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这位在中国民间声名远扬的人物，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他的智慧之名，足以与三国时期那位智谋超群的诸葛亮相媲美，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天下刘伯温”。由此可见，刘伯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以及其智慧的影响力之大。

    毋庸置疑，刘伯温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如此，他凭借开国之功获封诚意伯，并得以世袭罔替，这份荣耀世代相传。

    而刘孔昭，则是刘伯温的第十四世孙，也是第六代诚意伯。若要谈起他的一生经历，按照东林复社那帮所谓君子们撰写的正史和野史来看，那可真是劣迹斑斑，罪行多得数都数不清。

    之前咱们已经提及过刘孔昭在朱由崧登基称帝一事中的表现，很明显，从客观角度出发，刘孔昭在此事中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然而，那些东林复社的君子们可不这么想，他们依据自己刚刚投靠的新主子——大清皇帝的观点来评判此事。由于此时弘光帝的皇位已不再被他们所认可，于是乎，刘孔昭便被这些人扣上了一顶“乱臣贼子”的大帽子。但咱们平心而论，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纯属胡说八道！

    这一点确实无法抹黑刘孔昭，然而东林君子们并未善罢甘休，他们继续深挖下去，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原来刘孔昭身上的黑料还真不少呢！

    首当其冲的便是他那得来不正的爵位。要知道，这“诚意伯”的爵位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

    想当年，洪武三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开国功臣，其中就有刘伯温，他获封诚意伯，而且这个爵位规定由其子孙世代承袭，每年还有固定的俸禄二百四十石。

    可是啊，自刘伯温去世之后，这诚意伯爵位的传承之路可真是一波三折、坎坷异常。尤其是刘伯温的长子刘链，更是命运多舛。在洪武十年的时候，当时权势熏天的胡惟庸对他百般迫害，最终逼得刘链走投无路，只能选择投井自尽来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由于受到胡惟庸一案的牵连，诚意伯爵位早在洪武八年就已被剥夺。就这样，一直到了洪武二十四年，随着胡惟庸案逐渐落下帷幕，朱元璋这才想起了刘伯温的功劳，下令恢复诚意伯爵位，并让刘伯温之孙、刘链之子刘焉成为了第二代诚意伯。算下来，从爵位被夺到重新恢复，中间竟然整整断承了长达十五年之久！

    “靖难之役”硝烟散尽之后，明成祖朱棣成功登上皇位，开启了新的统治篇章。此时，刘伯温的次子刘璟崭露头角，展现出一定的才华和能力。明成祖听闻其名，于是下诏命刘璟入朝为官。然而，刘璟却坚决不肯从命，并且毫不畏惧地说出了一句在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话语：“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

    此言一出，犹如巨石入水，激起千层浪。明成祖龙颜大怒，认为刘璟之言乃是大逆不道，不仅将刘伯温整个家族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之中，更是直接导致了刘伯温家族的悲惨命运。不久之后，刘璟在狱中含恨自尽，而曾经荣耀无比的诚意伯爵位也随之被剥夺。

    就这样，刘家失去了爵位，这一状况一直持续了将近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到了嘉靖十一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的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初登大宝的明世宗深知自己地位尚不稳固，为了巩固皇权、拉拢人心，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和笼络朝中的勋贵大臣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世宗开始着手恢复一些开国功臣后代的爵位。诚意伯爵位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番周折，刘伯温的第九世孙刘瑜终于得以重获祖上的荣誉，被复封为诚意伯。此后，每年可以领取七百石的俸禄，成为了第三代诚意伯。

    随着时间的推移，诚意伯爵位传承至第四代诚意伯刘世延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这位刘世延竟然也是个性格桀骜不驯之人，如同一个不安分的搅屎棍子一般，屡屡违反国家法律，甚至多次被判处死刑。不过，由于他的先祖乃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朝廷念及旧情，最终只是夺去了他的爵位，让他在家闲居度日。

    话说那刘世延不幸亡故于万历三十三年，然而命运弄人，他的诸位儿子竟皆先他一步撒手人寰。所幸刘世延尚有两个孙子存于世，其一乃庶出之长孙刘荩臣，此子正是刘孔昭的生父；其二则为嫡孙刘莱臣。

    依循那嫡长子继承制度之规定，原本理应是嫡孙刘莱臣承袭爵位才对。怎奈彼时刘莱臣年纪尚幼，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为防爵位无人承袭而断绝传承，无奈之下只得让庶长孙刘荩臣暂且借袭爵位。待到嫡孙刘莱臣成年之后，再将爵位归还予他。此种做法在明代可谓屡见不鲜，乃是一种常见的爵位承袭方式——借袭。

    不过此事却引发诸多争议，令人诟病之处在于，刘荩臣过世后并未如先前约定那般将爵位归还给刘莱臣，反倒是其儿子刘孔昭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爵位。要知道，勋臣爵位的承袭向来都是关乎朝廷的重大事务，按常理而言绝无可能发生冒名顶替、擅自承袭之事。那么，为何会出现这般状况呢？想来唯有一个可能，便是那刘莱臣已然先行离世，且在此之后也未再有比刘孔昭更为合适的继承人选。

