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话说那一年，2003年的风儿，在比利时锡奈市的小巷里悠悠吹过，13岁的玛丽·阿森松，人小鬼大，聪明伶俐。一天，一个看似慈祥到能代言拐杖糖的老爷爷出现了，张口就是“小姑娘，大爷我迷路啦，你心善指个道呗，要不干脆上车，咱们一起溜达过去？”玛丽心里嘀咕，这剧情咋这么眼熟，罪案剧里天天播啊！于是她机灵地画了个路线图，坚决不上陌生车，心里默念：“小聪明拯救大危机！”
    谁知，这老爷爷一看就是个演技派，见忽悠不成，立马变身绑匪版灰太狼，把玛丽打包带走了，还来了个四肢豪华捆绑套餐。玛丽心里那个慌啊，比利时那会儿正流行谈“马克”色变，她心想：“完了，这不会是马克·杜特斯失散多年的远方亲戚吧？上帝保佑，菩萨显灵啊！”
    老爷爷一听玛丽心里碎碎念，嘴角一勾，来了句：“嘿，告诉你，我比马克还出名呢，你这祷告声再响，小心我给你换个‘无声模式’！”可玛丽这孩子，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大概是平时好事做多了，突然间如有神助，四肢一发力，竟然逃出生天，上演了一出真人版《逃出生天：少女自救记》。
    幸运的是，路上遇到的好心人二话不说，直接开启救援模式，送玛丽去了警局。结果，那位“慈祥”的老爷爷当天就被五花大绑请进了局子。原来，这位“老顽童”名叫米歇尔·福尼雷特，是法国犯罪史上的“网红”，只不过这个“红”得让人胆寒。
    说起来，米歇尔这人，1942年出生在法国色当，地方不大，离比利时就一袋烟的功夫。家里条件普通，爹妈也不是啥模范家长。米歇尔的童年，用“悲剧开场，惨淡收场”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特别是他和妈妈之间的那些事儿，直接给他的心理涂上了阴影面积，成了他日后犯罪的“启蒙教材”。
    长大后的米歇尔，婚姻之路坎坷得能出本《离婚指南》。第一次婚姻，就因为“非处女”这事儿耿耿于怀，从此心里种下了一颗“处女情结”的种子，非要找个什么方式来“平衡”一下。再加上后来的感情纠葛，米歇尔彻底放飞自我，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年轻时候的米歇尔就已经在“变态杀手预备班”挂号了，几次因为对小女孩动手动脚被关小黑屋。这期间，他还搞起了“狱中交友”，没想到还真有妹子上钩，一个女护士成了他的“知音”。看来，这犯罪界的魅力，有时候也是个谜啊！
    这就是米歇尔的故事，一段让人摇头叹息的黑历史，提醒着人们，有些阴影，如果不及时照亮，可能会成为一生的梦魇。
    故事里的女主角，莫妮克·奥利维尔，可不是一般的小护士。她虽然已婚，但心里盘算着一场“换夫大计”，而这一切，都始于与狱中笔友米歇尔·福尼雷特的书信往来。
    米歇尔在信中大方分享自己的“黑暗档案”，从童年的不幸遭遇，到那些连心理医生听了都要晕过去的幻想，比如绑架纯真少女的“特别计划”。换成别人，早吓得六神无主，但莫妮克，却像是找到了灵魂伴侣，承诺等米歇尔出狱后，帮他一起“狩猎”。
    作为交换条件，她要求米歇尔处理掉现任丈夫，然后二人共结连理。1987年，米歇尔重获自由，虽然没完成“清理门户”的任务，但两人的关系却火速升温，一同搬去了风景如画的勃艮第，开始了他们的“罪恶生活新篇章”。
    同年冬天，莫妮克使出“温柔一刀”，轻易诱拐了17岁的伊莎贝尔上车，为米歇尔送上了一份“见面礼”。可怜的伊莎贝尔就这样成了牺牲品，被抛入一口深井，成为了这段扭曲爱情的见证。
    次年，这对“邪恶鸳鸯”又在停车场上演了一场“致命邂逅”，目标是20岁的法比安。依旧是莫妮克的温柔陷阱，米歇尔随后的暴力行径，以及那致命的一枪，让法比安的人生戛然而止。米歇尔在这段时间里，如同游走在两国的恶魔，受害者年龄跨度之大，令人咋舌，有的至今仍下落不明。
    更让人瞠目的是，米歇尔居然在阿登地区买下了一座18世纪的古堡，这得益于他在狱中结下的“财富之缘”。狱友让-皮埃尔·海利高克是个银行抢劫犯，无意间透露了宝藏的秘密。米歇尔出狱后，找上了让-皮埃尔的妻子法丽达，用残忍的方式解决了她，顺手牵羊般拿走了宝藏，摇身一变成了古堡主人，继续他的罪恶游戏。
    莫妮克的存在，无疑是米歇尔最好的掩护。她怀孕的身影，成了最不动声色的诱饵。1988年，莫妮克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在停车场上演了一场“无助孕妇”的戏码，法比安出于好心，踏上了这辆通往噩梦的车。悲剧再次上演，善良成为了致命的弱点。
    这一系列事件，就像是一场由黑色幽默编排的剧本，只是，所有的笑点都被人性的阴暗吞噬，留下的，只有一幕幕无法挽回的悲剧。
    话说回来，莫尼克怀孕那段时光，简直是她眼中的犯罪“黄金时代”。
