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经漫步在伦敦东区那宽敞又整洁的大道上，两边高耸的透明玻璃幕墙建筑让你眼前一亮，那你肯定难以想象，这片土地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话说那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东区，简直就是移民和贫困的代名词。你可以想象一下，大约90万人挤在这片区域，大多数都是英国社会最底层的工人，还有4万多从东欧和沙皇俄国逃难过来的犹太移民。哎呀，那时候的东区，简直就是个大贫民窟啊！狭窄的街道上，破旧的楼房两边排开，路上走着的那些男男女女，一个个衣衫褴褛，整天喝着烈性杜松子酒，眼眶乌青、头发散乱，生活就像是在走钢丝，朝不保夕。
    那时候的男人们，要是运气好，还能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和货栈码头卖点力气，换点微薄的收入。而那些妇女和孩子们呢？他们多半是干些织布、清扫烟囱的苦力活，每天得干上11个小时，才能勉强填饱肚子。哎，说起来都让人心疼。更多的妇女啊，不得不从事那肉体生意，你知道吗？1888年的伦敦，有6-8万的性工作者，东区这儿，就是性交易最火热的地方。有些性工作者啊，一笔生意就只是为了晚上能有个睡觉的地儿。
    再来说说那白教堂一带，整天都能看到成群的牛羊被赶去屠宰场，路上啊，血迹、粪便到处都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每天都臭烘烘的。那些漆黑又脏乱的廉价公寓里，挤满了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哎呀，卫生状况差得让人咋舌，床上经常能看到各种昆虫、老鼠和虱子。你想想看，那样的环境，简直就是犯罪的温床啊！
    话说回来，1888年8月31日，那是个星期五，这一天啊，可是让世人都忘不了。为啥呢？因为这一天，出了个恶魔啊！
    凌晨4点那会儿，有个叫查尔斯·克鲁斯的工人，急匆匆地赶去上班。他经过白教堂附近的一条小巷时，哎哟，马厩院门前的地上，看到一堆像防雨帆布似的东西。他走近一瞧，不得了，原来是个女人躺在地上！那女人仰面躺着，裙子被掀得老高，一直露到腰部。
    查尔斯一看，旁边正好有个男人经过，赶紧喊住他。那时候天还没亮呢，街边的煤油灯光也暗得要命。他俩都以为这女人是喝醉了或者是被强奸了，毕竟当时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于是啊，两人就把那女人的裙子拉下来，挡住隐私部位，然后赶紧去找警察。
    没过多久，一个叫约翰·内尔的警察在巡逻的路上发现了这个女人。他借着手里的光线一照，哎哟妈呀，这女人的脖子被砍得深深的，鲜血不停地往外流。她双眼瞪得老大，双手已经冰凉，但脉搏还有点儿余温。内尔警官吓得赶紧吹口哨叫人，很快啊，附近另一个执勤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俩又急急忙忙地去找救护车和医生了。
    哎呀，这事儿啊，说起来都让人心惊肉跳的。从那以后啊，东区这片地方啊，就更是名声在外了，谁都知道这儿出了个大恶魔啊！
    在那个充满迷雾的早晨，理茨·列维林医生如往常一样，匆匆赶到了案发现场。他瞥了一眼那具躺在地上的尸体，便开始了他的初步检查。
    这具尸体，身高大约五英尺二英寸，就像个迷你的雕像。她有着褐色的眼睛和灰褐色的头发，可惜牙齿掉了几颗，显得有些滑稽。她身上带着的，除了一把梳子、一个破镜子和一只手帕外，就是那件带有贝斯济贫院标记的衬裙，以及那破旧而廉价的上衣。她头上戴着一顶镶着天鹅绒的黑草帽，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她曾经也有过一丝的尊严。
    列维林医生注意到，致命伤在脖子，被砍了两刀，食道和气管都被砍断了。他断定这里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而那女子的死亡时间，应该就在内尔警官上一次巡视经过后的几分钟内。
    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到了停尸房，当spratling警官开始为死者褪去衣物时，所有人都震惊了——那女子的腹部竟然被剖开了。列维林医生进一步的尸检发现，被害人左下颌有挫伤，腹部有一条长而深的v型切口，下面还有几处被同一种凶器造成的刀伤。他初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但随后又摇了摇头，似乎对这个论断产生了怀疑。
    由于现场血迹并不多，列维林医生断定被害人腹部的刀伤是在她死后才被造成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些恐怖的故事，仿佛凶手在故意挑衅，展示他的残忍和疯狂。
    很快，被害人的身份就被查清了。她叫波莉，是个白人女子，从事着皮肉生意。她的真名叫玛莉·安·尼古拉斯，闺名玛莉·安·沃克，生于1845年8月26日，死于1888年8月31日。
    波莉是个锁匠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印刷机器工人威廉·尼古拉斯。案发后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和丈夫便来到了停尸房辨认尸体。生前，她住在thrawl街18号一座按周出租的寄宿公寓里，与丈夫育有五个子女。然而，由于波莉酗酒，两人争吵不断，最终婚姻破裂，波莉沦为了妓女。
    波莉曾数次试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酗酒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但即便在穷困潦倒、生活艰难的时候，只要她不喝酒，她的脾气就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她。
