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弗兰克斯顿，这个安静的住宅区突然变得比午夜场的惊悚片还要刺激。先是有人发现自己家被“不速之客”造访，衣物惨遭“五马分尸”，接着又有一位女士宣称自己成了神秘窥视者的“眼中钉”。
    但要说最让人背脊发凉的，还得是特里西亚和姐姐唐娜那晚的惊魂时刻。
    特里西亚和她的姐姐唐娜、姐夫莱斯，三口之家住在一间温馨的三室小窝。时间跳转到1993年2月的一个夜晚，约莫十一点，莱斯送完外卖，和唐娜携手回家，一开门，一股“血腥玛丽”的味道就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循着这股不祥的气息，他们来到了厨房，眼前景象堪比恐怖电影现场：墙面和地板上，血迹像是抽象艺术作品，家里的猫咪成了牺牲品，肚子敞开着，一只眼珠瞪得像要弹出来，另一只眼珠却不知所踪，而那些被撕成比基尼秀场海报的照片散落一地，让恐怖气氛升级。
    浴室里，刚问世不久的小猫咪，静静地躺在血泊中，小生命就这样凋零，整个浴室被血色淹没，连马桶都未能幸免，像是被血染的海洋包围。
    其他房间也好不到哪儿去，碗柜碎了一地，照片被刺穿，衣物被撕成时尚界的“最新潮流”。回到客厅，惊悚片的高潮来了，电视墙上的血字“唐娜，你的日子到头了”仿佛在发出最后通牒，旁边的镜子上，剃须膏写下的“唐娜和罗宾”更是让人一头雾水。
    唐娜当场吓得腿软，她对这个“罗宾”毫无头绪，对发生的一切茫然无措。她颤抖着手拨打妹妹特里西亚的电话，确认妹妹安全后，一家人如同逃离鬼屋般，连夜收拾细软，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这场现实版的“恐怖夜”，成了他们永远不愿提及的噩梦。
    6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的弗兰克斯顿，阳光明媚的劳埃德公园却成了恐怖故事的开场。一位女士的遗体赫然出现在公园，场面堪比惊悚电影。她上半身裸露，脖子上缠绕着自己的内衣，几乎快要与身体分离，而胸前的六道深沟仿佛是恶魔的签名。腹部更是被刻上了诡异的十字架图案，上下左右，刀刀精准，令人不忍直视。脸部的伤痕更是触目惊心，鼻子肿胀变形，明显是遭受了极度的虐待。
    法医们加班加点，很快就确认了这位不幸的灵魂是18岁的大学生伊丽莎白·史蒂文，前一天她还活蹦乱跳，如今却成了冰冷的尸体。她的叔叔前一天报警说她失踪了，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
    诡异的是，虽然现场一片狼藉，宛如经典的犯罪现场，但法医却表示，伊丽莎白并未遭受性侵犯。这让警察叔叔们一头雾水，这剧本不按常理出牌啊！
    深入调查伊丽莎白的社交圈，警方发现这姑娘人缘不错，没有树敌，基本排除了仇杀的动机。他们推测，凶手可能是个随机作案的家伙，本想来个“临时约会”，结果遇到伊丽莎白的激烈反抗，一时冲动铸成大错。
    于是，警方在伊丽莎白最后现身的车站摆出了她的肖像模型，希望能勾起路人甲乙丙丁的记忆，找到那个可能见过她的关键证人。
    同时，警察们也当起了社区的“敲门砖”，挨家挨户地询问劳埃德公园周围的居民，试图捕捉到一丝丝不寻常的蛛丝马迹。然而，尽管他们敲得手指都要起泡了，却一无所获，仿佛那晚的劳埃德公园被施了隐身魔法，一切平静得过分。
    7月8日，阳光刚收起它最后一抹余晖，41岁的银行女侠罗萨·托特，结束了一天的金融战斗，踏上了回家的征途。不幸的是，命运给她安排了一位不请自来的“护花使者”。这位“骑士”尾随罗萨至一处隐蔽的角落，突然间，一手捂嘴，一手持不明硬物抵住她脑门，仿佛在说：“嘘，我们来玩个安静的游戏。”
    “别出声，否则你懂的。”男子低语，企图将罗萨拖入一旁的灌木王国。但罗萨岂是池中之物，她瞬间开启“生存模式”，用尽洪荒之力掰开那双罪恶之手，还附赠了一口“爱的印记”，瞅准时机，一脚飞踹，随即上演了一场现代版“赤足狂奔”。幸运女神眷顾，一辆恰逢其时的车成了她的“诺亚方舟”。
    安全抵达警局，罗萨气喘未定，迅速报案。警察叔叔们火速响应，赶到现场，却只见风过林梢，凶手早已无影无踪。
    罗萨的英勇自救，让人忍不住点赞，要知道，若是少一分坚韧，她的故事可能就变成了另一个悲剧的副本。