    米歇尔这边，犯罪欲望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他那扭曲的仪式感更是升级，强暴之余还强迫受害人上演“斯德哥尔摩式谢幕”——“您愿意效劳吗，亲爱的先生？”接着再来句“多谢款待，先生！”这剧情，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警方一统计，光是确认的受害者就多达十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米歇尔的罪孽恐怕远不止于此。
    比利时警方好不容易逮住了米歇尔，这家伙嘴硬得跟核桃似的，拒不认账。倒是莫尼克，一股脑儿全招了，还说是被米歇尔胁迫的。其实啊，她不过是想少蹲几年大牢，毕竟那会儿比利时还有个马克·杜特斯夫妇，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主，那妻子才判了30年，可把莫尼克吓得够呛。尽管积极配合，她还是领了个28年的“牢狱套餐”。
    被捕后，米歇尔和前妻的孩子受不了这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2006年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两年后，法庭上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米歇尔和莫尼克被双双打包送进了无期徒刑的“豪华包厢”，终身不得翻身。
    案子虽尘埃落定，却在法国和比利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米歇尔明明有前科，怎么还能跑到比利时当老师，跟小朋友们混得跟哥们似的？这不是给“小绵羊”们敞开了大门嘛！
    为此，法国痛定思痛，出台了一项新法规，专治各种不服的性犯罪者，不仅要登记在案，还得随时gps追踪，确保孩子们的世界不再有这些“怪蜀黍”的阴影。这下，安全网算是织得密不透风了。
    二
    在那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法国人安德烈·班比斯基绑架了那个杀害他女儿的凶手。你问他为啥这么做？哎，这不就是为了给咱小公主讨个公道嘛！正义可不是靠嘴皮子说说的，得来点实际行动才行！
    每当想起他那如花似玉、却惨遭不幸的女儿，安德烈的眼眶就会不自觉地湿润。那个活泼可爱、金发碧眼的小姑娘，总是笑得像朵盛开的花儿一样，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
    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1982年的夏天，地点呢，是在德国。7月9日那天，星期五，阳光正好，14岁的卡林卡·班比斯基兴高采烈地结束了冲浪，蹦蹦跳跳地往家里赶。
    她们家啊，就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康斯坦茨湖畔，林道镇的一座小别墅里。那不仅仅是一个家，更是她母亲丹妮和继父迪特尔·克伦巴赫精心打造的温馨小窝。
    每次卡林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镜子前，瞅瞅自己那天是不是又晒黑了点儿。毕竟，她可是个爱美的小姑娘嘛！
    这卡林卡的家族史啊，说起来还有点儿复杂。1967年，她出生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父亲安德烈是法籍丹麦人，但他的根在波兰。想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小安德烈和他的父母被德国人从波兰掳到了德国的集中营，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子竟然都熬过了那段苦难岁月，战后定居在了法国北部。
    安德烈长大后，干起了会计师的行当。后来呢，他和美丽的丹妮结了婚，小两口就一起奔摩洛哥去了。在摩洛哥，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卡林卡。这名字啊，是波兰马祖里湖岸边森林里的一种花朵，可见他们对这孩子是多么地珍视和喜爱啊！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卡林卡竟然惨遭不幸……哎，说起来都是泪啊！所以，安德烈才会出此下策，绑架了那个凶手，想要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1976年，安德烈·班比斯基夫妇决定回到法国，在迷人的佩奇布斯克小镇安了家，不久后，家里又添了个新成员——尼古拉小宝贝。