    负责调查波莉一案的是老警官弗雷德里克·乔治·阿柏莱恩。他有着25年的工作经验，处理过无数的案件，但这一件却异常棘手。因为除了尸体以外，没有任何目击证人。附近的居民都表示在案发时间里没有听到任何异常响动，而离案发时间非常接近的时间内发现尸体的查尔斯和内尔警官等人，也均表示没有见过任何可疑人士出现。这让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一切。
    在波莉遇害的那几个星期前，伦敦东区似乎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阴影之下。街头巷尾，关于妇女被袭击的传闻愈演愈烈，仿佛一个无形的幽灵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1888年8月6日那个清晨，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寒意，一个名叫玛莎·泰布莱姆（其实她还有个闺名，叫玛莎·怀特）的妓女，在乔治园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一生，就像那夜里的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的脖子和下体被刺了整整39刀，但那致命的一击，却并非割喉。法医报告显示，玛莎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遇害的，她的死因是失血过多。
    再往前追溯，就在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艾玛·伊丽莎白·史密斯，一个45岁的妓女，在距离玛莎遇害地不到百米的地方，遭遇了三个人的袭击。可怜的艾玛在痛苦中挣扎了两天，最终在4月5日离世。
    而在那之前，艾达·威尔森也曾是攻击事件的受害者。她的颈部被砍了两刀，但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还有那位38岁的安妮·密尔沃，她被刺伤了腿部和下体，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后，却没能逃脱死神的魔爪。
    这些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猜测这是否是同一个连环杀手所为。毕竟，这些受害者都是妓女，而且都遭受了残忍的袭击。有人甚至给这个凶手起了个名字——“开膛手杰克”。
    然而，当波莉的案子浮出水面时，人们却发现它与之前的案件有着明显的不同。波莉的脖子被割开，腹部也被剖开，这种残忍的手法与之前的刺伤截然不同。而且，从案情和验尸报告来看，波莉案与之前的案件并没有明显的联系。
    警方最初将案情定性为一般的凶杀案，并开始调查附近的一个以敲诈妓女为生的犯罪团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一个绰号叫“皮围裙”的犹太鞋匠。据说他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瘦得皮包骨，脖子细得像根麻杆，眼睛小得几乎看不见。他总是戴着一顶紧紧裹住脑袋的帽子，留着小黑胡，下身套着一个皮围裙。他的嘴角时常挂着一丝邪恶的微笑，让妓女们见了都害怕得要命。
    可是就在警方准备对他进行抓捕时，“皮围裙”却突然消失了。就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这个神秘的鞋匠给波莉的案子增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也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那个时代，连环杀手的概念还未被世人所知，人们更无从想象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何等凶残的对手。当警方信心满满地向内务部申请奖金，以激励提供线索的市民时，内务大臣亨利·马修斯却冷酷地拒绝了拨款申请，只留下一句话：“案件调查，警方自行负责。”
    这可真是项苦差事！即便是放在今天，拥有先进的法医技术和心理学经验的警察们，面对连环杀手也是头疼不已。他们可以细致地描绘出连环杀手的特征，拥有海量的数据和犯罪心理学家模拟的罪犯心理画像。
    但在当时，警察们可真是白手起家，什么现代法医技术都没有。指纹、血型鉴定这些玩意儿，在当时还只是科幻小说里的玩意儿。连给被害人拍照都不常见，更别提对性变态者的了解了。在“开膛手杰克”出现之前，他们压根就没处理过这样的案子。直到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场的警察们才拥有了自己的犯罪实验室。
    正当波莉的案子陷入僵局时，“开膛手杰克”又借着伦敦的迷雾，在黑夜中露出了狰狞的面孔。
    这一次，他选中的是47岁的安妮·奇普曼，那个被人们称为“黑安妮”的可怜女人。她是“开膛手杰克”五个被害者中的第二个。
    安妮的人生充满了不幸。1869年，她嫁给了一个叫约翰·奇普曼的马车夫，两人育有三个孩子，但其中一个死于脑脊膜炎，另一个则成了残疾。家庭的重担、孩子的病痛，加上夫妻俩的酗酒恶习，让这个家庭逐渐崩溃。后来，两人离了婚，安妮失去了丈夫的赡养费，只能靠做女儿红和卖花为生。
    但生活的压力让安妮无法承受，虽然身材臃肿、年岁已高，她最终还是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没有家的安妮四处流浪，有钱时住在寄宿公寓里，没钱时就在大街上露宿。