    然而，夜幕之下，命运的车轮未曾停歇。就在同一天，另一位主角的悲剧悄然上演。
    22岁的新手妈妈黛博拉·弗利姆，宝宝才出生12天，本应享受母爱泛滥的甜蜜时光，却因一罐奶粉踏上了不归路。超市之行，成了她人生最后的轨迹。
    四日后，黛博拉在一片农田被发现，生命定格在了24刀的残酷现实中，窒息的阴影笼罩着她，同样，她也未遭性侵，留下一连串未解之谜。
    警方的思维导图上，新的线条开始连接。连环杀手的世界里，女性往往是首选目标，若非财，必是色。但这位凶手，似乎对传统剧本不屑一顾，他的选择，透露出对女性的深仇大恨，同时，拒绝执行“标准程序”，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他复杂的内心戏，让人不禁揣测，他的性取向，或许是个未解之谜。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侦探们发现，黛博拉生前和任何人都没结过梁子，和伊丽莎白一样，除了同在弗兰克斯顿这片土地上呼吸，她俩就像两条平行线，毫无交集。这让警方头大，凶手似乎在玩“随机抽取幸运观众”的游戏，报复社会的意味浓厚，让人捉摸不透。
    这样的案子，侦破难度堪比大海捞针，凶手不按套路出牌，受害者没个特定模样，警方手里的线索寥寥，只知道有个“隐形人”在暗处磨刀霍霍，耐心等待下一轮“游戏”开场。
    说来也怪，或许是地广人稀给了犯罪分子天然的屏障，澳大利亚的连环杀手比其他国家少得可怜。但“弗兰克斯顿杀手”的横空出世，愣是把这片宁静之地变成了恐怖片现场。
    一时间，弗兰克斯顿的夜晚静得可怕，女士们晚上都不敢踏出家门半步，街道上安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房价就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都变成了“弗兰克斯顿的神秘杀手，见人就砍”的都市传说。
    邻居看邻居，都像是戴上了嫌疑人的眼镜，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疑邻盗斧”的氛围中。
    为了安抚民心，警方急中生智，开设了“防狼自救小课堂”，教女士们如何用高跟鞋和包包变成“女汉子”，在危机时刻上演自救大戏。
    可这波操作还没捂热，警方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
    7月30日，太阳还没完全收工，17岁的娜塔莉·罗素，骑着她的自行车，哼着小曲，穿越公园，踏上回家的快乐旅程。然而，命运给她开了个黑色玩笑，8小时后，她的身影再次出现时，已成了一场悲伤的发现——她的自行车静静地陪伴在她身边，而她，却成了残酷悲剧的主角。娜塔莉遭受的伤害，比前两位不幸的女士更加惨烈，她的脸颊和颈项被无情地刺伤，喉咙近乎被割断，生命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被粗暴地打断。
    然而，即便如此，凶手依然保留了他那让人不解的习惯——对受害者没有实施性侵。
    这次，凶手似乎是按照他的“经典剧本”进行，尾随，折磨，然后用刀锋或绳索结束生命。但百密一疏，他留下了一枚小小的“签名”——一块带血的皮肤残片，粘在娜塔莉身上。经确认，这皮肤不属于娜塔莉，显然是凶手在搏斗中留下的“自画像”。这下，警方手中的dna证据就像一把无形的锁，配上凶手手上那与之匹配的伤口，足以将他牢牢锁定在法庭的聚光灯下。
    而另一边，一名巡逻警察的报告让案件的拼图又多了一块关键碎片。当天下午，他在案发地点附近偶遇了一辆没有车牌的黄色丰田花冠，时间点正好吻合娜塔莉遇害的估计时间。警察上前查看，车内空无一人，但机智的他记下了车架号。无独有偶，一名敬业的邮差也提供了一条线索，称在案发前看到一辆行驶中的黄色丰田花冠，驾驶员似乎在玩“低调隐身”，座椅压得低到不能再低，生怕被人认出。警方迅速串联起这些线索，发现这辆神秘的车在之前的案件现场也曾低调亮相。
    三起案件，同一辆车，这背后的联系，显然不是简单的“缘分”二字可以解释的。
    话说警方顺着车架号这条线索，像侦探小说里那样，一路追踪到了丰田花冠的主人——保罗·查尔斯·德尼尔，一个21岁的小伙子，听起来挺青春阳光的，但咱们的故事可不走寻常路。