    在佩奇布斯克的日子里，安德烈夫妇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迪特·克伦巴赫的德国心脏病专家。这老兄，是个鳏夫，身边还跟着俩娃。安德烈当时可没想到，这位老兄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惊喜”。
    哎，说起这迪特·克伦巴赫，安德烈妻子丹妮可是疯狂地迷上了他。两人常常偷偷跑出去约会，安德烈愣是被蒙在鼓里。纸终究包不住火，安德烈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丹妮倒是爽快，没反对，法院最后把卡林卡和尼古拉的监护权交给了安德烈。
    不久后，丹妮就跟着迪特·克伦巴赫和他的两个孩子跑到了德国。安德烈心里那个气啊，真是无处发泄。
    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丹妮和迪特·克伦巴赫又跑回了法国，向安德烈讨要卡林卡和尼古拉的监护权。安德烈无奈，只好把监护权交了出去。丹妮立马把卡林卡送进了林道镇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
    卡林卡可不喜欢那儿，她决定新学期就回到最爱的法国和父亲一起生活。但在回去之前，她有个小心愿——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黑黑的。
    这时，她的继父迪特·克伦巴赫出现了，他说可以给她注射一种神奇物质，让她快速晒黑。这故事听起来挺玄乎的，但迪特·克伦巴赫就是这么告诉医生和警察的。不过呢，这都不重要了，因为卡林卡·班比斯基，她死了。
    就在1982年7月10日星期六上午9点，卡林卡被发现死在了床上。迪特·克伦巴赫告诉医生，昨晚7点半左右，他当着丹妮的面，给卡林卡注射了那种物质。晚上10点半，他还去卡林卡的卧室看她，给她带了一杯水。午夜时分，他又去了卡林卡的房间，因为她房间的灯还亮着。卡林卡说她不困，于是迪特·克伦巴赫给了她一块安眠药。
    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迪特·克伦巴赫发现卡林卡已经离世。这故事听起来就像个悬疑小说，可惜，结局太过悲惨。
    在卡林卡·班比斯基离奇的死亡案件中，迪特·克伦巴赫始终像个谜团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他为何一次又一次地进出卡林卡的卧室？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就像他那张总是挂着谜样微笑的脸庞。
    7月12日，星期一的下午，阳光炙烤着大地，但梅明根镇的医院里却弥漫着一股肃穆的气氛。卡林卡的尸检即将在这里进行，地点距离林道镇整整45英里。
    验尸室里，两名验尸外科医生霍赫曼博士和多赫曼博士正在忙碌着。他们身旁站着一名检察官、一名林道镇的警察，还有一个人影，那就是迪特·克伦巴赫。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那招牌式的微笑，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
    验尸报告由医生们口述，随后被打印出来，整整16页，详细记录了卡林卡的死因。霍赫曼博士和多赫曼博士的声音在验尸室里回荡：
    “卡林卡的身体已经高度分解，这说明她死亡后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久了。”
    “她的右上臂静脉有注射血痕，身上还有两处注射痕迹，分别在胸部和右腿。”
    “她的胃、食管、肺里都有未消化的食物，这让我们对她的死因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
    医生们的话让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然而，最让人费解的是，卡林卡的身体为何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处于高度分解状态？她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是窒息？还是心力衰竭？这些谜团都未能解开。
