”，原来，这些痕迹不过是一场误会，是汽车制造商在安装隔音材料时的“艺术创作”。原来，这些材料在高压下被注入车轮拱罩，偶尔调皮地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排水孔溜出来，跑到顶棚上留下了“犯罪现场”。经过化学分析，这种名叫“杜菲克斯hn1081”的材料，混合着沙子，是通用汽车公司为“霍尔敦”车型量身定制的隔音秘籍。而这5辆车和张伯伦家的车，都拥有了同样的“喷绘艺术”和那个小小的排水孔，一切真相大白。
    另一边，澳大利亚农业部的实验室高手朱莉·弗赖伊女士，对于库尔的“血迹鉴定”也是一脸问号。她觉得库尔仅凭一个小小的邻位联甲苯胺测试就断定那是人血，简直是“盲人摸象”。弗赖伊女士解释，这种测试，尤其是在看不见的微小痕迹上做，顶多只能告诉你那里有“过氧化酶反应”，要知道，牛奶、蔬菜汁，甚至是你早餐的番茄酱，都能搞出这种反应。没有后续深入检测，就敢断言那是人血，实在是太过草率。
    1986年的春末夏初，纽卡斯尔大学生物科学界的智者——巴里·贝彻教授，踏上了前往伊萨山的奇妙旅程，那里是个被银、铅、铜矿尘埃温柔拥抱的小镇，天空常挂着一层灰蒙蒙的浪漫烟纱，像是大自然的另类妆容。贝彻教授此行，是要揭开一场科学界的小小悬疑剧。
    话说这镇上，有个叫鲍勃·霍斯坎的生物化学界福尔摩斯，他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宣布：库尔之前的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迹”实验，其实很可能只是跟张伯伦家车上的一层铜微粒开了个玩笑。这铜粒子，就像是淘气的小精灵，爱模仿血液的把戏，让所有人虚惊一场。
    贝彻教授也不甘示弱，他带着他的神奇试剂——邻位联甲苯胺，来了一场即兴的寻“血”游戏。门把手、面包车、停车场的小石子，甚至是刚擦过的汽车皮座和路边的尘埃，无一幸免，全被试剂点中，纷纷呈现出与血液反应类似的“无辜阳性”。这一连串的测试，就像是一出喜剧，让人啼笑皆非，也让林迪·张伯伦案的判决罩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毕竟，那些所谓的“致命血迹”证据，如今看起来更像是生活里的小恶作剧。
    而在此之前，一出“失踪的外衣归来”的好戏，已经让林迪再次成为新闻头条的宠儿。1986年初春，一位游客在艾雅斯巨石下的一场意外邂逅，让这件小夹克重见天日，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沙土之下，距离阿扎莉娅其他衣物被发现的地方只有短短两步之遥。林迪曾经的坚持，那个关于外衣的故事，一度被认为是幻想，如今却成了铁证，让人不得不感慨命运的曲折和讽刺。
    1986年2月，面对科学铁证的有力回击，北部地方政府终于松口，挥了挥手，让林迪恢复了自由之身，并宣布要深挖此案，一探究竟。签署释放文件的官员还颇有诗意地附上了一句，既让人摸不着头脑又带点幽默感的话：“虽然通常让林迪保持自由要靠她未来表现良好，但无论调查结果怎样，我都坚决不当那个再把她送进监狱的‘坏人’。”
    同年5月，一场由特雷弗·莫林挂帅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大戏拉开帷幕，誓要拨开迷雾见青天。
    这场调查就像是一部冗长的电视剧，持续了将近两年，剧情时而峰回路转，时而柳暗花明，听证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证人走马灯似的换，调查地点也是遍布各地，好不热闹。
    在维多利亚法医实验室，有个叫托尼·雷蒙德的法医生物学家，他手握一款神器，能嗅出血迹的古老秘密，哪怕是一丁点，只要血红素还在，就能让它无所遁形。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张伯伦夫妇车子里，别说血迹，连血的味道都没嗅到一缕。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雷蒙德不是第一个“盲人摸象”的，早年间就有科学家对着这车做过同样的测试，结论也是一样——血迹？不存在的！
    科学啊，本该是正义的守护神，是理性对抗偏见和冲动的坚固盾牌，但有时候，它却像一把双刃剑，不小心就助纣为虐，火上浇油。林迪·张伯伦的遭遇，就是一场法医学界的“乌龙球”，先是被科学误判打入“冷宫”，后又因科学的自我修正重见天日，这反转比电影还刺激。
    1998年4月，那个“野狗从不碰婴儿”的都市传说，被无情地打破了。在昆士兰州弗雷泽岛的阳光沙滩上，13个月大的凯西·罗尔斯和家人享受着亲子时光，却不料成为野狗的目标，差点成了野狗的下午茶。幸好，凯西的老爸艾伦是个反应敏捷的超级英雄，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吓得野狗丢下凯西，夹着尾巴逃之夭夭，这才避免了悲剧的重演。
    而到了1988年5月22日，特雷弗·莫林领导的调查报告出炉，毫不留情地给那些“神探”、公园管理员、伪专家，还有不靠谱的检察官们送上了一纸“批评信”。正义虽然迟到，但总算没有缺席。1992年，达尔文刑事上诉法院为张伯伦夫妇平反昭雪，赔偿金130万澳元，算是对他们多年冤屈的一点补偿。
    直到2012年6月12日，这桩悬案终于尘埃落定，官方盖章认证：阿扎里亚的悲剧，确实是澳洲野狗所为。这一结论，仿佛是对逝者的一份迟来的安慰，也是对真相的一次庄严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