    1888年9月7日，星期五，安妮告诉她的朋友amelia，她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得了肺结核。她说她必须出去挣钱，否则晚上就没有地方住了。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9月8日凌晨两点多，安妮被房东从寄宿屋里赶了出来。因为没有钱，她只能流落街头。当天早上6点多，一个名叫约翰·戴维斯的车夫发现了安妮的尸体。她躺在离自己寄宿公寓几百米外的汉伯莱街29号的后院里，这栋房子正对着热闹的斯派特市场。
    就这样，“开膛手杰克”再次用他的残忍手段，给伦敦的夜空增添了一抹血腥的色彩。
    在那个案发的深夜，这栋古老的房子里挤满了17位房客。其中5位房客的窗户，恰好正对着那处即将成为犯罪现场的院子。有些人甚至喜欢开窗睡觉，让夜风轻轻吹拂。斯派特市场每天早上五点就熙熙攘攘，附近的一些勤劳居民甚至凌晨三点五十就起来忙碌了。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环境中，却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凶案。
    令人费解的是，与上一个案子惊人的相似，这次凶案竟然也没有任何人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更没有人目击到可疑的人影。那凶案现场旁的水龙头，静静地伫立，上面连一丝洗手或清洗凶器的痕迹都没有。直到大批警察突然涌入，附近的居民们才如梦初醒，原来这里发生了凶案。
    可怜的安妮，她的裙子被无情地掀到了骨盆处，露出那曾经充满活力的身体。一位名叫乔治·拜斯特·菲利普斯的外科医生，他经验丰富，为安妮进行了初步的尸检。他详细记录了所见的一切：“我发现安妮仰面躺在冰冷的院子里，左手轻轻搭在左胸上，双腿弯曲，双脚着地，膝盖向外弯曲。她的脸已经肿胀，朝向右侧，舌头也肿胀得突出前牙，但并未伸出嘴唇。她的小肠和其他器官被放置在右肩上，尽管与腹腔并未完全脱离。一部分内脏还散落在左肩，地上血流成河。”
    “她的身体已经冰冷，但在小肠下方和身体内部，我仍能感受到一丝余温。四肢尚未僵硬，但已有僵硬的迹象。她的脖子被深深地割开，伤口几乎绕颈一圈，但边缘并不整齐。她的腹腔被完全打开，小肠部分被拉出体外，放在肩头。在盆腔内，子宫和附件以及三分之二的膀胱都不翼而飞。这些器官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切割的痕迹却异常精准，避开了直肠，对阴道的切口也极低，避免了伤害子宫颈。显然，这是出自一个具备解剖学知识的人之手。”
    警察在安妮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块布、一把梳子和一个小牙刷，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她的脚边。而在她的头旁，还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两片药。信封的背面印有萨西克斯兵团的字样，左上角有一个大写字母m，下方还有手写的sp两个字母。邮戳显示这封信来自1888年8月23日的伦敦。此外，在院子附近的垃圾堆里，警方还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皮围裙。
    在随后的听证会上，菲利普斯医生详细描述了他假想的案发经过。他推测凶手紧紧扼住安妮的下颌，用尽全力试图割下她的头颅。安妮就这样在无声中丧命。至于周围的居民为何没有听到任何响动，菲利普斯医生猜测凶手可能先将安妮勒昏，再实施了犯罪。整个过程中，被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的迹象，这证明了凶手的作案手法极为干净利落。他确信，现场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而被害人腹部的剖开，是在她死后进行的。
    对于凶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精细的手术，菲利普斯医生表示了极大的惊讶。这位拥有23年警察外科经验的医生坦言，自己若要进行同样的操作，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场神秘的凶案，无疑给伦敦的夜空增添了一抹诡异的色彩。
    在伦敦的冬天，警察们就像被冻僵的侦探机器，行动变得迟缓起来。他们已经轮番审讯了所有嫌疑人，可那神秘的“开膛手杰克”依旧是个谜团。这家伙，就像是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连影子都抓不到。
    想当年，他可是让整个伦敦东区都为之颤抖的恐怖人物。可自从那次轰动一时的连环凶杀案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在1889年7月和1891年2月，又有两名妓女惨死街头，但她们的死法与杰克的手法大相径庭，是被割喉而死，这明显不是他的作风。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或许是其他杀手在模仿，想借“开膛手杰克”的名号扬名立万。
    就这样，杰克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渐行渐远，最终淹没在伦敦东区那浓雾弥漫的狭窄弄堂里。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或许再过一千年，杰克先生留给世人的也只剩下一堆谜团、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还有那似乎还回荡在耳边的狞笑声和嘲笑声。就像是个恶作剧的孩子，留下了一堆线索让后人去猜、去想，可永远也解不开那个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