    下午三点半刚过，警察叔叔们决定给德尼尔家的电话来个“午后果汁”电话，结果只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寂寞忙音。于是乎，他们亲自上门拜访，敲门声咚咚响，却好似敲在了空气上，无人回应。不过，机智的警察们在门缝里塞了张纸条，内容大概就是：“亲，家里有人记得call我们哦，社区大调查，人人有责嘛！”
    五点一刻，电话终于响了，是德尼尔的女友打来的，警察蜀黍们演技上线，编织了一个“甜蜜的谎言”，告诉她这只是普通的社区抽样调查，他们俩幸运地中奖了，哦不，是被抽中了。
    紧接着，就像电影里的高潮部分，一群特警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德尼尔的小窝，几个领头的警察按响了门铃，而开门的正是咱们的男主角——一脸懵圈的德尼尔。
    德尼尔看到这么多警察来“做调查”，心里那个惊讶，脸上却写着：“哎呀，这是什么大场面，我只是个小老百姓啊！”当然，他还是客气地邀请警察们进屋坐坐。
    门一关，剧情急转直下，德尼尔就被警察叔叔们“温柔”地请上了“专属座位”。警察直奔主题，问起了那辆没牌的黄色丰田花冠，德尼尔倒是坦荡荡，承认车是他的。
    眼尖的警察还发现了德尼尔手上的伤口，特别是那个缺了一小块皮的地方，和案发现场的证据完美匹配，简直像是定制的。
    面对警察的追问，德尼尔开始编故事，说车半路罢工了，他只好弃车接女友去了。至于伤口，他说是修车时的“工伤”。
    警察们可不吃这套，他们心里已经给德尼尔挂上了“嫌疑人”的标签。
    接下来，德尼尔被请进了警局的vip包间——审讯室，面对镜头，他依旧在演无辜，说自己跟凶案唯一的联系就是报纸上的新闻。
    警察抛出了dna这张王牌，告诉德尼尔，科学不会说谎。
    “你们有凶手的dna？”德尼尔故作惊讶。
    “没错，现场留下了凶手的皮肤。”警察淡定回答。
    “结果啥时候出来？”德尼尔追问。
    “很快。”
    德尼尔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抬头，仿佛豁出去了：“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
    这就是“弗兰克斯顿杀手”的故事开端。
    咱们的主人公德尼尔，1972年的春天出生于悉尼，英国移民家庭的六分之一，排行老三。据说，他小时候脑袋瓜子受过一击，成了家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每次他干点离谱的事，大家都会调侃：“都是小时候那一下惹的祸！”
    撞头？这难道是解释他那些诡异行径的万能理由吗？比如，用小刀给妹妹的玩具熊来个“断头秀”，或者导演一场家庭宠物小猫的“吊唁会”，再比如，把邻居家的羊变成“解剖学教学标本”？这逻辑，恐怕连童话里的巫婆听了都要摇头。
    从小，德尼尔就是孩子堆里的“异类”。当别的小伙伴沉迷于游戏和滑板的快乐星球时，他却醉心于自制刀具，收藏各类“削铁如泥”的宝贝。学校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孤岛，他成了那个永远的独行侠。更尴尬的是，青春期的激素似乎特别关照他，让他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庞大”，活脱脱一个校园里的“巨人国来客”。
    12岁那年，德尼尔就和警察来了个“初次邂逅”，因为偷车被口头警告。两个月后，他又上演了一出“狼来了”的真人版，再次和警察叔叔“亲密接触”。15岁，他更是因为一桩令人咋舌的事件被起诉——强迫同学上演了一场“公开独奏会”。这成长轨迹，简直比过山车还刺激。
    时间滑到1992年，也就是他动手前的最后彩排，20岁的德尼尔在超市遇到了爱情，对象是莎伦·约翰逊，两人都在那儿打工。但好景不长，德尼尔因一次手推车“误伤事件”被超市“劝退”。随后，他搬去和莎伦开始了同居生活，而他们的邻居，恰好就是特雷西亚和唐娜姐妹俩。
