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常洵势不可挡文臣们倒是将国本抛弃了，这也正常，所谓国本一方面为了文臣有一个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郑贵妃强势今后不好办而已。

    如他们真是如此坚持这样的原则，就不存在后面福王潞王之争了，早就痛痛快快让福王第一时间继承皇帝了。当然这不是说可改变结局，至少如原则应该一致与坚持而不是实用主义。

    让常洛继位比较符合文官利益于是他是否继承皇位就是国本，常洵太强势超过朱棣坚持下去会掉脑袋，这国本就可以改为立贤，此时土地兼并严重、财政恶化下立贤比立长优先。

    有这遮羞布文臣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常洵将继位的现实，同时他们也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继续为大明掌舵，等常洵一步步展示出有另类却完整的政治理念与成熟的政治手腕，还有不急不躁的计划他们崩溃了。

    特别是年轻一辈还可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瞧下面会否有转机。甚至是有一些理想尚存的年轻进士觉得常洵有明主潜质，有些欲投靠的人也渐次出现了。

    于是赵志皋告病求去，对他常洵也不会多留的，因为确实是年老多病。但王锡爵成了首铺却是另外动起脑筋，觉得万历此时将权交给常洵时间一久可能产生矛盾，可否从这打开缺口见机而作。

    那知这时宫中渐渐传出天气转暖时万历带郑贵妃将去杭州那边，因为那里在建造一个新皇宫造了一年，有部分区域可以居住了。

    这话让王锡爵吓了一跳，心想这父子藏了如此多秘密，还连在杭州那边造个皇宫一年多也无人知道呢？再说万历一离开他的计划剩下多少可能呢？觉得没什么希望他也闹请辞了。

    王锡爵的请辞常洵一样照准，连张位等及六部的人要走他也一样照准不误。反正这些人本来最为保守也年老了思想顽固，年龄放这时也确实是该退休了。

    于是索性放话年过七十只要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辞官即批，五品以下六十岁也一样。岗位责任制后会严格要求，别恋栈不去到时因误事被斥退。

    一方面放那些灰心官员离开，另一方面肯定会提拔人才，只要肯靠过来常洵多少会先予以重用一下的，至于他们历史上的表现如何他也不知道，而且人都有二面性。

    如曹操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常洵见到一个人的名字觉得他也是如此，这个人就是温体仁。历史上他后面在崇祯手上当了好几年首辅，虽说没什么其他各派如东林、浙、楚各党喜欢能在他手上当几年真是不容易，且也基本上不贪。

    所以历史上将他当作奸臣者居多，常洵却是准备用他为政务秘书。温体仁还是去年才成为进士，常洵对他乃是翻了官员名录才想起他这个名人的。

    其实如徐光启、孙承宗这二人让他记住外，其他人真不多，如宋应星可以算一个。可惜前二人还未成为进士，之前招揽不成这时也不会肯以举人出来干事的。后一个人问了江西人没问到，也只能算了。

    其他翻了名录记忆起的人有毕懋康，他也是去年的进士。按常洵记忆他应该在军械上有所成就，就让他当了自己的工业秘书，这秘书兼带军工方面的。

    其他如孙慎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叶向高、万历十一年进士；朱之藩、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熊廷弼、去年进士；袁可立、万历十七年进士；王在晋、万历二十年进士；韩广、与王在晋同年；董其昌、万历十七年进士；沈有容、万历七年武进士等等。

    上述那些‘名人‘即常洵看到名册可以记起来的人，因他派人接触，这些基本上都是年轻新进士大部分对他的‘招揽‘给予了比较正面的回应。

    如此结果也是正常，原因在于这些读儒家经典的人十分奇怪。历史上他们会为一个政权殉身，却少有为一个民族而殉身的。

    为何如此乃是他们辅助任何政权都是比较致力于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至少也是为了将儒家的东西保留下来，因为这东西才是人类大同的终极目标。

    至于殉身乃是因这个君主、这个政权予他的知遇之恩，让之有发挥余地的恩赐。所以那殉身只是尽忠尽职，之所以反异族会强烈太多还是他们的野蛮、血腥、反文明、反人类，民族大义真不多。

    正是如此孔子后裔贼来降贼、寇来降寇实在属于正常操作，也获得了读书人认同的。换作以大义及民族节义，这样的行径不说废了孔子的祀，至少将投降这一支的人废黜了，换一支系的人奉祀总可以吧？可历史上有没有呢？

    如元时那一支孔系后人算得上独一无二，搬家去了南宋，可是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北伐成功后，这孔府里仍然是元立起来的那一支系人，没有将南迁的孔子后人送回来继承。

    虽说南孔后来一样降了元，可是他们多少有过一次算得上决裂的选择。至于现在留住在孔府由元人扶起来的这一支，历史上不久就会谁来降谁根本没什么节操可言。

    历史上多少读书人因自己失意而主动助贼助寇，且对华夏造成巨大危害灾难的？多少文臣最后不仅没有殉身以报君恩国恩的？多少文臣对率畜食人的异族奴颜婢膝，最后还竭力维持的？

    正是知道那些读书人的底，知道儒家思想的忠孝节义只有私德，常洵根本不担心自己会被他们集体抵制，那是不可能的连李自成进京还不是绝大部分文臣投降了不算还开门迎接。

    那时他们只希望自己还可能获得这个缺乏完整政府与臣子的政权重用，至于儒家思想的东西只能慢慢来。还有如杨涟反魏贤忠那样反对李自成对士绅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劝谏也会和语细声。

    实际上读书人最是看人下菜，朱元璋时的臣子与万历时的臣子根本不似一类人。还有如常洵之前如招揽他们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偏帮几句话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可能人人肯。

    可这时让他们投靠过来却是一句话的事，甚至是会有人认清形势后千方百计投靠过来。而且是这投靠名正言顺，他们是大明的臣子帮大明代政干事乃是本来应该的。

    只有赵志皋之类老臣才会告病而去，这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年龄大了干不了几年。再说常洵看起来十分有主见，他们的权力会大幅度缩水还不止，接下来大明肯定会进入一个君主不好伺候还不知会如何改革的阶段。

    于他们而言犯不着再趟浑水了，只是就算是他们对常洵充满怨气却仍然不敢出一句恶语。原因非常简单，这常洵搞不好行事风格会类朱元璋或朱棣，他们老了可还有子弟与家族在，对常洵再不满也不想遗下祸根。

    当然常洵这时找的人都是新入官场，他们在这酱缸里还浸泡未久，有些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存在或为了个人积极向上放弃维护士绅利益。

    且这时也有一些新思维出现，如心学强调知行合一，李贽的思想愈加激进。所以如常洵的盐改也是有不少文臣叫好的，毕竟这时这样改革并非在损失普通民众利益下提高朝廷收入的。

    而且此时京报上刊登的一篇专题文章，揭开了血淋淋的一些事实。如大明财政这时入不敷出让许多事干不成，可实行盐引制按一万万人，人均五斤盐可以收税五百万两为什么实收只有一半？这时盐改提供的盐更好却更便宜？

    这样一对比支持常洵的文臣多了起来，并不局限于他派人接触并加予招揽的那些人。当然这些人中并非都是觉得常洵的改革对头，不少人乃是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