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不吃草，正好可以阐明明朝中后期官员们的俸禄。
    明代官员日常开支到底需要多少钱？
    明人李乐《见闻杂记》的记载，李乐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余。
    这或许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在内。
    可见，一个地方官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是每月2两余银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两银子。
    这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生活开支。
    若是在京城，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出许多。
    据王世贞《觚不觚录》记载，京城官员的消费，即使颇为俭朴，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
    若是不加节俭，更是高达每年600两—700两银子。
    又据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记载，稍为普通的读书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大致需要花费银子50两。
    很多人以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发家。
    其实并未尽然。
    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同样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与小官之间，生活境遇迥然有别。
    由此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一是家计富厚。
    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的官员群体中，如布政司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中均积至十余万。
    家资高达10余万两银子，显然已是相当富厚。
    即使新中的进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场趋奢之风，纷纷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这些官员大多已经相信，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日后的官场生涯得以维系。
    换言之，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厚的生计。
    二是家计清贫。
    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确乎有不少人的生计，仍然处于一种清贫的状态。
    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
    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称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极。
    但他被抄家时，所抄没之财，不过“六百金”，亦即区区600两银子。
    此外，薛国观居住的房舍，客厅只有三间，居室也不过四进而已，而且均是“世产”，即祖上传下来的房产。
    又如，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户普遍接受富户诡计的风气下。
    却从不接受他人投献、诡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仅有田25亩。
    至于那些身为官员典范的清官，更是无不家计清贫，其例俯拾即是。
    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员很多都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
    以观政进士为例，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机的上疏可知。
    他们在观政候选之时，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借贷。
    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
    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盘剥百姓和收受贿之外，只能挪用库银还债。
    明代官员的收入又如何呢？
    明代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支取。
    本色支取的俸给，又可分为三种：
    一是月米，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
    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绢米，即以绢折米，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通常为绢1匹，折银7钱。
    三是折银米，即以银折米，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
    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
    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
    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
    道里费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为：
    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
    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
    二是柴薪银。
    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
    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祯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
    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余。
    三是廪给银。
    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可见明朝官员的收入少得可怜。
    当然明代官员也有一些额外收入。
    一些官员会获得来自朝廷各种名色的赐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赏赉则相对更多。
    这部分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
    除此之外就是朝廷是赐给官员节钱，属于官员过节时的补助性收入。
    但仍旧不能让官员一家老小过上好日子。
    朝廷给的钱不足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官员们只有另想办法。
    一是官场交际收礼。
    如各省进京入贺的官员，全省府、州、县均需要赠送“赆仪及长夫”，其数有时多达300两—500两银子。
    二是贪污受贿。
    按照明代的俗例，每当朝觐之年，地方知府、知县以上官员，必人须没人拉一二千两银子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用。
    根据明末人陈子龙《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
    一个仅仅管辖百里的知县，从布衣身份，直至官拜御史、给事中，所费最少大约也要数千两银子。
    这些无端的亏空，府、县官员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后还是通过纳贿等加以补齐。
    二是通过侵克而增加额外收入。
    以宜兴县为例，据唐顺之的揭示，地方百姓为了供奉县官的饮食起居，每年将达100两银子。
    三是通过勒索、科贿而增加额外收入。
    根据成化十五年（1479）明宪宗所下圣旨的揭示。
    当时管理京城九门和通州各处抽分厂的内外官员，大多不遵法度。
    将那些原本不该抽税的柴米等项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当拦，巧取财物”。
    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
    以陕西盩厔县科派车辆、牛骡为例，每年科派的车辆多达三四百辆，折合成银价，相当于一县的均徭银数。
    这些科派的银两，最后均落入知县的私囊。
    既然你老朱家不给我草吃，我只能自己找草吃。
    既然我自己找草吃了，你老朱家的江山破不破灭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朝廷有没有钱也跟我没关系。
    所以，朱祁钰一登基就给各级官员涨俸禄，为的就是让官员们对大明能够用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