    这段时间，德尼尔的行为越发离谱，情绪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失业接踵而至，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气。闲暇之余，他成了电影发烧友，尤其钟爱那部《继父》，里面的杀人镜头，他看得比复习课本还认真。
    对德尼尔而言，走上那条不归路，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就像一场早已预定好的“成人礼”。
    8月1日凌晨四点，弗兰克斯顿杀手德尼尔在被捕后，开始像播放老电影一样，缓缓回放他的“犯罪实录”。
    第一幕：伊丽莎白篇
    “7月11日，黄昏时分，雨幕如织，我躲在公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个人，随便谁都行，来完成我的‘仪式’。嘿，命运真是有趣，一个女孩从公交车上下来，就这么走进了我的‘剧本’。你说，是她的不幸，还是我的‘幸运’呢？”
    “我跟在她身后，像影子一样，雨声成了最佳的掩护。在那条孤寂的小路上，我用尽毕生演技，一手铁棍伪装的‘枪’，让她乖乖跟我走，她还以为自己在演《人质》呢。”
    “我们溜达到了灌木丛的隐蔽角落，我用‘枪’轻轻提醒她，别动，安静。她紧张得像只小鹿，我还记得她请求去半山腰方便，我就顺水推舟。那一刻，我明白，‘演出’即将达到高潮。”
    “我用尽全力，像拧湿毛巾一样掐住她的脖子，她倒下了。但你知道吗，人有时候就是这么顽强，她居然又醒了过来。于是，我的‘道具刀’上场了，那刀，用得我手都酸了，她终于不动了。我得确保她是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又来了一段‘踩踏舞’。最后，我把她安置在了水沟旁，布置成了犯罪现场的开篇。”
    警方听得直冒冷汗，忍不住追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德尼尔的回答简单直接，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就是想，就像有人偷走了我的生活，我也想体验一下偷走别人的感觉。”
    他叙述这一切时，冷静得像是在讲睡前故事，连刀柄断裂的细节都描述得如此云淡风轻，让在场的警察几度怒火中烧，却又不得不忍耐，因为他们深知，德尼尔是解开这场恐怖拼图的唯一钥匙。
    7月8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车站守株待兔，一个女士从人流中脱颖而出，成了我“剧本”里的新角色。我按照老套路，悄悄跟上，准备上演我的“惊悚大片”。但这位女士可不好惹，一口下去，我手差点成了汉堡肉饼，疼得我直跳脚。她借机逃跑，我紧追不舍，马路上空荡荡的，简直是天助我也。我追上她，上演了“别说话，小心脑袋搬家”的经典台词。
    警察叔叔好奇地问：“你打算怎么安排她的‘剧情’呢？”我耸耸肩，轻松回答：“没啥特别的，就是想带她去个安静角落，然后，嗯，你知道的。”
    接下来是第二幕，黛博拉的篇章。
    黛博拉逃跑之后，我转战kananook站，那地儿，晚上比月球还安静。我搭上了一趟随机巴士，直觉告诉我，那里会有新故事。果不其然，一位妈妈出现了，带着她的车和购物任务。我像忍者一样潜入车后座，完美隐藏。等她回来，车一发动，我的表演时刻就到了。我从暗处现身，用棍子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她乖乖听话。
    警察问我在车里发现了啥，我告诉他们，后座有个儿童座椅，显然，我遇到了一位超级妈妈。但这没让我犹豫，戏还得继续。
    我指挥她开车到了我的“私人剧场”，威胁她，让她别想唱独角戏。然后，我像变魔术一样，绳子从天而降，她好奇地伸手触摸，结果，就成了我手里的“活结”。几分钟后，她安静了。我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对着她比划了几下，她开始发出和上一位“女主角”一样的声音，那是一种让人难忘的咕噜声。完事后，我突发奇想，想看看里面的世界，于是，我用刀做了一次“外科手术”。完事我还得清理现场，树枝、藏刀、处理证据，我可是专业的。
    警察又问：“为啥选她？”我摊手，重复了一遍：“没什么特别原因，就是想来一场即兴演出。”