    卡林卡的死亡时间被确定为7月10日星期六早上3点到4点之间。但她的胃、食管、肺里都有未消化的食物，这让人不禁对她的死因产生了更多的猜测。
    在这段时间里，迪特·克伦巴赫从未被警方正式盘问。他的问询仅仅是在电话中进行的，而他的回答也始终含糊其辞，让人捉摸不透。他究竟在这起案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的微笑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这一切都像是一个待解的谜团，让人无法释怀。
    迪特·克伦巴赫，这位温文尔雅的德国心脏病专家，在电话里给警方讲的故事，跟他在林道医院急诊室对医生的说法，简直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
    他说卡林卡·班比斯基啊，这小丫头贫血得厉害，总是没精打采的。于是，他就当着卡林卡母亲的面，给她注射了贫血疫苗，那可是晚饭过后的事儿。
    他还特别强调，他给卡林卡静脉注射的是钴铁剂，听说这玩意儿是治疗缺铁性贫血的良药。不过啊，据说皮肤学家和美容师以前也用它给那些想晒成古铜色的人，不过因为风险太大，现在早就没人用了。
    他还说，到了午夜时分，卡林卡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给了她一片药片。这药片啊，可是个厉害角色，既是镇静剂又是肌肉松弛剂，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严重焦虑或者癫痫的人。不过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影响注意力和警觉性，还可能让人做噩梦、产生幻觉。
    迪特·克伦巴赫接着又说，第二天早上他发现卡林卡躺在床上没了呼吸，他就赶紧给她注射了多巴胺和二氢吗啡酮。前者能提升心率和血压，后者则是镇痛药，相当于麻醉剂了。
    警方听了他的说辞，居然没一个人继续追问，连卡林卡的其他家人也没被问过一句。
    安德烈·班比斯基呢，直到周六上午11点才接到前妻丹妮的电话，得知女儿的死讯。他伤心欲绝，愤怒不已，质问丹妮女儿的死因。丹妮却告诉他，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几天后的尸检结果。
    安德烈悲痛地表示，他希望女儿能葬在佩奇布斯克的公墓。丹妮当时也同意了，可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质问安德烈为什么告诉检察官他想火化女儿的尸体。安德烈一头雾水，因为他根本没这么想过。
    就这样，卡林卡的尸体被搁置了整整六周。直到8月17日，警方才宣布停止调查，认定她的死与谋杀无关，但具体原因却没说。
    在佩奇布斯克的葬礼上，安德烈站在女儿的坟前，发誓一定要让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坚信女儿的死并非自然，这背后一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9月22日，星期三，卡林卡·班比斯基离世已经整整10周了。这天，安德烈·班比斯基收到了一份德语验尸报告。看着满眼的德语，安德烈哭笑不得——他的德语水平可没那么高。于是，他只能耐着性子等翻译，16天后的10月8日，他终于看到了中文版的报告。
    一读报告，安德烈的心就像被重锤猛击了一下。他几乎可以断定，女儿卡林卡是被谋杀的，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她的继父迪特·克伦巴赫。
    安德烈认为，迪特给卡林卡注射了某种药物，让她陷入了昏迷，然后趁机强奸了她。一想到这，安德烈就气得浑身发抖。
    一周后，他坐下来给德国的检察官写了一封信，要求重新检查分析在尸检过程中从卡林卡身上取出的组织样本。信寄出后，安德烈就开始焦急地等待回复。
    然而，他等了整整七天，才收到检察官的回信。信中检察官冷冰冰地表示，没有足够的理由重新分析组织，拒绝了他的要求。安德烈气得差点把信撕了。
    不甘心的安德烈在11月11日，从德国慕尼黑请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名叫罗尔夫·博西。这位律师可不是吃素的，他立刻写信给检察官，一一列出了关于卡林卡死亡的所有疑点。可惜，检察官似乎并不买账，连回信都没给一封。
    罗尔夫·博西可没打算就此罢休，他继续施压，要求重新分析那些组织样本，还想知道迪特到底给卡林卡注射了什么药物。这次，检察官终于顶不住压力，要求慕尼黑法医研究所重新进行检验。