    于是乎，那所谓东林君子们精心编织出来的关于刘孔昭杀害叔父以夺取爵位之事的流言蜚语，竟如野火燎原一般迅速传播开来。而在这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位名叫计六奇的史学家，此人着有两部书，分别名为《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令人诧异的是，在他的着作之中，竟然也对这桩子虚乌有的事件有所记载。

    然而，此事究竟有多么荒诞不经，想必已无需多言。要知道，在那个礼教至上、纲常为重的大明王朝，如果刘孔昭当真胆敢犯下如此忤逆人伦之举，恐怕还未等天子动手惩处，别说是东林一党，即便是素来声名狼藉的阉党之人，也断不会轻易放过他。

    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刘孔昭正式承袭爵位，成为第六代诚意伯之前的数年光阴里，他根本未曾踏入过政治核心圈子半步，仅仅从事着一项明代多数勋贵大臣皆会承担的差事——代替皇帝前往陵园祭祀先祖。身处这般远离权力纷争与政治漩涡的境地，即便刘孔昭有心效仿宋太宗赵光义，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高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第二件事情则是针对东林党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展开的一系列打压行动，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所谓的“妾冒妻封”事件，最终导致倪元璐被剥夺官职，黯然归家。

    说起这倪元璐，那可是名臣袁可立和孙承宗的得意门生。想当年在天启年间，由于与袁、孙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幸遭到了阉党的无情打压，可谓是历经磨难。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待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后，倪元璐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凭借着自身卓越的才华以及颇高的声望，逐渐崭露头角。崇祯帝对这位才子也是青睐有加，十分看重，正因如此，倪元璐的仕途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按照东林党那些自诩为君子之人的说法，崇祯帝有意让倪元璐进入内阁担当重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顿时令时任首辅的温体仁惶恐不安起来。毕竟，无论是从才华还是名望方面来比较，倪元璐都远远超过了温体仁。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温体仁深知一旦倪元璐成功入阁，自己的地位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乎，为了阻止倪元璐踏入内阁之门，温体仁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毒计。

    他暗中许诺给予刘孔昭提督京营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唆使刘孔昭上疏弹劾倪元璐。刘孔昭得到好处后自然是言听计从，随即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折，诬陷倪元璐犯下了“妾冒妻封”之罪。据这份奏疏所言，倪元璐的正妻陈氏明明还健在人世，但他却让妾室王氏享受到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诰封待遇，这种行为无疑是公然违背国家礼法，实乃大不敬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就因为这么一件莫须有的罪名，倪元璐竟然就这样被剥夺了官职，被迫闲居在家。

    按照东林君子们所宣称的观点来看，在此之前，倪元璐已然和其原配夫人陈氏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他新迎娶的王氏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正室妻子。那么，又何来小妾之说呢？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可是，倘若我们依照东林君子们平日里抨击他人的方式来推断，如果仅仅因为倪元璐与正妻离异这件事，就能够给他安上个“陈世美”这般不堪的声名，那对他的弹劾都算是从轻发落了。显而易见，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东林党一贯以来的行事风格——对待别人严苛至极，而对于自身却是宽容放纵、毫无约束。

    第三项罪名则是发生在刘孔昭担任操江提督期间。

    众所周知，按照东林君子们的观点来看，自明代中后期起，“以文制武”已然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便是在提督操江这样重要的职位上也毫不例外。通常情况下，会由功勋卓着的臣子来统领兵营，而御史和文官们则从旁协助管理，说白了也就是对这些勋臣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然而，刘孔昭由于始终有文官在侧掣肘，导致他难以实现各方力量的统一协调。令文官们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他居然成功地将操江御史驱逐出位。

    如果单纯从制度层面去考量，或许这一行为的确有不妥之处。但只要我们稍稍思考一下明末那些文官们的品行与操守，便不难理解为何笔者会选择站在刘孔昭这边了。

    至于第四项罪名，则是关于他排挤史可法、簇拥马士英以及阮大铖一事。

    关于这点，咱们在前文中其实已经有所提及。说到底，这仍旧属于东林复社那帮所谓“君子”们内部的权力争斗罢了。刘孔昭顶多只能算是这场朝堂之争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已。若有人因此就指责他是奸臣，那说出这种话的人简直就是厚颜无耻至极！要知道，此时此刻，这帮口诛笔伐之人早已剃光了头发，心甘情愿地跑去做了清朝的官员啦！

    实际上，在弘光朝时期，党争之激烈堪称严重至极。然而，将这一切归咎于刘孔昭一人显然有失偏颇，东林复社、勋贵群体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等各方势力皆难辞其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林复社对于弘光朝的急速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彼时的刘孔昭，已然成为南明勋贵中的翘楚人物。他不仅与首辅马士英结为同盟，更手握重兵，权势滔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权倾整个弘光政权。身为勋贵之首，刘孔昭自然渴望能够进入内阁参与辅政。但那些文官却以从未有过勋臣入阁的前例为由，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可就在吏部尚书张慎言提议起用吴兢、郑三俊等文官入阁时，刘孔昭却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随后，他更是纠集了众多滞留在南京的勋贵们一同现身朝堂之上，公然指责张慎言等人为阴险狡诈的小人，只知道推荐文官，完全瞧不起他们这些勋臣武将。其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当初我想要入阁之时，你们百般阻挠，如今轮到文官入阁，你们倒是欣然应允。