    时间轴跳跃到德尼尔坦白后的第十二个时辰，他缓缓揭开娜塔莉案件的神秘面纱，让原本已有些疲惫的警察瞬间脊椎发凉，仿佛喝了一杯冰镇咖啡，清醒又战栗。
    “这出戏，我可是预谋已久，剧本我都写好了。目标是在自行车道上捕获一名青春少女，带她穿越马路，进入保护区，完成我的‘艺术创作’。前一天，我就去现场做了布置，把那隔离带整得跟迷宫似的，每个洞都精心测量，刚好能让一个人猫着腰溜过去。”
    “到了那天下午，两点三刻，我的黄色丰田花冠就像个猎手，静候在路边。没多久，穿着蓝色校服的娜塔莉骑着她的‘风火轮’出现了。我尾随其后，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追逐游戏。在第二个洞口，我出手了，一招‘背后突袭’，一手捂嘴，一手持刀，我们就这样钻进了我的秘密花园。”
    “她像只小野猫，拼命反抗，估计那时候我手上的伤口就是这么来的。我告诉她，别动，否则就给她开个‘红领巾’。她求饶，甚至提出交易，说愿意给钱，甚至，嗯，你懂的。我当时就想，这姑娘的剧本怎么和我不在一个频道上？”
    德尼尔说到这儿，冲警察无奈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
    “我让她跪下，刀尖在她眼前跳舞，顺便在她脸上留下了几道‘纪念品’。她哭着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她，‘我要你安静。’我用绳子去完成我的‘沉默计划’，结果绳子质量不咋地，断了。她又开始挣扎，我只好动了真格，一刀下去，打开了她生命的倒计时。我还记得，我伸手进去，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
    警察听得头皮发麻，忍不住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德尼尔抬起手，像在重现当时的场景，仿佛在展示一场奇特的魔术表演。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警察追问。
    “我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她越来越虚弱，我干脆给她来了个彻底的‘解脱’，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几乎让她和这个世界说了永别。”
    “动机呢？”警察不死心。
    “和之前一样，纯粹的冲动。离开前，我踢了踢她，确认她不会再有动静。回到车边，发现交警在附近，我赶紧把手藏好，装作没事人一样溜了。”
    整个讲述过程中，德尼尔的表情比扑克脸还淡定，只有在谈及娜塔莉的“提议”时，他的嘴角闪过一抹轻蔑，仿佛在说，这种“低俗”提议是对他的侮辱。在他扭曲的逻辑里，娜塔莉的行为成为了他采用更极端手段的“正当”理由，而实际上，娜塔莉不过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在弗兰克斯顿的宁静街道上，流传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这个传说围绕着一位名叫德尼尔的奇特男子，他的眼中似乎永远燃烧着不为人知的怒火。
    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德尼尔在昏暗的酒吧角落，用沙哑的声音向一群好奇的酒客讲述了他的“战绩”——三起令人发指的谋杀案，以及他如何误入歧途，成为了这个小镇的噩梦。
    “那天下午，我手握尖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死唐娜。”德尼尔的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我从窗户悄悄爬进她的家，却发现她不在家。于是，我顺手解决了她那只无辜的猫，算是给她一个小小的警告。”
    酒客们听得目瞪口呆，纷纷追问德尼尔为何要走上这条不归路。他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仿佛在释放内心的压抑。
