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要去罗曼捕捉天气，那儿离勃楠有二十法里。他明早四点钟去，上午去，中午到，不过傍晚即可返回。他做好打算，便爬上了阁楼。

    这类阁楼屋顶和地板构成斜角，稍一走动就碰脑袋。人要逐渐弯腰，才能走到屋子的尽头，如同走到命运的尽头。他推开门，一种过苦日子的艺术从屋子的每个角落展现出来：她在冬天不生火，在暗处不点灯；她靠坐在睡垫上，盖的被子是裙子改的，穿的裙子又是被子改的。她手里攥着一封信，揉搓得厉害，手里是没做完的粗布衬杉。她看见鸣进来，就支起身子，微微欠身。

    她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一个不幸的女人在小城市里，素昧平生也是一件遮体的衣裳。她只说自己是位母亲，为了生计到此做工。来时，她带着黄金和珍珠，不过，她的黄金长在头上，珍珠含在口里。鸣第一眼瞧见她，像是见到了一只琥珀的蝉。

    “太太，明天不必为我准备三餐。”鸣不知道她叫什么，求宿者要报姓名往往特别为难；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直呼她的名字，仿佛世间有这么一个词，专门为像她这样的人而生。

    “明白了，先生。”这是一个极为受用的词。车夫管乘客叫先生，执事管贵宾叫先生，名媛管绅士叫先生。它冠在头上，也垫在脚下。她叫鸣先生，因为他既是学者，又是房主人——这间屋子是不收她房租的。

    鸣嘱托了几句，转身离开。

    “先生，这儿的冬天冷吗？”她突然问道。

    “冷。”

    “和费城比呢？”

    “比费城还要冷。”

    她放下信，继续做起手里的活儿。

    第二天清晨，鸣出了门。临走前，他望了望阁楼的窗户，那母亲已经开始做衣服；回来时，她还在做。

    从那天起，她愈发勤奋，愈发节俭，也愈发消瘦了。她做衣裳每天干十七个钟头，挣九苏的工钱，剩下的时间全部留给了咳嗽和啜泣；寄来的信越厚，她肺里的空气就越少，挤出的眼泪就越多；衣裙破了她也不再缝补了，袜跟磨破就往鞋里褪一截。鸣常常去照看她。他突然发觉世上有一种人，他们的面容不显苍老亦不显年轻，直到某一天才会猛然发现，“原来她已经到了这般年岁”。

    到了仲冬，她不做衣裳了——她被辞退了。监狱包工用女囚犯压低了工钱，他们不要自由女工了。鸣不再听见她的啜泣，平静就是她的愁容。

    隆冬时节，鸣要出趟远门，他爬上阁楼，想临行前看看那位母亲。他一开门，她就开口了：

    “粟粒热是怎么回事儿？您知道吗？”

    “知道，是一种病。”

    “那种病要吃很多药吗？”

    “嗯，要吃猛药。”

    “那种病是怎么得的？”

    “不知怎么就得上了。”

    “孩子也得那种病吗？”

    “孩子最容易得。”

    “能死吗？”

    “很容易死。”鸣答道。

    她点了一根蜡烛，铺开一封长长的信。鸣撇了一眼，那不像是信，更像是账单。

    到了晚上，她了下楼。

    次日，鸣上楼，发现蜡烛烧到了根。她坐在床上，浑身冻僵了，齐腰的长发换成了光头圆帽。鸣惊呆了，他好像看到这只蝉蜕了壳，变成了一颗皱的枣。

    她看着鸣，指着桌上两枚闪闪发光的金币。鸣怔怔地看着她，她明白他在看什么，说：

    “卖啦！我的孩子不再冷了，不再生病了。我给他穿上我的头发，吃下我的牙了！”

    她边说边微笑。烛光照亮她的脸。这是流血的微笑，淡红的涎水弄脏嘴角，口中有个黑洞。

    她微笑，微笑变成了大笑；她大笑，鸣也跟着她一起笑。

    忽然，她跳了起来，把屋子翻得一团糟。

    她掀开床垫，从补丁里抖出一苏钱。她笑得直咳嗽。

    鸣拍着地板，从夹缝里挤出一苏钱。他笑得直发抖。

    她翻出口袋，从衣裙里掏出一苏钱。她笑得咳了血。

    鸣摸着墙壁，墙根从里扣出一苏钱。他笑得哑了咽。

    “豁出去了！全卖了吧！”她喊着，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撕裂出来的。

    她直直倒了下去。

    她死了。

    鸣看着她，这会儿她又变成了一尊透明的像，青铜的臂膀，纯金的心。

    他抱起她。

    他想，他该去吊唁母亲了，因为现在，他的的确确有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