    文官们同样不甘示弱，他们言辞激烈地指责勋臣们不仅没有想着前来救驾勤王，反倒趁着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大肆拥兵自重，肆意妄为，给国家带来无尽的灾祸和混乱政局。于是乎，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退让半步，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文武对峙局面。

    然而，俗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手握重兵的勋贵们显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在这般咄咄逼人的态势之下，弘光帝无奈至极，只得将张慎言革去官职。没过多久，就连与史可法齐名的“南中三贤相”中的高宏图和姜曰广，也都遭到排挤而被迫离开朝堂。如此激烈的内部争斗，直接导致弘光政权从诞生之初便欠缺应有的稳定根基。

    到了弘光元年五月，清军在扬州成功击溃史可法所率领的军队之后，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丹阳、句容等要地，并一路长驱直入，直奔南京而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曾被崇祯帝倚重视为股肱之臣的忻城伯赵之龙、抚宁侯朱国弼以及钱谦益等人，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打开城门向清军投降。就这样，清军未损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京。

    弘光政权已然落下帷幕，然而刘孔昭的传奇生涯远未终结。作为肩负长江防务重责的提督操江，刘孔昭在面临弘光帝前来投靠时，竟断然予以回绝。此举无疑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无论如何也难以洗刷干净。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向来以正义自居的东林复社君子们，在此事上竟然噤若寒蝉，绝口不提对刘孔昭的指责与批判。

    个中缘由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能够有资格抨击刘孔昭的人，大多早已归顺满清，沦为其臣子。而他们的新主子根本就不认可弘光帝的皇帝身份，这些做了奴才的东林复社君子们自然不敢忤逆主子之意，胡乱言语半句。就这样，在无情地拒绝了朱由崧后，率领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的刘孔昭，开始在南明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之间游移不定。

    本来，刘孔昭可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之后裔，加之手中握有重兵，乃是名副其实的勋臣。即便到了这般田地，他依旧如同一块诱人的香饽饽，本应该令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垂涎三尺，无不希望能将其招致麾下，从而增强自身的实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隆武政权的兵部尚书卢若腾对于刘孔昭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不仅如此，他还坚决地站在了对立面，竭力反对隆武帝招揽刘孔昭入朝为官。个中缘由其实并不难理解，实在是因为刘孔昭曾经把东林复社众人给得罪得不轻一般，结下了深深的仇怨。而此时此刻的隆武帝，在军事方面不得不倚仗郑芝龙的势力，同时在政治层面上更需要与以东浙地区作为根基的东林复社那帮君子们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隆武帝最终也只得无奈放弃了招揽刘孔昭的想法。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刘孔昭别无选择，只能跟随马士英一起转投向鲁王监国政权。投靠鲁监国之后，刘孔昭很快就接到了来自鲁监国的命令。原来，鲁监国想要让他打着借饷的旗号出兵去攻打隆武政权所管辖的温州府。一方面有着之前在隆武政权那里遭受过的奇耻大辱，另一方面又有新主下达的明确指令，刘孔昭自然是毫不犹豫、满心欢喜地领命出征了。

    唉！不得不说，这种行为着实有些卑劣无耻，完全不符合做人应有的道德准则。但遗憾的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隆武帝的帝号连满清都不予承认，所以这件原本足以让刘孔昭遗臭万年的丑恶行径，竟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揭露和批判。

    随着弘光、隆武、绍武这三位皇帝先后被俘，或遭杀害又或是自杀，在接下来漫长的十年光阴里，刘孔昭始终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抗击清兵的伟大事业之中，如此行径倒也算对得起他祖上的荣光了。

    时间来到鲁监国十一年，也就是顺治十三年的时候，清军气势汹汹地挥师直逼舟山而来。在此危急时刻，刘孔昭临危受命，肩负起守卫舟山的重任，并毅然决然地率领着部下与来势汹汹的清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会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自那一战过后，刘孔昭便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极有可能已经壮烈殉国了，毕竟在海上作战，掉到海里阵亡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更何况在舟山沦陷之后，他的儿子刘永锡悲愤交加之下选择投水自尽，如果身为父亲的刘孔昭还活着却选择逃亡，那实在是不合常理之事。

    回首刘孔昭这一生，单就这最后以身殉国之举，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并为之称赞不已。正所谓真正的勇士从不畏惧失去自己的头颅，在这关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刘孔昭能够舍生取义，以生命扞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着实当得起“忠义”二字。

    只可惜那些投降清朝的东林复社文人墨客们，仍然对他百般诋毁，口口声声称他为“奸臣”、“权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真叫人唾弃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