    “我恨她们。”他简单地回答道。
    “恨谁？”有人不解地问。
    “所有的女人。”德尼尔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恨。
    “所有的女人？”众人惊呼。
    德尼尔却仿佛陷入了自己的世界，继续讲述着他对女性的憎恨和仇视。然而，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却有一个例外——他的女朋友莎伦。
    “莎伦和她们不一样。”德尼尔的眼神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她是我生命中的光，我永远不会伤害她。”
    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德尼尔的疯狂而停止运转。1993年12月15日，德尼尔被正式起诉，他的罪行震惊了整个弗兰克斯顿。在法庭上，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却试图用童年的不幸和哥哥的性虐待来为自己开脱。
    负责诊断他精神状况的医生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虐待狂，一旦快感消失就会再次杀人。”
    最终，陪审团一致认定德尼尔罪大恶极，判处他三项终身监禁，永远不得假释。这个结果让受害人的家属们稍感慰藉，但他们知道，这并不能完全平息他们心中的悲痛和愤怒。
    德尼尔的故事成为了弗兰克斯顿永远的伤痛和警示。而那个曾经疯狂地憎恨所有女人的男子，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漫长而孤独的后半生。
    2004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大卫·德尼尔坐在自家客厅里，眉头紧锁地拆开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信纸上熟悉的字迹让他心头一紧——这是他的弟弟，那位此刻正关在巴旺监狱的囚犯写来的。
    “这家伙怎么知道我新单位的地址？”大卫无奈地嘟囔着，“我可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信上的内容让大卫更是哭笑不得：“哥，别好奇我怎么知道的。对于过去在法庭上说的那些事，我道歉，那是我撒的谎，我如今的处境跟你没关系。”
    大卫叹了口气，把信往桌上一扔，心想：“这弟弟，在监狱里还能搞出这么多花样。”
    巴旺监狱的负责人听说此事后，淡定地表示：“犯人虽然没网，但总有其他途径知道些事。寄信是他们的权利，除非家属明确表示拒绝。”
    “但我们会加强信件审查，确保不再给受害人家属带来伤害。”典狱长补充道。
    大卫回想起1992年，那时弟弟威胁说要杀了他们一家。他和妻子吓得逃到国外，直到去年弟弟被捕，他们才敢搬回澳大利亚。
    “这家伙要是死了，我也不会难过。”大卫愤愤地说。
    而德尼尔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狱中，他居然开始模仿女性的打扮，还嚷嚷着要改名保拉·德尼尔。他给哥哥的信上，也署上了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可惜，监狱方面没答应他的请求。
    “要改名？没门！我们得确保出狱后你能被警方盯紧。”监狱工作人员说道。
    德尼尔不死心，又提出要政府出钱给他做变性手术。他嚷嚷着：“我要像女人一样被对待！”
    可惜，澳大利亚人民可没这闲钱和闲心去满足一个罪犯的无理要求。法庭上，他的请求也被否决了。
    就这样，德尼尔只能继续以男人的身份，在男性监狱里服刑。也许在夜深人静时，他会想起自己曾经的狂妄和现在的无奈，然后苦笑一声：“看来，我对女性的感觉，真不是恨那么简单啊。”
    至于大卫，他收到那封信后，只是摇了摇头，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毕竟，跟一个疯子较劲，没什么好处。