    经过一番折腾，法医们终于给出了结论：卡林卡确实接受了静脉注射钴铁剂，还引发了一次不小的出血。他们猜测注射可能是在吃晚饭前后进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从注射到她死亡的时间应该更短一些——也许就在第二天早上三四点左右。
    同时，法医们也怀疑是这次注射导致了卡林卡的死亡，但他们排除了她窒息致死的可能性。至于卡林卡是否被侵犯，法医们则选择了保持沉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这让安德烈更加坚信，这背后一定有着更多的秘密等待他去揭开。
    安德烈·班比斯基读完那份验尸报告，心里五味杂陈，对结果深感不满。他再次拿起笔，给检察官写信，言辞间透露出他对于女儿是否被侵犯的强烈关切和疑惑。
    然而，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霍赫曼博士的信。这位老先生，是参与初步尸检的三位外科医生中的一位。信的内容简单直白，却也让安德烈的心再次沉到了谷底。霍赫曼博士表示，他对验尸报告没有任何新的补充，仿佛是在告诉安德烈：“这就是全部了，别再多想了。”
    安德烈不甘心，他再次追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卡林卡的性器官是否在尸检过程中被切除，以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霍赫曼博士的信中并未提及这一点，仿佛这个问题在他的眼中并不重要。
    时间来到了1983年初，安德烈·班比斯基终于等到了检察官对案件相关人员的询问。首先被询问的是丹妮，以及迪特·克伦巴赫的两个孩子鲍里斯和戴安娜。
    在询问中，丹妮的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她先是表示丈夫注射卡林卡治疗贫血时她并不在场，但随后又自相矛盾地说女儿身体一直很健康。她还提到，丈夫在星期六早上9点前叫醒她，告诉她卡林卡已经去世了。但对于女儿的死因，她却一无所知。
    鲍里斯的证词则显得有些模糊。他表示对那个星期五或星期六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但卡林卡确实抱怨过晒黑的速度不如她所愿。而戴安娜则说，她只记得案发当晚父亲从卫生间出来和她聊了一会儿，但对于其他细节则一概不知。
    卡林卡去世后，尼古拉·班比斯基回到了佩奇布斯克与父亲同住。四个月后，法国警方找到了他，进行了询问。他坚称妹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那个星期五白天和晚上都没有任何异常。他还说，他和妹妹在客厅里度过了一个晚上，直到她上床睡觉，但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至于他继父是否在周五晚上给妹妹注射了药物，他坚称没有。他是在周六早上被救护车的警笛声吵醒，才知道妹妹去世的消息。
    律师罗尔夫·博西收到了这四人的证词后，信心满满地向德国法庭提出了重新审理卡林卡一案的请求。然而，法庭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他的请求。
    此时的安德烈·班比斯基已经走投无路，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往林道镇为女儿讨回公道。一到那里，他就开始分发传单，将迪特·克伦巴赫描绘成一个强奸犯和杀人犯。这一举动激怒了迪特·克伦巴赫，他立刻起诉安德烈诽谤。最终，安德烈输了官司，不得不支付5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金给迪特·克伦巴赫。
    然而，这并没有让安德烈放弃为女儿寻求正义的决心。他知道，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是两年光景。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安德烈·班比斯基成了林道镇上的“传单侠”。他在德国和法国的媒体上频频发声，声音洪亮而坚定，仿佛一只不屈的雄狮在咆哮。他曾无数次呼吁两国政界人士关注他的案子，但回应他的，总是那无尽的沉默。不过，他并未气馁，反而愈发坚定了信念，成立了一个为卡林卡·班比斯基伸张正义的小组，成员们纷纷响应，短短时间内便聚集了三百多名热血的追随者。
    1985年，距离卡林卡·班比斯基离世已有三年半。安德烈·班比斯基再次向德国方面发起请求，希望他们能澄清验尸的真相。这一次，他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卡林卡·班比斯基的性器官在验尸期间被切除了！他愤怒地要求德国警方重新分析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冷冰冰的“不可能”——性器官已随尸体运回法国。
    安德烈·班比斯基心生一计，他想把女儿的尸体挖出来，但法国法院却告知他，没有德国方面的正式掘尸请求，他们是不会批准的。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安德烈·班比斯基的不懈努力下，同年12月，肯普顿法院终于发出了挖掘卡林卡·班比斯基尸体的请求。然而，在随后的检查过程中，法医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棺材里并没有性器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它凭空消失了？
    安德烈·班比斯基怒不可遏，他认为一定是霍赫曼博士销毁了这些器官，企图掩盖卡林卡·班比斯基被强奸的事实。毕竟，霍赫曼博士和迪特·克伦巴赫可是铁杆朋友啊！
    可惜，尽管有了这个重大发现，德国方面依然不肯重开这个案子。安德烈·班比斯基只能继续他的缉凶之路。
    岁月如梭，安德烈·班比斯基从壮年步入老年。他的女儿出生时他正值而立之年，而如今，他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然而，他心中的那份执着和信念却从未改变。1995年，经过无数次的周旋和努力，他终于使法国警察根据他提供的证据起诉了迪特·克伦巴赫谋杀卡林卡·班比斯基。然而，德国方面却拒绝将迪特·克伦巴赫引渡回法国受审——他们表示，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卡林卡·班比斯基被强奸和谋杀的证据。
    尽管如此，审判还是如期进行。审判当天，迪特·克伦巴赫并未出现在法庭上。最终，他因过失杀人被判处15年监禁。法国法院虽然未能确定他是否强奸了卡林卡·班比斯基，但裁定卡林卡·班比斯基的死亡是由迪特·克伦巴赫注射药物所致。
    在法庭上，丹妮提供了支持迪特·克伦巴赫的证据。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因此走到了尽头。
    虽然迪特·克伦巴赫已经被审判和定罪，但他却逍遥法外。因为他并没有出现在法国法庭上，也未曾受到任何处罚，依然在德国过着自在的生活。这让安德烈·班比斯基更加坚定了要将他引渡回法国受罚的决心。
    此时，许多迪特·克伦巴赫的德国女病人纷纷联系安德烈·班比斯基，她们声泪俱下地控诉迪特·克伦巴赫在给她们注射安眠药后强奸了她们。这些控诉如同一道道利箭，深深地刺入安德烈·班比斯基的心中。他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必须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时光匆匆，转眼已是1997年。这两年间，世界依旧在转，而安德烈·班比斯基的心结却未曾解开。
    法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从德国引渡迪特·克伦巴赫回国受审，而德国警方也对这位逍遥法外的医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德烈心里明白，这或许是因为法国不想因此事激怒德国，毕竟两国在二战中的那些旧账好不容易才翻过去。而德国呢，估计也是对法国的心思一清二楚，所以就这么一直拖着。
    不管安德烈怎么琢磨，事实就是迪特·克伦巴赫依然像个自由鸟一样，在外面过着风流快活的日子。这家伙搬家跟翻书一样快，但每次安德烈都能迅速掌握他的新动向；他每年都会往德国跑三四趟，就是为了确认迪特那家伙到底躲在哪儿。
    终于，在1997年，德国人开始对迪特·克伦巴赫感兴趣了。原来，有一对父母发现自己的16岁女儿在看病时被迪特通过注射安眠药给强奸了！这消息一出来，可真是炸了锅了。
    紧接着，又有5名病人站出来提供证据，说他们也遭遇了同样的噩梦。可你猜怎么着？迪特·克伦巴赫这老狐狸，最后竟然只被判了个两年缓刑，行医执照被吊销了事。
    这时候，法国终于急了，第一次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迪特发出国际逮捕令。可惜啊，德国那边还是不肯松口引渡他。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2006年。有一天，安德烈接到一个德国妇女的电话，说她发现迪特·克伦巴赫在科堡镇又开始行医了。安德烈一听这消息，立马就告诉了德国警方。
    终于，在11月20日那个星期一，德国警方出手了！他们把迪特·克伦巴赫给逮了起来，关进了大牢。这次，迪特因为非法行医和诈骗国家卫生系统，被判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徒刑。想想看，没有执照他还想收费？真是做梦！
    迪特在牢里待了几个月后，因为表现良好提前放了出来。他换了个地方住，然后又搬了几次家。最后，在施奈德格村的一条安静街道上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过上了他的“退休生活”。这家伙，真是会享受啊！不过，安德烈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2009年的春天，当慕尼黑市的樱花刚刚绽放，德国慕尼黑市高等法院的一纸裁决却像一阵冷风，让所有人心头一紧——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逮捕令被驳回了。这意味着，迪特·克伦巴赫，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心生恐惧的名字，依然逍遥法外。不过，他自由的日子也快到头了，毕竟，只要他不踏上法国的土地，就还能勉强维持这份“自由”。
    十月的某个星期六深夜，月色朦胧，慕尼黑市的一条静谧街道上，一位居民牵着爱犬散步。突然，他停下脚步，目光被路边的一辆车吸引。那辆车旁边，一滩血迹刺眼夺目，他认出那是邻居迪特·克伦巴赫的车。走近一看，他绊到了一只鞋，旁边还横放着一根警棍。他心中一惊，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迅速赶到现场，敲响了迪特·克伦巴赫公寓的门，但无人应答。随后，警方封锁了整条街道，并将他的公寓严密监视起来。而迪特·克伦巴赫，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已经被法国警方秘密抓捕，关进了牢房。
    与此同时，法国警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寻找安德烈·班比斯基。他们知道，这个坚韧不拔的父亲，一定会为女儿的死寻求一个公道。
    当警察找到安德烈·班比斯基时，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他坦然地告诉警方：“我没有亲自绑架迪特·克伦巴赫，但我把他带到了法国。这是我能想到的伸张正义的唯一途径。”
    原来，在2009年10月9日的前一个晚上，安德烈·班比斯基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镇的一家酒店大堂里，遇到了一个自称“安东”的人。安东告诉他，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的事情，决心要制止迪特·克伦巴赫逍遥法外的现象。他问安德烈是否同意将迪特带到法国受审。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安德烈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整个过程中，安东并没有向安德烈索要一分钱。就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安东和他的同伴们悄悄地将迪特·克伦巴赫带上了前往法国的列车。
    安德烈·班比斯基因此被警方以私设刑堂的罪名扣押。不过，在审讯过程中，他始终坚称自己是为了正义而行动。最终，他被判一年刑期，但缓期执行。而包括安东在内的三名“绑匪”，也各自被判一年徒刑。
    2011年的春天，巴黎高等法院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安德烈·班伯斯基站在法庭上，心中五味杂陈。他苦苦等待了29年的正义，终于要有一个结果了。当法官宣布维持1995年的判决，判处迪特·克伦巴赫监禁15年时，安德烈·班伯斯基长长地舒了口气。
    庭审结束后，他紧紧地拥抱了包括安东在内的三名“绑匪”。安东笑着说：“如果有需要，我会再做一次。” 安德烈·班伯斯基也笑了，他知道，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而那阵吹过塞纳河的凉风，也带走了他心中所有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